第二天早上七点，祁同伟醒了。
他没有立刻起床，躺着看了会儿天花板，脑子里把昨晚那个人影在白杨树后面站了两分钟的画面又过了一遍。
然后坐起来穿衣服，洗漱完下楼。院子里那辆面包车已经不在老位置了，老徐来得比他还早。
他走进食堂的时候，老徐正坐在靠墙那张桌子前面喝粥，碗旁边放着一碟咸菜和一个馒头，馒头掰了一半搁在碟子边上，像是吃着吃着停下来在想什么事。
祁同伟打了粥和馒头在他对面坐下，老徐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昨天晚上的事，先问了一句：“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
“那行。”老徐把那半个馒头拿起来咬了一口嚼着，“白天不去现场了，下午再去。上午你先去一趟孙德胜的店里，跟他聊聊。我跟他打过电话了，说你会过去。”
老徐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站起来，端起粥碗把剩下的喝干净，往回收处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加了一句：“别穿警服。”
八点半，祁同伟到了建材厂门口。门开着，一辆小货车正在卸货，两个工人把成袋的水泥从车厢里搬出来码在门口的空地上。
他站在门外面看了一会儿才走进去，穿一件深色夹克，侧身的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像来办事的人。
堂屋里的光线有些暗，两个铁皮文件柜靠着东墙，柜门半开，里面塞满了各种票据和合同。
一张堆满账本的桌子上趴着一个男人，正低头翻一本被翻了很多遍的旧相册，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
“孙老板？”
“是我。你是老徐说的那个——”
“我姓祁。刑警队的。”祁同伟没有出示证件，只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昨天晚上厂里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孙德胜合上相册，声音不高，像是刚从某种不太好的情绪里缓过来，整个人看着有些发沉，嘴唇干裂，下巴上有一道没来得及刮干净的胡茬。
“前三次都是隔几天来一次，昨晚什么都没来，我心里头更不安生。他在等什么呢？”
“等一个他不会被人看见的时机。”祁同伟说，“你最后一次见到那辆白色面包车是什么时候？”
“第三次扔东西那天晚上，我从厂里出来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等我走到路口，那车就不见了。我没看清车牌。”
“你认识附近开白色面包车的人吗？”
孙德胜想了想。“前面村口有个开五金店的，开的是一辆白色面包车，但他跟我没仇没怨的，平时碰见还打招呼。”他皱了皱眉，“不可能是他。”
“不一定。晚上开白车的人，白天不一定跟你有仇。”祁同伟站起来，走到门口，指着路对面那排白杨树。“你厂里的监控，第一次坏是什么时候？”
“第三次扔东西之前差不多一星期。我找人来修过，人家说线路被剪断了。”
“剪断的？”
“剪断的。”孙德胜加重了语气，“不是老化的，是被人用钳子剪断的。”
祁同伟站在门口，阳光照在白杨树新发的嫩叶上，那些细小的叶子薄得近乎透明，在光里泛着浅绿色的光泽。
监控线路被剪断，那辆白色面包车在第三次扔东西之前已经踩过点了，扔三次的目的是确认孙德胜的反应，剪线路也是确认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提前一星期就准备好了要剪断监控线路，那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要做更大的一步。
“孙老板，你回忆一下，第一次扔东西之前大约一周，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太对劲的人或者事？不是直接吓人的那种，比如有人在你店门口停下来过、多看了一会儿，或者有人问过你晚上几点关门。”
孙德胜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个事。大约一个多月前，有个男的来店里看过货。他待的时间不长，转了一圈就走了，没买东西。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个点来店里的人都是来进货的，他转了一圈就走了。后来我想可能是同行来比价格的，没放在心上。”
“他长什么样？”
“三十来岁，不高，瘦，穿一件灰夹克。脸没看太清楚。”
祁同伟把这个描述记在脑子里。不高、瘦、灰夹克——跟昨晚在白杨树底下站了两分钟的那个人影对得上。
他又在店里待了大约十分钟，把孙德胜的店前店后转了一圈，然后告辞出来。他没有回面包车，而是沿着路对面那排白杨树往前走，数着步子一直数到尽头，折返回来，又数了一遍。
一共四十七棵，从第一棵到最后一棵，中间的间距大约两米半。昨晚那个人站的位置，大约是第十七棵。
他蹲下来，拨开第十七棵白杨树底下的落叶，地面上的划痕还在，比昨天看起来更清楚了一些。划痕不止一条，三条平行的浅沟，像是重物被拖拽时留下的，间距均匀，边缘整齐。
