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没有把朱伯伦带出旧轨道。
石门重新塌死，铁冠步兵在另一面试探了两次，没有再冲。马尔塞把剩下三颗枪弹交给贝克，自己背起五号堡的观察兵；马蒂厄拖着药箱，药箱底下漏出一条褐色碘酒。他们从裂开的通风孔爬出去，谁也腾不出两只手抬一具尸体。贝克临走前把值勤表撕下，塞进朱伯伦军装内袋，又将那只空铁锅扣在他身边，免得老鼠先碰到脸。
黑皮指挥日志已经过了第二道铁门。年轻装填手没找到阿贝尔，只在一辆装伤员的煤车边碰见主堡书记员。书记员认得德维尔的封泥，也认得油布包里那张薄得反常的纸。他把日志缝进担架底布，把异常报告另夹进一叠肺伤登记，想让两样东西走两条路。
他没能藏过第三道检查。两名边境宪兵先摸到担架下面的硬角，拆线时，那张异常报告又从肺伤登记里滑出来。日志和薄纸一并被扣下，收条上只写“军用档案，待回收”，经手栏盖了一个没有图案的长方印。装填手伸手去抢，被枪托砸开刚结痂的右掌。书记员扶住他，没再争；三份摘录已经随医院车、运尸队和阿贝尔身上的名单出了外折弯。那些纸没有封皮，沾着血，还有一份被人拿来垫过湿鞋，检查兵连翻都嫌脏。
日志原件此后没有进入王国公开档案。三份摘录却互相打架：一份记下了七百六十一名放行者，一份多写了十九个没有证件的孩子，阿贝尔那份把活人和尸体挤在同一栏。谁想从里面挑出唯一真数，都得先决定那十九个孩子该不该算进去。
阿贝尔把自己的摘录缝在裤腰里，过检查时被针脚磨得一直流血。到了临时收容站，他才发现纸只剩四页，最后一页被汗和血污成一团，二十三副担架的去向全糊了。收容站书记让他按总数重填，少的先算失联。阿贝尔把桌子拍得墨水瓶蹦起来，非让人去车棚数空担架，又拖来两个抬尸工认人。二十三个里找回十七个名字，另外六个仍空着；他没随手拿“无名伤员”堵上，只在每一格里画了一道横线，准备留到第二天继续问。
贝克后来收到一张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收条，才知道原件被拿走。他把那张收条折进靴底，走路磨了两个月，长方印先烂，字还剩着。他没有再见过马尔塞。有人说下士跟伤员车到了南边，也有人说他在下一道壕沟拿三颗枪弹换了一双没破底的靴子；两种说法都很像他，谁也没能确认。
一月末，铁冠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奥托因为少了两根脚趾，只领到一只袜子。军需下士说另一只等伤残证明下来再补。奥托把那张证明拍在桌上，指着底部的全残等级问：“脚趾按五根收走，袜子凭什么按半只发？你们矿井塌了，也只赔半个死人？”
同病房有人笑，笑着牵动肺伤，咳了很久。晚上熄灯后，那人听奥托哼起歌，沙哑地接了下一句：“下去的人认彼此的灯。”奥托在黑里撑起半边身子，“谁教你的？”那人说北边矿区都唱，谁先唱的没人管。奥托摸了半天，摸到一截护士丢下的铅笔，“先唱这个的人叫保罗·米勒。写下来。别把名字漏了，漏了，老板就会说歌是矿井自己长出来的。”
第二天，那名肺伤兵把保罗的名字写在绷带纸上。纸太软，保字的一撇透到床单上，洗了两次也没洗净。歌没有按奥托教的版本传，第三句很快就唱错了；名字倒留着，从一张扣饷申诉背面爬到另一张。
塞福涅在越境货车里听见了洛林最后三次震动。车厢已经离要塞很远，炮声只剩沉闷的余响，她仍从口袋里取出那张收益表，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道短线上逐一画圈。铅笔断在最后一道，她用断芯把圆补齐，指腹也染成黑色。二十四个圆大小不一，有几个被雨水泡开，看上去像一串坏掉的铜钱。
这一次的一月就这么过去了。
二月，有人愿意用一笔足够她在中立国住十年的钱，买走全部保险副本、银行底账和真实姓名。来人把钱说了三遍，第三遍还附了一张不记名的船票。塞福涅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承认价格漂亮，随后把最关键的对照页撕成四份：一份塞进工会索赔书，一份交给小报编辑，一份随死者遗物进了教会档案，最后一份压进银行追索函。
“您这样卖不出最高价。”来人说。塞福涅把空文件袋推回去：“我知道。最高价里还包含了封口的费用，这场生意我不提供这项服务。”来人提醒她，拆开的证据会互相冲突，而她已经在四份上各改了一个数，正用指肚慢慢捻去橡皮屑，“让他们先花钱分真假，哪怕是追债的人也该先交路费。”
