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窗口没有摄影师。
陈维明把摄像机留在场地方指定位置，由固定机位自动记录。他自己坐在观察室最后一排，秒表也没带。前两次取消以后，他发现手里握着什么都不会让倒计时更快。
程卫不在。他按约坐在北京一所幼儿园的小礼堂里，膝盖上放着儿子的外套。舞台上的孩子排成一行唱歌，音响时好时坏。他把传呼机调成静音，交给妻子保管，只有公司约定的紧急代码出现才离场。
点火场这边，顾宁逐项核对阀位与信号质量。新的锁紧标记清楚，原始状态、独立通道与汇总界面一致。罗启峰确认人员、物料、天气和应急状态，马飞只在自己的职责栏签字，没有提前站起来。
倒计时越过六十秒。
没有人说话。
到零点时，点火指令进入场地方控制链。观察窗外先是一瞬白亮，随后火焰从小型推力室出口稳定伸出。声音穿过防护墙以后仍沉重，像有人用巨大铁锤连续敲击胸口。
马飞的视野在那一刻缩窄。
他看见的不是这间控制室，而是二〇二六年发射场上吞没箭体的火。报警、碎片和病房白光同时涌来。他右手死死抓住椅子边缘，几乎要站起喊停。
顾宁的声音把他拉回来：“三秒，状态在界内。”
四秒。
四点三秒时，自动保护触发停机。
火焰骤然缩回，余声在山谷里滚了很久。控制室没有立刻欢呼。场地方按状态表确认供给隔离、残余风险和人员位置。屏幕上一条壁温相关测量接近预设保守阈值，保护系统在达到之前发出停机。为什么接近，需要数据与拆检共同判断。
罗启峰宣布系统进入安全等待。马飞慢慢松开手，掌心留下四个指甲印。
陈维明从后排探身：“算成功吗？”
“点火和受控停机完成。”顾宁说，“四点三秒。其他结论等复盘。”
固定摄像机还在录，没人朝镜头挥手。
安全等待期间，所有人不能进入试验区。何敬坐在走廊长椅上，反复看手里的状态卡。邱蕾把带来的饼干拆开，分了一圈，马飞只拿了一片，没有吃。
“你刚才怎么了？”她问。
“想起一次事故。”
“这里的？”
“不是。”
马飞没有更多解释。未来记忆过去常像一套资料库，在关键时刻给他方向。真正火焰出现后，他才承认那也是一处伤口。知道事故如何发生，不等于身体愿意再次站在声音前面。
一个小时后，现场允许远距离初检。推力室外观完整，主要接口无明显泄漏痕迹，防护状态符合进入条件。所有细节仍要待冷却、拆卸和取样后确认。场地方与星辰各自封存原始数据，校验值现场交换。
拆卸前，顾宁发现固定摄像机的时间比共同基准慢了两秒多。摄像只作辅助证据，不参与保护判断，但若直接把画面与曲线叠在一起，会把火焰出现时刻放错。林海没有手工拖动画面“对齐得差不多”，而是用入镜的共同闪光标记建立偏移，并在视频上永久注明相机时钟误差。
邱蕾则从观察窗上收集沉积样本。窗边、推力室出口附近和背景灰尘分别取样，防止把场地旧污染当成新产生物。每只样品袋由两人封签，连那层看起来最像问题的黑色也没有先被命名为积碳。
何敬发现一颗外部紧固件的见证标记有轻微变化。他第一反应是受热松动，测量后位置仍在允许状态。报告最终同时保留“标记变化”和“未测得松动”，没有因为后者正常就删掉前者。
这些工作让初检从一个小时延长到天黑。没人抱怨火已经点着为什么还这么慢。四点三秒真正产生的材料，比那张火焰照片多得多，也凌乱得多。
计划原定五秒，实际四点三秒。七成多的时间听起来不够漂亮，数据却显示自动停机链正确动作，点火、建立燃烧与关机过程均被完整记录。先前十七毫秒时序整改也发挥了作用：控制指令、阀位、压力、光学与保护触发能在共同事件下对齐。
“若还是原来的时间戳，会怎样？”陈维明问。
林海通过远程数据复核回答：“我们会争论温度先变还是保护先动，至少多争几天。现在能看见顺序，但不代表已经知道温度为什么接近阈值。”
第一版快报只写确认事实：验证件完成一次四点三秒短时燃烧；保护系统按预设条件受控停机；人员安全、场地进入后续检查；性能、稳定性和复用结论尚未形成。
