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三十三分，北线车站打来的电话追到了主堡。
车站行李房在煤棚后面找到了四十七号自行车。车没有锁，前轮沾着南河边的白色纸浆，后架上的皮绳却被人割走了。负责看守行李房的铁路工人认得这辆车，他说一点左右有个年轻人骑车过来，背着一只很薄的黑木盒，在寄存窗口买了一张中立邮运票。
霍夫曼放下听筒，看向朱伯伦：“自行车找到了，骑车的人和盒子都不在。”
朱伯伦马上问：“火车呢？”
“一点十六分的北线混合车。车站说它两点四十八分通过边境二号站，三点以前已经过了断护栏桥。”
朱伯伦看了一眼墙上的地图。断护栏桥位于北线第七支路最外侧，桥的另一边已经由铁冠第三步兵团封锁。就算洛林立刻派出最快的检查车，也只能追到一段不再允许王国士兵进入的铁轨。
德维尔让贝克带两名宪兵去车站扣住寄存记录，又让塞福涅同行辨认邮运手续。朱伯伦的右臂刚包扎好，本不在名单里。他把袖口卷到伤痕上方，说自己认得自行车上可能留下的造纸厂痕迹。少校盯着那条新绷带看了几秒，最后只说：“伤口裂开以后别去找阿贝尔哭。”
五点零五分，一行人来到北线车站。晚班尚未开始，候车室里已经挤满准备离城的人。有人抱着铺盖，有人把孩子塞进装蔬菜的柳条筐，还有几个商人站在售票窗前争论军方为什么临时取消南下货运。墙上仍贴着“洛林安全，铁路畅通”的告示，告示下面却多了两名持枪宪兵。
四十七号自行车靠在行李房墙边。朱伯伦检查后架，发现皮绳留下的压痕只有巴掌宽，和造纸厂装底片的防光木盒相符。车把上还缠着半张蓝色邮运标签，上面没有收件人，只写着一串转运编号。
行李房书记把寄存簿翻到下午一点。登记人使用的仍是“约瑟夫·格兰”，证件号码比造纸厂门簿上的多了一位，显然是在发现第一次写错以后临时补上的。木盒申报为“损坏货物照片”，重量四公斤，目的地写着北线总档案库。
塞福涅用指甲压住重量一栏：“一块玻璃底片加木盒不到四公斤。他还往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书记解释道：“邮运货物按整公斤收费，也可能只是多填了。”
“也可能里面有交接文件、复制用的相纸和第二个防光袋。”塞福涅又问，“谁替他验过货？”
书记摇头：“中立邮包不用开箱。车站只核对封条。”
贝克让人取来封条样本。蓝蜡上压着北辰保险的印章，边缘还有一道很浅的三角形。塞福涅认得那是跨线转运行使用的记号，意味着木盒到边境二号站以后不进入普通行李房，而是由下一名持相同铜牌的人直接接走。
“接走的人签名了吗？”贝克问。
“这种转运只认铜牌，不记名字。”书记把手摊开，“规矩不是我定的。”
贝克冷着脸说道：“今天所有人都喜欢拿规矩当父亲，出了事却没人肯给它养老。”
边境二号站很快回电。下午两点五十一分，一只蓝封木盒从混合车卸下，只在站台停留了三分钟，随后被装进一辆挂着中立邮务牌的封闭马车。马车通过第三桥北端的临时检查口，接收人出示了同样的三角铜牌。铁冠军官没有打开车门，王国铁路也没有留下姓名。
这意味着底片已经过境。车站办公室里一时没人说话。贝克先问能不能向边境司令部申请追回。站长回答，北线以北已经转入军事封锁，王国方面无权扣查中立邮车。即使司令部愿意发电报，对方也可以在收到电报以前取出玻璃板，当场拍出几十份照片。
朱伯伦没有提出追车。为了追回一块已经离手三个多小时的玻璃板，把宪兵和检查车送进铁冠封锁区，只会让对方多得到几名俘虏。可如果什么也不做，这块底片在账面上便会永远保持“合法邮运货物”的样子。
他问塞福涅：“邮运途中出现失窃争议，下一站要做什么？”
“暂停交割，核对封条，让每个经手人补签姓名。”塞福涅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但必须先有人正式提出争议。”
站长马上说道：“军用图纸不能写进公开货运通告。”
“不写图纸内容。”朱伯伦指着蓝色邮运标签，“只写编号、尺寸、重量、封条和失窃时间。谁继续运它，谁就在记录上承认自己见过这只盒子。”
站长仍不愿签。他担心北辰保险拒绝承担责任，也担心北线总调度处追究车站泄露中立货物信息。塞福涅没有和他争辩，直接把范德那两张已使用的委托存根铺在桌上。
“第一张从十七号仓转运保险档案，第二张从洛林要塞转运技术资料，签名和印章都来自同一个人。现在第三只木盒又用了北辰保险的封条。”塞福涅看着站长，“您可以不报失窃，但请在寄存簿下面写明：北线车站知道同一组委托连续涉及军用文件，仍拒绝向后续车站提示风险。”