白手套的代理人后来提走了教会档案里的那一份，追到银行时，追索函已被三个互不相认的办事员各抄过一次。他们能确认一条路被回收，不能确认剩下三份里哪一份故意改了名字。
米洛什在边境修理厂借到一把细锉。他先把桥梁裂纹的检查步骤抄在四张廉价包装纸上，交给四个不会算完整载荷的人；再拆开那只三角形密封件，把会让整座桥在共振中崩开的参数削成铁屑。厂长问他为什么留下检查法，却毁掉精确表。
“会看裂纹的人越多越好。”米洛什吹掉锉齿里的黑末，“能让裂纹按时崩开的数，一份就嫌多。”厂长说军方会再算一遍，他点头，把最后一块带刻度的铜片夹进钳口，多锉掉两毫米，“那就让他们自己犯一次错。别拿我的误差去卡死别人。”
四张包装纸有两张抄错。米洛什没有收回去重写，只逐行标出错处，逼四个学徒自己修改。改到第三遍时，最年轻的学徒已经会从铆钉边缘摸出肉眼几乎看不出的滑移。
霍夫曼到三月才可以靠着床头坐稳。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把护士递来的伤员名单从头看到尾；第二件事，是问那七名临时搬运工为什么还被写成“身份不明”。护士说其中两个人连军装都没有，霍夫曼把纸压在膝上，慢慢写出两个名字，又在第三个空格前卡住。
他卡了十分钟，没有拿一个听起来顺耳的名字补进去。当天夜里，他让护士把“身份不明”改成“姓名待查，已参与一月三十一日撤离”。字多，占了两行，登记员第二天来骂，说一页表只能塞三十二个人。他用夹板把表挪回床边，“那就少塞一个。人没查清，不是漏掉。你要腾地方，就从我的病情说明里省。”登记员没理他的强硬，还是骂骂咧咧地加了一张纸。
王国官方没有采用这些写法。
德维尔少校的讣告刊在春季军报头版，称他奉王命死守洛林，直到最后一条军用通道关闭。照片上的礼服是六年前拍的，肩章比他死时完整，脸也年轻。开放通道的手令没有刊发，七百余名放行者被合并成“后方转移”。宪兵接管报告里关于伤亡数字的争执删得只剩一句：现场秩序一度混乱，关键时刻洛林要塞体现出了极高的人文主义关怀和ZF极强的原则性。最后军报的结尾依然是天佑王国，王护佑着这片土地。用校对员的话说：“相信咱爸。”
军报清样时，原先还有“擅自开放”四字，校对员用黑墨涂成“奉令疏散”。他涂得太急，油墨干后裂开，举到亮处仍能清楚看见下面的笔画。没人为此重印整版，只有装订女工在折页时看了两眼，把那张裂得最厉害的清样悄悄塞进脏兮兮的工作围裙最整洁的内衬里。
讣告下面原本排着一小栏普通死者姓名。付印前，编辑为给王室悼词让地方，把那一栏整个挪到次页。次页油墨不足，“朱伯伦”三个字只印出朱字上半截，后两个字是一团浅灰。马尔塞寄来的值勤表没能证明更多，它在军邮袋里走了四个月，抵达时左下角已经被潮气吃掉，七点零六分只剩一个七。
那一年仍往下走。账单继续追债，桥还要检修，伤病名册越抄越厚；有人记错，有人故意改，有人只来得及在绷带上留下一撇。洛林先从公报里变成一场胜利，又从报纸边角变成旧日往事。黑皮日志躺在一只无标记的档案盒中，封面慢慢起皱，里面那张异常报告仍夹在“军用档案，待回收”的收条后面。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里十一点五十九分，战争没有结束，伤亡没有停止，数字不知大小。值夜的档案员合上盒盖。他没有看见薄纸折缝里那点干透的血，只把灯芯旋低，抱怨这一年的煤油总有股焦味。走廊钟摆偏了一格，分针抖着，没有立刻压上十二。
最后一点光蜷进玻璃罩。
黑暗里，有人按了一下开关。
灯只闪了闪，没亮。隔了半息，又按第二下，旧灯罩里才撑开一圈浅黄的光。灯下压着半张超市小票，风油精瓶口没有拧紧，一团深色毛线滚到针线盒旁边。针从布里穿过，细线被一双泡得发白的手指慢慢抽紧。
桌上有一碗菜粥。热气擦过灯罩，米粒煮得还没全化开，卧着一只荷包蛋和几丝青菜；盐似乎放得稍多，但是芝麻香油的气味飘在鼻子里却暖。
朱伯伦恍惚间听见勺沿轻轻碰了一下碗沿。
有个熟悉的声音隔着热气唤他：
“朱伯伦，醒醒，先把饭吃了。”
他兀的又睁开眼，这次周围的环境似乎熟悉了许多，天气也不再是那种刺骨的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