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门轻轻合上，将左昙离去时那略显轻快的脚步声也隔绝在外。
梁四安重新坐回宽大的座椅，指尖的敲击声变得缓慢而规律。
他的目光落在刚刚写下“甘进”名字的便签上，思绪却飘向了刚刚献上“破局之策”的左昙。
这个左昙，可信吗？
他代表谁？
是孙明正县长那边派来暗中递刀子的？
还是赵梓西书记那边安排过来，故意抛出“红星煤矿”这个烫手山芋来试探他深浅、甚至引他入彀的？
又或者，他仅仅是一个在县委办坐了多年冷板凳，郁郁不得志，如今看准了自己这个新来的“常委副县长”背景特殊、年纪轻、可能想干事，于是决定押上前程，赌一把的投机者？
梁四安仔细回想着左昙刚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那沉郁眼神中闪过的决然，那压低声音时透露出的对局面的洞察，以及最后提到“红星煤矿”时，语气里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懑？
如果是被人指使，那这表演未免太过真切。
如果是投机，这赌注下得也未免太大、太急。
“红星煤矿”显然是个马蜂窝，左昙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他敢这么直接地提出来，要么是背后有人授意，有恃无恐。
要么就是他自身与这煤矿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纠葛，借刀杀人。
要么，就是他真的受够了现状，宁愿冒险一搏，以求在新领导面前立下“头功”。
梁四安轻轻吐出一口气。
在情况未明之前，对左昙，可用，但不可尽信。
他的话，要听，但要多方印证。
他提议的“红星煤矿”，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突破口，但也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下一步，必须慎之又慎。
就在他沉思之际，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政法委书记钱卫东亲自打来的。
“四安县长啊，没打扰你工作吧？”
钱卫东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如既往的热情。
“你看你刚分管这一摊，对下面的情况还不熟悉。我安排了一下，明天咱们一起，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都去转一圈，实地看看，也跟班子里的同志们见个面，熟悉熟悉工作，你看怎么样？”
梁四安立刻回应：
“钱书记考虑得周到，我正想找机会去熟悉一下情况，那就麻烦您安排了。”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应该的嘛！”
钱卫东笑着挂了电话。
第二天，钱卫东亲自陪同梁四安，开始了对公检法系统的“熟悉工作”之旅。
第一站是县公安局。
副局长马宝国早已带着班子成员在门口迎接，态度比昨天在梁四安办公室时更加恭敬热络。
参观、听汇报、看装备，流程一丝不苟。
但梁四安很快就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和请示，都下意识地首先投向钱卫东。
钱卫东时不时会拍拍马宝国的肩膀，开几句只有他们才懂的玩笑，显得亲密无间。
当梁四安试图询问几个具体案件的细节时，马宝国总是先看一眼钱卫东，得到默许或暗示后，才给出一些原则性的、不痛不痒的回答。
法院和检察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在王开立院长和孙萧检察长只是礼节性露面后便借口开会离开的背景下，实际接待的李泰霖和甘进。
虽然对梁四安保持了表面的尊重，但涉及到具体工作、人员调配、案件审理等实质性问题时，都巧妙地用“按程序办”、“需要党组研究”、“钱书记之前有指示”等话术挡了回来。
钱卫东则始终扮演着引导者和解释者的角色，热情地向梁四安介绍着各个部门的“辉煌成绩”和“困难现状”，却绝口不提任何可能存在的深层问题和矛盾。
一整天下来，梁四安跟着钱卫东，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冠冕堂皇的汇报，但他内心深处却升起一股无力感。
他感觉自己被客气地隔绝在了真正的权力运行体系之外。
钱卫东用他的方式和影响力，在自己分管的领域里，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看似透明，却坚不可摧。
坐在返回县委的车里，钱卫东还意犹未尽地说：
“四安啊，今天就是走马观花，先有个印象。以后具体工作，让他们按程序向你汇报就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随时找我！”
梁四安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点头称是。
他明白了，左昙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
他这个“客”，要想变成“主”，远不是开几次会、听几次汇报就能做到的。
钱卫东今天这番“热情周到”的安排，更像是一种无声的示威和划界：
这里，还是我钱卫东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