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刘富国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一摞卷宗，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旁边放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浓茶。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凌晨两点。这是案发后的第三天，他已经整整三个晚上没有回家了。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全是所里的骨干民警，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厚厚的材料，但谁也没有说话。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角落里，一个年轻民警趴在桌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半支没抽完的烟；另一个老民警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眉头紧锁，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刘富国咳嗽了一声，打破了沉默：“都说说吧，查到什么了？”
没有人接话。过了好一会儿，一个民警才开口：“刘所，我们这一组把银行周边所有商铺、摊贩都走访了一遍。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说，当天上午确实看到一个骑二八杠自行车的中年女人从银行门口经过，后座上绑着一只帆布包。
她记得挺清楚，因为那女人骑得不快，还在她摊子前停了一下，问了一句‘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老太太说两毛，那女人笑了笑，说‘太贵了，买不起’，就骑车走了。之后就没再见着人。”
“就这些？”
“就这些。老太太说那天街上人不多，她也没太注意那女人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摊贩，都说没印象。”
刘富国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又问：“卡口那边呢？有没有查到出城的记录？”
另一个民警接过话头：“查了。全城四个出城卡口，当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所有人员、车辆登记记录，我们全部核对了一遍，没有发现刘喜凤的名字，也没有发现符合她体貌特征的女性出城。不过……”他顿了顿，“卡口的民兵说，当天上午十一点多下了一阵小雨，执勤的人躲雨去了，有大约半个小时的盲区。如果她是在那段时间出的城，可能没有被登记到。”
“下雨？”刘富国皱起眉头，“那天上午就下雨了？”
“一阵小雨，不大，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停了。真正的大雨是晚上，下了整整一夜。”
刘富国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那卷卷宗，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刘喜凤的照片——一张黑白证件照，四十来岁的女人，圆脸，短发，眉眼温和，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这案子太蹊跷了。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出纳，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女人，就这么连人带钱凭空消失了？他干了二十多年公安，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可这么诡异的，还是头一回。
“刘所，要不……扩大搜索范围？”一个年轻民警试探着问，“把周边的县市也查一遍？”
“查？怎么查？我们一共就这些人，把全城翻了一遍已经够呛了，还扩大到周边县市？”另一个老民警摇头，“再说了，那十万块钱要是真被她带走了，她肯定早就跑远了，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出了省，上哪儿找去？”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我没说算了，我是说……得换个思路。”
“换什么思路？还能有什么思路？人没了，钱没了，连个影子都没留下，这就是一桩无头案！”
会议室里又陷入沉默。刘富国没有接话，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湿冷的土腥味——前几天那场大雨的余韵还没散尽。他点了一根烟，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夜色，心里堵得慌。
区领导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三天，我要一个交代。”今天是第三天。明天，他拿什么交代？
另一头，铝合金厂家属院深处，那扇深红色木门里，王自峰也没有睡。
他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一本相册。相册里全是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刘喜凤抱着女儿站在厂门口，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一家三口在公园里划船，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女儿过生日，刘喜凤蹲在她面前，手里托着一块小小的蛋糕，脸上沾着奶油，笑得像个孩子。
他翻着翻着，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那是他们结婚时的合影，刘喜凤穿着红棉袄，扎着两根辫子，低着头，羞涩地笑着。那一年她二十三岁，他二十五岁。
“喜凤……”他低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喉咙发紧，眼眶一阵酸涩。
这三天，他白天跑派出所，晚上跑铝合金厂保卫科，逢人就问：“见着我媳妇儿没？你们见着我媳妇儿没？”一开始还有人同情他，安慰他两句。
后来，人们看他的眼神变了——那种眼神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一种怀疑。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他媳妇儿偷了十万块钱跑了，他还能不知道？说不定就是两口子商量好的。”
“就是，装的倒挺像。白天哭天抹泪的，晚上说不定躲在屋里数钱呢。”
“你们说，那十万块钱，他能分多少？”
这些话，他听到过，但他没有力气去争辩。他只想找到妻子，只想问一句：你到底去哪儿了？他知道她没有跑。他比谁都清楚。她走的那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给他和女儿熬了粥，蒸了两个窝头，自己就着咸菜喝了一碗粥。
出门前，她蹲下来给女儿系鞋带，摸了摸女儿的头，说：“好好上学，听老师的话。”然后她推着自行车出门，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中午我不回来吃了，厂里还有事。你记得给闺女热饭。”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王自峰合上相册，双手捂住脸。他想起她走的那天，没有什么异常——没有收拾行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出了门，像往常一样骑车去银行取钱，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不会跑的。他心里清清楚楚。她那么爱这个家，那么爱女儿，那么在乎这份工作，她怎么可能丢下一切跑掉？可他不知道该跟谁说，也没有人愿意听他说。
他去派出所，民警们敷衍他：“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正在查，你先回去等消息。”他去厂里，保卫科的人躲着他走。他去街道，街道办事处的人只是叹气：“王师傅，你要想开点……”
想开点？他怎么想开？他媳妇儿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她是贼，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守着女儿天真的追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他该怎么想开？
那天傍晚，他又去了一趟派出所。刘富国正在办公室里抽烟，看到他进来，皱了皱眉：“王师傅，你怎么又来了？”
“刘所长，我想问问……案子有进展了吗？”王自峰站在门口，声音有些沙哑。
刘富国弹了弹烟灰：“还在查。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刘所长，我真的跟您说，喜凤她不会跑的。”王自峰忽然提高声音，“她在厂里干了十年，从来没出过错！她是那种走在路上都要捡起一块砖头怕绊倒别人的人，她怎么可能偷厂里的钱？她连一分钱都不敢多拿别人的！您信我，她肯定是出事了！求求您，再查查吧！”
他说到最后，声音带着哽咽，眼眶通红。刘富国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王自峰的诉求——他认为妻子没有跑，认为妻子是出事了。
可问题是，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刘喜凤是出事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没出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她带着钱跑了。
“王师傅，”刘富国沉默了一会儿，尽量放轻声音，“我知道你着急，也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现在……确实没有查到有价值的线索。你放心，案子还在查，我们不会放弃的。”
王自峰没有说话。他站了一会儿，低下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停下来，背对着刘富国，说了一句：“刘所长，她真的不会跑的。我了解她。她要是真跑了，她不会不带女儿的照片。”
刘富国没有接话。他看着王自峰走出大门，消失在夜色里，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更难受了。
第三天夜里，派出所再次召开全员复盘大会。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但气氛比前两天更加压抑。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就是区领导给的期限，可谁也没拿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来。刘富国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那摞卷宗，烟灰缸里的烟头又堆满了。
“谁还有话说？”他扫了一圈，没有人应声。
沉默了很久，角落里一个年轻民警小声嘟囔了一句：“要是咱们有那种特别厉害的警犬就好了……我听说有的地方的警犬，能闻出好几天前留下的气味，追踪几十里地。咱们这案子要是能有一条那样的狗，说不定还能找到点线索。”
这话说得很轻，却让刘富国猛地抬起了头。警犬。追踪。他忽然想起一个人——轧钢厂保卫科的卫辰，和他养的那条叫大黄的狼青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