不像是铁管或者砖头被拖着走的痕迹——更像是一个有底座的、有一定重量和体积的东西被放在了地上，有人拖着它换了一个位置。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往回走。下午再去现场之前，他需要先查一件事——附近有没有什么人在一个月前买了一台比较重的设备，或者做过什么重型物资转移。
他回到刑警大队的时候老徐不在，隔壁办公室的人说老徐去县里调记录了。祁同伟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开笔记本，把新发现的三条平行刮痕画在纸上，在旁边标注了尺寸和方向。
三条刮痕指向同一个方向——从白杨树往厂区围墙的方向。如果那个东西是被拖过去的，方向是向外的，而不是向内的。
那个人不是把什么东西拖过来扔进厂里，是把什么东西拖离了现场——砸碎的不只是厂里的窗玻璃，还有他自己带着走的某种不会留在现场的东西。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台上自己做的标记。窗外那面灰墙上有一只麻雀落下来啄了两下又飞走了，翅膀扑棱的声音从半开的窗缝里透进来，清脆地响了两下又沉寂了。
他闭上眼睛，把所有碎片在脑海里重新排列了一遍：监控被剪断、白色面包车停了三分钟、三次扔东西的时间间隔、昨晚那个人站在白杨树后面两分钟、三条平行刮痕、七秒无声电话。
他挨个捋了一遍，最后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孙德胜老婆接到那个无声电话的时间，是第一次扔东西之前大约一周左右。
先打电话确认号码是活的，再剪监控线路，然后开始扔东西，然后昨晚来确认有没有人在蹲守。
那个人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心的推演和计算，不是一个为了泄愤而报复的仇家会做的事情，更像是一个有计划地、按节奏推进某个目标的人正在缓慢地逼近。他想不出孙德胜这种开建材店的老实人能惹上这样的人。
下午三点，老徐回来了，带了一份打印出来的通话记录。他走进祁同伟的办公室把纸放在桌上，用手点了一下其中一行：“查到了那个匿名号码的通话记录。一个月前它一共打过三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孙德胜老婆的，第二个是个空号，第三个是打给一个叫徐明的人，通了一分钟。”
“徐明是谁？”
“孙德胜前年辞退的一个工人。辞退的时候闹得不太愉快，因为工资的事。”老徐说，“我查了一下徐明的住址，就在建材厂后面那个村子里，走路十五分钟能到。”
祁同伟看着纸上那个名字，三根线在同一个点上汇合了——徐明，辞退的工人，住得近，有一个月前通过话的号码记录。他站起来。“去一趟徐明家。”
老徐开车，祁同伟坐在副驾。从县局到徐明所在的村子大约二十分钟，路越走越窄，最后一段是土路，两侧是矮墙和菜地，空气里飘着一股发酵后的肥料气味，混杂着傍晚潮湿的泥土气息。
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屋檐低矮，墙根下堆着柴火和旧农具。老徐把车停在一棵老槐树底下，熄了火。“从这儿走过去，别惊动。”
他沿着村道往里走，数到第三户。院门虚掩着，院子里堆着几摞旧轮胎和一台锈迹斑斑的切割机，墙角搭着石棉瓦棚子，里面光线很暗。
他刚要伸手敲门，一个人影从院角的阴影里站起来，瘦高个子，三十出头，穿一件灰夹克，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碗，正在喝什么，看见门口有人，他把碗放下了。
“徐明？”
那人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否认。
祁同伟没有进院子，就站在门槛外面。“孙德胜厂里那几回事，你知道吧？”
“我知道。”徐明的声音不高，没有怒气，也没有惊惶，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但不是我干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家。八点以后不出门，村里人都能作证。”
老徐在身后低声说了一句：“我打听过了，他说的确实是真的，那几次厂里出事的时候，村里有人看到他家的灯一直亮着。”
祁同伟站在门口，没有立刻回答。徐明家的灯一直亮着，那白杨树后面的人影是谁？监控线被剪断、白色面包车停了三分钟、三条平行刮痕——如果徐明不是那个人，那这些线索指向同一个人还是另一个方向？
他站在那扇虚掩的院门前面，手指搭在铁门框的棱角上，指腹压在粗粝的锈痕上，力道不重，但也没有松开。徐明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碗沿搁在嘴唇上，没有喝，也没有放下。
祁同伟站了很久，久到徐明的手指在碗边不自觉地摩挲了一下。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徐明站在那里的时候，双脚的间距是宽的，像是刚站起来；他身后那张塑料凳子的摆放方向，是正对着院门的。
这不是一个准备进屋的人会摆放的座位方向——徐明已经在院子里坐着等了一会儿，等他敲门。他知道有人会来。
祁同伟站在门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四步，但是谁都没有再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