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杂志前主编推了推眼镜。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问错了方向。你想想，避孕药发明之前，性开放不开放？开放。避孕药发明之后，性开放不开放？也开放。所以开放不开放，跟药没关系。跟人有关系。人有敬畏，没药也有敬畏。人没敬畏，有药也没敬畏。你把药拿走了，没敬畏的人，还是没敬畏。他还会得病。得了病，传染别人。传染别人，最后还是害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治比不治好？”
“治比不治好。这是医学的基本逻辑。你治病，病人活。病人活，少一个传染源。少一个传染源，少传十个。少传十个，少十个家庭被毁。这笔账，连小学生都算得清。”
策略师忍不住了。
“那道德呢？道德就不管了？”
“道德要管。但道德不是用来杀人的。道德是用来救人的。你拿道德杀病人，病人死了，你的道德就赢了？赢了一个死人。这叫什么赢？”
主持人赶紧切广告。广告里是牙膏。白色的泡沫。笑得灿烂的牙齿。
俄亥俄，辛辛那提。下午两点。
霍兰德的记者会开始了。教堂门口摆了三十把折叠椅。坐了二十几个人。大多是老人。有几个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拒绝道德沦丧”“保护我们的孩子”。
霍兰德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圣经。翻到某一页。念了一段。念完了，抬起头。
“上帝之手，要治艾滋。我们要问，他们凭什么？他们问过我们吗？问过我们的孩子吗？问过我们的信仰吗？”
底下有人喊，“没有！”
“他们没问。他们自己决定了。他们觉得，病就是病。治就行了。可我们觉得，病背后，是罪。罪不除，病就治不好。你今天治了艾滋，明天他们就会说，吸毒没关系，反正有药。卖淫没关系，反正有药。乱搞没关系，反正有药。到最后，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长大。他们会变成什么？”
底下有人哭。有人低头祷告。
第一排。苏珊坐着。穿着那件补了牙之后才敢穿的碎花裙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不大。纸板做的。上面用马克笔写了一行字，“我儿子在戒毒所活下来了。靠的是药。不是骂。”
霍兰德看见了她。目光停了一秒。嘴张了张。没说话。继续念。
苏珊没动。牌子举着。手不抖。三十年的不敢笑，今天笑了。笑的时候，皱纹挤在一起。但眼睛是亮的。
记者会开了四十分钟。霍兰德念了七段圣经。骂了上帝之手六次。到快结束的时候，底下有人站起来。一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坐在最后一排。穿着卡车司机的工装。手里没牌子。
“爸。”
霍兰德愣住。手里的圣经差点掉了。
“你说什么？”
“我说，爸。那个戒毒所。我在里面待了七年。共用针头。我也用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出来了吗？因为有人给我药。不是骂。是药。”
教堂门口静了。风停了。二十几把折叠椅，没人动。
“你给我念了七年圣经。我一句没听进去。因为圣经治不了我的瘾。药能。你给我送饭，送衣服，送钱，我都没要。因为我知道，你送那些，是为了让我‘悔改’。我不悔改。我改不了。我改的时候，是有人给我药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病了，先吃药。病好了，再说别的。’”
霍兰德站在台阶上。圣经从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没捡。
“你……”
“我不恨你。爸。但你别骂上帝之手。他们治的是病。病好了，我才有力气想别的。你想让我悔改，你先让我活着。你让我活着，我就有机会改。”
年轻人转过身。往教堂外面走。走了几步，停下来。没回头。
“你念的圣经。有一句，‘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你念过。你不信。我信了。”
他走了。教堂门口，二十几个人，没人说话。苏珊把牌子放下来。放腿上。牌子上的字朝上。太阳照着。字很清楚。
华盛顿，傍晚。麦金利办公室。
桌上摊着三份东西。一份是当天的民调。一份是诺瓦克的信。一份是苏珊从俄亥俄发来的简短汇报。
麦金利坐在旧牙科椅上。就是他爹留下来的那把。铁锈蹭了一裤子。没管。手里拿着诺瓦克的信。看了两遍。
“迈克。”
“在。”
“诺瓦克那封信，你看了没有？”
“看了。”
“他替一个老病人的儿子求药。那个老病人叫乔治。在通用干了二十多年。儿子的病，是在戒毒所里染的。现在躺在医院，发烧。药费一个月三千。”
“我知道。我已经让人去查那个医院了。”
“查什么？”
“查他们收不收南岛国的药。”
“收不收？”
“不收。联邦规定。进口药必须经过FdA审批。上帝之手的药，还没批。”
“那怎么办？”