性能数据内部也没有立刻汇成一个“最好数字”。不同测量方法给出的推力估计存在差异，一只压力传感器在点火冲击后零点发生漂移。顾宁要求先用试前试后校准与不确定度范围处理，陈维明准备的新闻稿里那串整数被整段删除。
“总得说产生了多少推力。”他坚持。
“等我们能说明数字后面的误差。”顾宁说。
三天后，团队给出范围而非单值，并注明只用于内部阶段判断，不构成产品性能承诺。它达到建立燃烧和验证测量链的最低目标，却没有超过谁，也没有证明可用于飞行。
董事会有人要求加一句“星辰成功点燃自主发动机”。马飞拒绝。设计件只是小型推力室验证组件，供给与点火场由合作方依法管理，尚不构成完整发动机，更谈不上飞行能力。
“外面不会理解推力室和发动机的区别。”陈维明说。
“那就多解释一句。”
“解释以后不震撼。”
“四点三秒本来也不该震撼成一枚火箭。”
公开稿最终没有“自主发动机”，也没有对手名字。配图是一张远距离固定机位画面，标注验证件、合作试验场和受控短时试验。场地方先审查涉及其设施与人员的表述，双方都不能拿对方资质装进自己的能力清单。
消息发出后，电话比预想多。有人祝贺，有人嘲笑只烧了四秒，还有供应商立刻报价“发动机批量零件”。前台统一说明目前没有发动机订单，所有采购按正式需求与资格评审，不接受借新闻塞样件。
程卫直到幼儿园汇演结束才取回传呼机。上面只有一条约定状态码：任务结束，人员安全，等待复盘。他儿子在台上把一句歌词唱错了，下来后一直担心被老师批评。
“爸爸今天也有一个东西没跑到计划时间。”程卫说。
“坏了吗？”
“还不知道。它自己停了，我们要打开看。”
孩子问火是不是红色。程卫说摄像里更亮，肉眼不能靠近看。回家后，他用那支蓝色铅笔在日历上写了“4.3”，又把儿子汇演的节目单夹在旁边。
点火团队在场地多留两天。第二天早晨，招待所食堂终于用上前次买多的鸡蛋。罗启峰让厨房给每人煎一个，蛋边焦得发脆。大家吃饭时仍在讨论数据，顾宁把笔记本合上，说先吃完再开会。
她的父亲从北京打来电话，问工作证还在不在。
“转正了。”顾宁说。
“因为点着了？”
“不是。第一次叫停以后就转了。”
父亲在电话那头笑，说那比点着更早。
马飞给苏雨桐打电话时，已经是晚上。她没有问推力多少，先问他听见火焰有没有难受。马飞沉默了一阵，说有。
“下次还去吗？”
“去。但不是每次都必须在控制室。”
“这也要写进你的职责。”
马飞答应了。他一直要求别人不把身体当免费资源，自己的创伤也不能因掌握未来而被假装不存在。
回北京后，他第一次去找了心理咨询医生。预约单上不能写“重生后的火箭事故”，他只说自己经历过一次严重事故记忆，在类似声音与画面下会出现闪回和出汗。医生没有追问他无法解释的年份，先教他辨认触发、回到当下，并建议下一次进入控制室前明确退出路径。
马飞把咨询时间记在个人日程，没有报成工程差旅，也没有藏成私人羞耻。苏雨桐陪他走到医院门口，自己去附近书店等。出来时两人买了两杯豆浆，在公交站喝完。城市照常堵车，没人知道四点三秒的火焰仍在他耳边反复回响。
筹备组随后规定，任何经历异常或高压任务的人都可申请心理支持与轮换，不要求先证明自己“扛不住”。这条制度不是马飞以创始人身份施舍，而是他承认自己也需要以后才被认真写下。
拆检开始前，推力室被贴上状态标签，任何人不得清洗表面。观察窗附近能看见一层不均匀的黑色沉积，局部颜色比预想更深。邱蕾要求先拍照、取样和核对供给状态，再讨论是否正常。
四点三秒终于带来火焰。
它没有把星辰从筹备组烧成火箭公司。相反，火焰熄灭以后，留在台架上的每一处黑色痕迹都在要求他们重新证明，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真正属于星辰的，不是那几秒钟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