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特区。上午九点。
周晓禾的办公室在国会山附楼三层。窗户朝东。阳光打进来，照在桌上那面牙齿党的小旗子上。旗子是蓝底白牙，不大，插在笔筒里。
旁边搁着一张名单，密密麻麻几十个名字。牙科诊所、社区保健站、工会联系人。全是基层联络人，一个华盛顿的政客都没有。
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党鞭办公室的助理。抱着一摞传真。最上面一张，纸头印着联合国的徽标。
“周主席，联合国发了声明。”
“哪个部门？”
“秘书长办公室。直接发的。全球通稿。”
周晓禾接过去。纸还带着传真机的余温。一边角上有焦痕，热敏纸卷得翘起来。标题只有一行，加粗的。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那些你看不惯的人。”
底下是正文。不长。两百来个单词。念到一半，周晓禾把纸放下来。手指点了点桌面。
“谁起草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但秘书长办公室过了目。相当于秘书长本人背书。”
“措辞谁定的？”
“据说吵了六个小时。发展中国家要硬。发达国家要软。吵到最后，一个塞内加尔的外交官说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写这句话，这个声明就废了。写了，才有人信。’”
“原话？”
“原话是，‘病毒不查护照。病毒不查选票。病毒只查免疫系统。’”
周晓禾把那张传真翻过来。背面是空白。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两个字。
“免疫。”
上午十点。麦金利的办公室。
麦金利坐在旧牙科椅上。手里那份联合国声明已经看了三遍。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西装革履，是国务院派来的联络官。姓林，华裔，中文说得很流利。
“麦金利先生，国务院希望牙齿党在国会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支持联合国的立场。”
“支持什么？”
“支持‘共同敌人是病毒’这个提法。”
“你们国务院自己为什么不发？”
林联络官顿了一下。
“因为……有些州长已经公开反对了。国务院发声明，等于直接跟那些州长对上。白宫现在的策略是，不正面接。让民间先吵。吵到差不多了，再出来收拾。”
麦金利把声明放桌上。拐杖靠在椅子边，手撑着扶手，慢慢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国会山北草坪。几个游客在拍照。有个小孩在追鸽子。鸽子飞了，小孩笑了。
“你们让我发声明。我发了，那些州长就会说，牙齿党跟白宫穿一条裤子。牙齿党拿白宫的钱。牙齿党不是人民的党。”
“所以国务院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们国务院不发，让我发。发了，牙齿党就得替你们挡子弹。挡完了，你们再出来当好人。这买卖，我不干。”
林联络官脸白了。
“麦金利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但你们那个流程，就是这个意思。回去告诉你们司长，声明我可以发。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白宫要同时发。我不当挡箭牌。要挡，一起挡。”
林联络官走了。走的时候，那张联合国声明留在桌上，没带走。麦金利坐回牙科椅。拿起电话，拨了周晓禾的号码。
“晓禾。你看到联合国的声明了？”
“看到了。刚看完。”
“你怎么想？”
“写得很好。但光靠一份声明，不顶用。”
“为什么？”
“因为声明是纸。纸不会治病。纸只会吵架。那些牧师，那些州长，那些在推特上骂我们的人。你给他一张纸，他拿过来撕了。撕完了，继续骂。你得给他们看见，一个人在吃药，另一个人在骂。吃药的人活了。骂人的人哑了。这才有用。”
“你说得对。所以我打这个电话，是想问你一件事。”
“您说。”
“霍兰德的儿子。今天早上给我发了条短信。”
“霍兰德的儿子？那个在记者会上讲话的？”
“对。他说，他想去南岛国。不是去治病。他病好了。他想去学。学怎么当志愿者。回来，去俄亥俄的戒毒所，帮那些还在里面的人。”
周晓禾沉默了几秒。
“他父亲知道吗？”
“不知道。他说，他先斩后奏。”
“机票谁出？”
“我出。从牙齿党的活动经费里走。不花纳税人的钱。”
“那他去了南岛国，住哪儿？”
“念念那边有志愿者宿舍。就是集装箱改的。十五平方米。一张床，一个桌子，独立卫浴。月租两百南岛国币。”
“两百南岛国币，合多少美元？”
“不到三十。”
“三十美元一个月。租一间带独立卫浴的房子。在华盛顿，三十美元连一个停车位都租不到。”
“所以啊。有些地方，人住得起。有些地方，人住不起。”
麦金利挂了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旧信封。信封上写着“费城。乔治。诺瓦克转”。里面是诺瓦克的信。又看了一遍。这回看的是最后那段话。
“念念。我信你。因为你不问来路。只看病。”
把信放回去。锁进抽屉。钥匙转了两圈。
中午。纽约。联合国总部。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是一个爱尔兰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站在讲台后面，面前一堆话筒。底下记者挤了三层。摄像机的红灯亮了一片。
“秘书长今天上午发表了关于上帝之手启动艾滋病攻关的声明。核心只有一句话，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那些你看不惯的人。秘书长强调，医学不分国界，也不分身份。一个三岁的孩子因输血感染，和一个成人因共用针头感染。在病毒眼里，没有区别。在医学眼里，也不应该有区别。”
底下记者举手。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福克斯的。
“秘书长是否担心，这个声明会被解读为对吸毒和性交易的变相鼓励？”
发言人看了他一眼。
“秘书长担心的是，有些人把病毒当成了审判工具。病毒不会审判。病毒只会感染。你把一个人关起来，病毒不会因此消失。你把一个人治好，病毒才会少一个宿主。”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bbc的。
“秘书长是否支持上帝之手团队直接向南锣国派遣医疗队？南锣国目前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也不在南岛国主权范围内。”
“秘书长的立场是，医疗援助不应以政治地位为前提。埃博拉暴发的时候，我们去过非联合国成员的地区。霍乱暴发的时候，我们也去过。病毒不进联合国的大门。它只进人的身体。”
第三个站起来的是一个法国记者。
“有评论说，上帝之手此举是在为南岛国收编南锣国铺路。秘书长对此有何回应？”
“秘书长的回应是，如果治病也算铺路，那这条路，铺得越多越好。路修好了，病人走得进去。病毒走不出来。”
发布会开了半小时。发言人一共说了三次“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最后一次，底下有人鼓掌。掌声不大，但没停。
下午两点。希望岛。上帝之手大楼。
念念坐在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联合国声明。一份是麦金利的信。一份是诺瓦克的信。桌上还放着一杯茶。凉的。没动过。
秦铮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摞新的检测报告。看到念念在发呆，把报告放桌上，没说话。坐到对面。拿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没吐。咽了。
“你在想什么？”
“想一句话。”
“哪句？”
“联合国那句。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那些你看不惯的人。”
“想不通？”
“想通了。但我想的更深一层。那些你看不惯的人。谁是那些你看不惯的人？”
“吸毒的。卖淫的。乱搞的。”
“对。联合国把这三类人跟病毒分开了。病毒是敌人。这三类人不是。这个逻辑，对。但还有一层，联合国没说出来。”
“哪层？”
“那些你看不惯的人。谁在看？谁在不惯？是正常人。是健康人。是没得病的人。是坐在电视机前面、拿着选票、发推特的人。他们看不惯病人。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会病。今天看不惯这个，明天看不惯那个。看到最后，医院里躺着的，就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