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过后，王士元的日子变得更加忙碌。
白天，他照常在周家私塾教书；晚上，他回到家中，处理来自各地的密信。方仲文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负责传递信件、打探消息、联络各方。这个曾在军中做过书吏的汉子做事极为利落，而且嘴严得很，从不多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王士元用“千字锁”加密的方法，与王公、陆世仪、吕留良保持着定期通信。每一封信的右上角都有一个小小的记号，按着事先约定好的规律变化着，确保信件的真实性。信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人选的推荐、资金的筹集、地点的选择、时机的判断。
通过吕留良的介绍，王士元与海宁查家的查嗣韩取得了联系。查嗣韩比他小几岁，三十五六，生得高大魁梧，说话声如洪钟，一看便是个爽快人。他读了吕留良的引荐信后，对王士元的身份半信半疑，但在亲眼见到王士元那张酷似崇祯帝的脸后，当场便跪下了。
“查嗣韩叩见殿下！”他的声音在书房中回荡，“查家三代受大明皇恩，先祖父查继佐曾任南明兵部职方司郎中，后因抗清失败隐居海宁。家父查培继虽出仕清朝，但临终前仍嘱咐晚辈，‘朱家天下，不可忘也’。殿下有所差遣，查家万死不辞！”
查家的支持，让王士元的钱粮问题有了着落。查嗣韩当场答应，每年提供五千两白银的资助，外加五百石粮食。这些钱粮，足够王士元招募和养活一支小规模的队伍了。
除了查嗣韩，吕留良还介绍了另外几个人：嘉兴的沈起、湖州的吴之镕、杭州的孙治。这些人都是江南士人中的佼佼者，有的是前明官员的后代，有的是抗清志士的子弟，都对清朝心怀不满，愿意为恢复汉家天下出力。
王士元没有急于见所有人。他让吕留良先替他把把关，将那些真正可靠、有能力的人筛选出来，然后再逐一见面。他不怕慢，只怕出错。在这个行当里，一个错误就可能意味着灭门之灾。
在联络各方志士的同时，王士元也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
周家私塾的二十来个学生中，他已经筛选出了几个重点培养对象。除了之前注意到的陆承宣和徐骏，他又发现了两个好苗子。
一个是顾贞观，年十五，无锡本地人。这孩子生得白净斯文，说话慢条斯理，但文章写得极好，尤其擅长策论。他的父亲顾景文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与顾炎武是本家。王士元偶然得知，顾贞观的叔父顾予咸曾在明朝做过官，明亡后绝食而死，是个忠烈之士。这个家庭背景，让顾贞观对清朝天然就没有好感。
另一个是秦道然，年十三，也是无锡人。这孩子年纪虽小，但心思极为深沉，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对兵法很感兴趣。王士元有一次在课上讲到《孙子兵法》，秦道然课后找他借书，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分析得头头是道，让王士元刮目相看。
王士元对这些学生，采取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他从不直接说清朝的坏话，也从不鼓动他们反清复明，而是在讲课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一些价值观。
比如讲《孟子》时，他会着重讲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章，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仁政”。讲《史记》时，他会讲那些忠臣义士的故事，让学生知道什么叫“舍生取义”。讲诗词时，他会选一些文天祥、陆秀夫等南宋忠臣的作品，让学生感受到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他还会在课后与学生们闲聊，讲讲前朝的故事，讲讲江南的风土人情。在这些闲聊中，他会有意无意地提及清军南下时的暴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他不说这些事是谁干的，只是客观地讲述历史，但学生们自然听得出来，这笔血债该记在谁的头上。
渐渐地，他发现这些学生的眼神变了。
陆承宣开始主动找他讨论“华夷之辨”的问题；顾贞观写文章时，开始用“本朝”来称呼明朝，用“清虏”来称呼清朝；秦道然偷偷找来了几本兵书，在课间研读；徐骏更是直接，有一次课后悄悄问王士元：“先生，这天下，还能回到汉人手中吗？”
王士元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只要人心不死，天下就有希望。”
徐骏听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王士元知道，这些种子，已经在这些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了。等到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当然，他也不是对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周家私塾中也有几个学生，家里是清朝的官员，或者是对清朝忠心耿耿的人家。对这些学生，王士元只是按部就班地教书，从不越雷池一步。他知道，这些人中说不定就有官府的耳目，不能不小心。
这种“因人施教”的方法，让王士元在私塾中站稳了脚跟。周文炳对他很满意，学生家长们也都很认可。没有人怀疑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竟然在暗中编织着一张巨大的反清网络。
康熙十二年的春节，在忙碌中悄然来临。
除夕那天，王士元一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桌上比平时丰盛了不少，有鱼有肉，还有一壶黄酒。胡氏忙了一整天，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
大儿子王和璋给父亲斟了一杯酒，道：“爹爹，儿子敬您一杯。”
王士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笑道：“璋儿今年又长高了，再过两年，就要比爹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