“诺瓦克在信里提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他说，让乔治的儿子，去南岛国。上帝之手有医疗签证。专门给这种，美国医院治不了、又等不起的人。”
麦金利把信放下。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到窗前。华盛顿的傍晚，天还没黑。国会山的圆顶，亮了灯。远远的，像一颗半明半暗的珠子。
“去南岛国。从费城到希望岛。飞多久？”
“加上转机，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一个发烧的人，撑得住吗？”
“诺瓦克说，撑得住。因为他知道，到了那边，有人会接他。接他的人，不会先问他怎么得的病。只会先给他一碗粥。”
麦金利转过身。拐杖在地上敲了一下。
“写信。给念念。用我的名字。说，‘费城有个二十三岁的卡车司机。在戒毒所里共用过针头。现在发烧。药费一个月三千。他爹卖了旧卡车，凑了两千。差一千，我来补。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张床。一张在南岛国的床。’”
“就这些？”
“再加一句。”
“什么？”
“就说，‘你们治的是病。我们治的是人。但人跟病，本来就是一回事。你们在前面拆病。我们在后面接人。接住了，才算治完。’”
迈克记完了。把本子合上。
“老板。还有一件事。”
“说。”
“霍兰德的儿子。今天在记者会上讲话了。讲完就走了。霍兰德没再念圣经。记者会提前散了。”
“霍兰德后来干什么了？”
“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教堂台阶上。坐了很久。手里拿着圣经。没翻开。就拿着。”
麦金利坐回牙科椅上。铁锈又蹭了一裤子。
“那把椅子，我爹的。他牙疼了二十年。没钱治。最后自己拔。拔完了，感染了。发烧。躺在床上，跟我说，‘儿啊，你以后要是能治牙，就治。别管他是谁。牙疼不认人。’”
“你做到了。”
“做到了一半。牙治了。别的病，还得靠你们。靠念念。靠秦铮。靠那些，不先问‘你干了什么’、先问‘你哪儿疼’的人。”
窗外，天黑了。国会山的灯全亮了。圆顶像一颗扣着的碗。碗里装着什么，看不见。但光从碗底透出来，一圈一圈的，像水的波纹。
麦金利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等了一会儿。通了。
“周晓禾。”
“我正要打给你。”
“你先说。”
“宾州、俄亥俄、密歇根，三个州的支部，今天收到四百多个电话。全是骂的。但也有二十几个，问怎么捐钱。”
“捐钱？给谁捐？”
“给上帝之手。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说她老伴就是艾滋走的。走了二十年。她一个人过了二十年。今天看见新闻，哭了。说要捐一百块。那是她一个月的菜钱。”
“收不收？”
“收。我让人收了。记了名。以后，上帝之手要是建纪念馆，把她的名字刻上。”
“纪念馆不急。先救活的。”
“我知道。对了，还有一个消息。”
“什么？”
“英国那边。牛津和剑桥，两个医学院，同时发声明。说支持上帝之手的决定。措辞比柳叶刀还硬。原话是，‘医学不审判。医学只治疗。’”
“法国呢？”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明天开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否跟进上帝之手的艾滋病攻关计划’。据说，会通过。”
“德国？”
“冯家那边，已经在动了。冯家老家主给柏林那边打了电话。具体说什么不知道。但柏林夏里特医院，欧洲最大的大学医院，今天下午取消了原定的一场艾滋病研讨会。改成了，‘桥接医学与艾滋病，新路径探索’。”
麦金利把电话换到另一只耳朵上。椅子底下，铁锈蹭了一地。
“晓禾。”
“嗯？”
“你说，我们做这些，值得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就是，今天看见霍兰德儿子那个样子。想起我爹。想起那些，疼了一辈子、到死都没人管的人。我们做的，能让他们少疼一点吗？”
“能。”
“能就好。能就好。”
麦金利挂了电话。坐在旧牙科椅上。没动。灯没开。房间里只有窗外的光。国会山的灯，照着华盛顿的夜。照着那些亮着灯的窗户。窗户里，有人在看新闻。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写支票。
麦金利把拐杖靠在椅子边。闭上眼睛。
“牙治了。别的，在治了。”
窗外的风，吹动了窗帘。窗帘角扫过桌上那封信。信纸掀起来。最后一页朝上。上面是诺瓦克写的最后一句话。钢笔写的。字迹很潦草。
“念念。我信你。因为你不问来路。只看病。这世道，问来路的人太多。看病的太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咱俩加起来，不多。但够开个头。”
风停了。信纸落回去。盖住了那行字。但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