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测试持续了两个星期。
他们没有固定地点。计算机房有空就在机器前跑，没空便抱着记录表去食堂、图书馆台阶或教学楼没人上课的教室。十一月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苏雨桐写字时戴着露指毛线手套，马飞则把热水装进罐头瓶，拿它压住总想卷起的打印纸。
苏雨桐把四十七组查询重新编号，每次用抽签决定顺序。马飞不得提前看测试词，只能拿到查询编号、响应时间和人工相关性评分。
第一次随机测试，首条正确二十三组。
第二次，二十五组。
第三次回落到二十二组。
苏雨桐把三次抽签纸都留着，要求管理员随便挑一组复核。管理员抽到第二次，重跑后只对二十四组，比原记录少一组。两人查到最后，发现第十七条的人工判断不一致：一篇文章提到了目标概念，却没有回答查询者的问题。
马飞把它从“相关”改成“部分相关”。苏雨桐又找来最初提出查询的学生，让他自己看结果。对方只读两行便摇头，说这不是他要找的东西。
二十五变成二十四，统计表却更可信了。苏雨桐把三套评分标准整理成一页，贴在机房墙上，后来借机器的两个研究生也照着给自己的程序打分。
表面上，新版本比演示时的二十六组更差。原因却很清楚：固定顺序让热点缓存提前装入了后续查询需要的词项，制造了虚假的提升。
“所以我那版缓存不能算成功。”苏雨桐说。
他们坐在食堂角落，桌上铺着测试表。午饭时间已经过去，清洁工在远处拖地。
“方案有效，评估方法错了。”马飞说。
“评估错了就不能说方案有效。”
“那就写成待验证。”
苏雨桐在记录上划掉“性能提升百分之三十一”，改为“固定查询集下平均磁盘访问次数下降；随机集效果未确认”。
她对数字的谨慎让马飞想起最好的试验工程师。不是不允许成功，而是不允许结论比证据多走一步。
清洁工的拖把已经碰到桌脚，示意他们该让地方。两人把纸收起来，端着冷掉的饭盒挪到门外长凳上。马飞的白菜里没有几片肉，苏雨桐从自己饭盒里夹了一块豆腐给他，算作上次那张打印纸的回礼。
“你准备一直这样业余做？”她问。
“到明年离职。”
“离职以后呢？”
“注册公司，先接数据库和局域网检索项目养活团队。公开网页搜索至少还要两年。”
“两年？”
“1998年做第一版正式产品。”
苏雨桐抬起头：“你连明年房租都没有，为什么把1998年说得像已经算过？”
马飞当然算过。不是一次，而是在另一段人生里看过整个行业怎样兴起、泡沫怎样破裂、后来者怎样被收购或消失。
他不能说这些。
“因为网络基础设施需要时间，中文站点数量也需要时间。”他回答，“太早推出，只会把演示当产品。”
“这次像工程判断。”
“上次不像？”
“上次像预言。”
马飞笑了笑。
窗外有学生抱着书跑过。苏雨桐把测试表收成一摞，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离开。
“我可以继续做。”她说，“但不是你口中的‘帮忙’。”
“你开条件。”
“第一，我的学业优先。每周最多十二小时，考试月减半。”
“同意。”
“第二，中文切分、查询评估和编码识别算我的研究方向。我有权决定是否拿其中非保密部分写论文，署名按实际贡献。”
“同意。涉及公司代码的部分另做边界清单。”
“第三，我可以否决没有对照实验的技术上线。”
“技术上线可以。公司经营决策不能一票否决。”
“我也没要经营权。”
“那就写清楚：对检索质量基线有否决权，争议时必须补实验。”
苏雨桐看了他一眼：“你谈条件很熟练。”
“见过太多没写清楚的合作。”
“你才三十岁。”
“航天项目里，接口少写一个单位都能吵半年。”
她接受了这个解释，继续说：“第四，费用不能让我垫。机时、打印、软盘都记账。你没钱可以延期支付，但必须承认是公司的成本。”
马飞点头。
他没有立刻许诺工资。现在说一个付不起的数字，只是把诚意伪装成债务。
“在公司有收入前，按实际费用报销，再加每小时两元的研究补贴，延期记账。”他说，“公司注册后，给你技术合作者的分期股权。比例现在不定，等我们把职责和投入算清楚。”
苏雨桐皱眉：“不定比例等于没有。”
“随口给一个比例也等于没有。股权对应长期责任，不是奖励。”
“那设期限。你正式离职前给出方案，我有权拒绝。”
“可以。”
马飞在纸边写下1996年3月31日。苏雨桐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方案至少提前十五天交付，不能到期当天逼迫决定。
“你连拒绝都要留准备时间？”马飞问。
“只给一分钟考虑的选择，不叫选择。”
马飞把“三月三十一日”划掉，改成“三月十五日前”。
她把条件逐条写进合作记录，最后空出一行。
“还有什么？”马飞问。
“你真正想做的不是搜索，对不对？”
食堂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电流声。
马飞没有否认：“搜索是第一台发动机。”
“给什么提供推力？”
他看向窗外的天空。
冬云很低，看不见星星。远处只有教学楼屋顶的天线。
“有一天，我会成立一家航天公司。”
苏雨桐的笔停住。
“民营航天？”
“是。”
“现在连私人接入互联网都很麻烦，你要造火箭？”
“不是现在。先让公司有能力活过一次又一次失败。”
“为什么这么急？”
这个问题再次来到面前。
马飞沉默几秒。
“因为我见过一种结果。”他说，“很多人把每个局部都做对，最后仍失去整枚火箭。我不想再等到事故发生才知道组织缺了什么。”
这不是全部真相，却不是谎话。
苏雨桐没有追问他“见过”是什么意思。
窗外传来卖烤红薯的吆喝声。两人都停了片刻。马飞说完火箭，肚子却很不合时宜地响了一声。
苏雨桐低头看了看他空掉的饭盒：“民营航天先欠了一顿晚饭。”
“记公司成本。”
“公司还没注册。”
“那记发起人个人债务。”
他们下楼买了一只最大的烤红薯，从中间掰开。卖红薯的老人称重时多算了两分钱，苏雨桐核过秤，把钱要回来。马飞看着她把两枚一分硬币塞进费用信封，没再笑。
她在最后一行写道：
长期目标不构成要求任何成员牺牲当前选择的理由。
“这条你同意吗？”她问。
马飞看完，郑重签下名字。
“同意。”
苏雨桐也签了名。
那张纸没有公章，也没有确定股权。苏雨桐借来复写板，一笔一画重新誊了两份，日期写成1995年11月3日。她把其中一份装进书包内层，另一份交给马飞。
“弄丢了不补签。”她说。
马飞折到一半又展开，改用文件夹夹好。他们在食堂门口分开，苏雨桐赶晚上七点的课，马飞去邮局寄还母亲那张汇款单。
走出几十米，他摸到口袋里的两枚一分硬币，又折回去投进费用信封。信封正面原本只写着“机时”，苏雨桐添了三个字：及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