站长拿着笔，没有落下去。
“别看我。”塞福涅说道，“写给下一任站长看。等炮弹落下来，他至少知道这间办公室为什么空了。”
最后，站长同意以“封条与申报内容不符”为由发出争议通告，不提米洛什的名字，也不描述底片上的结构。贝克以宪兵身份签署失窃时间，造纸厂领班通过电话确认木盒尺寸，米洛什则让军械书记送来那块底片的曝光编号。
一份通告仍然不够。北线总调度处可以压下一份，北辰保险也能撤回一份。塞福涅让电报员同时发往七个地方：边境二号站、北线总调度处、王国铁路理赔室、海峡联合银行、两家中立保险行，以及城里仍在印晚报的报馆。
站长皱眉问：“报馆为什么也要收到？”
“因为银行和保险行都可以把纸锁进柜子，报纸卖出去以后就很难逐张收回。”塞福涅回答，“他们仍然可以复制底片，但以后每卖一次这套结构，都要担心买家见过今天的编号。”
她说得很平静，没有提出报酬，也没有要求范德或者商会替自己担保。朱伯伦注意到，塞福涅在第一份电报末尾签的是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范德代理处翻译”。
六点四十分，七份电报全部发出。第一份回执来自边境二号站，值班调度员承认木盒确实经过六号股道；第二份来自海峡联合银行，只有一句“已登记争议，不代表承认责任”。这句话不能让底片回来，却足以让那块玻璃不再干干净净。
回到要塞以后，米洛什读完回执，没有表现出高兴。他说线条不需要经过银行就能变成炮，军火商也不会因为一张失窃声明忽然长出良心。
塞福涅回答：“我没打算给他们长良心。我只是让他们以后分钱时多留一张账。”
米洛什把回执折好，放进受潮图纸的登记袋：“那就别只留一张。”
德维尔签下一张两小时临时使用令以后，七号弹药间重新开了门，里面已经有人开始抄写通告。皮埃尔拿着第一份抄件，先把底片编号抄错了一位，被铁路出身的老兵当场圈出来。其他人没有等朱伯伦安排，一组核对数字，一组誊写，另一组把副本分别送往医务室、军械处和北门车站。前几天他们还需要朱伯伦站在木箱旁解释每一栏是什么意思，如今他进门以后，只得到一句“先别说话，等我们对完第三遍”。
朱伯伦真的没有说话。他站在门边，看着皮埃尔把写错的数字刮掉，看着奥托隔着病床送来的军饷单抄件被当成垫板，又看见墙上多了一张新纸。纸上的字很歪，内容却很清楚：
调箱子可以只写编号。调活人必须先写姓名。
这是霍夫曼下午从第三张空白委托里总结出来的办法。德维尔已经把它写进临时战备命令：任何以“技术人员”“受伤雇员”或“合同证人”为名离开洛林的人，必须在车辆进入要塞以前写明姓名；用途栏后来补写的一律无效；病号由阿贝尔确认，军械人员由米洛什确认，军人则必须经过当值军官和一名同组士兵共同签字。
空白委托仍然钉在主堡记录里。它没有被烧掉，也没有被偷偷藏起来，而是被所有门岗抄了一遍。白纸原本能装进任何一个名字，如今它反而提醒守门的人：没有名字，就不许把人带走。
晚上十点十八分，灰岭方向的铁路信号第一次改变。
断护栏桥的值班工人通过民用线路送来消息，桥两端从晚上九点起便禁止点灯，沿线住户也被赶离。十点以后，一列没有车号的重载列车停在第三桥北侧，前后各有一台机车，车厢连接器和松动挂链都裹着厚布，尽量不让金属撞击声传得太远。
十点五十七分，列车开始过桥。
桥梁承重有限，十二节货车只能一节一节向前挪。第一节装着钢制底座，第二节和第三节是拆开的承重梁，后面几节全盖着黑布。列车每走十米便停一次，工兵在桥墩下检查木撑，铁冠军官则站在两端，不许任何人靠近。
十一点二十一分，最后一节车厢离开断护栏桥，转入灰岭旧采石场支线。
电报员把消息送进主堡时，德维尔、霍夫曼、朱伯伦和米洛什都在地图前。塞福涅拿出收益表，找到黑弥撒运输项目。那上面列着四列运输车，刚刚通过的是第一列。
德维尔在灰岭旁画下一道黑线：“剩下三列什么时候到？”
朱伯伦看着北线的三个桥梁标记：“他们不会让四列车同时压桥。第二列至少要等第一列完成卸载，第三列装炮弹，第四列带起重设备和炮组。只要沿线工人还能把消息送出来，我们就能一列一列数。”
少校用铅笔点着另外三列车的位置，追问道：“数完以后呢？”
“数完以后，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再骗自己。”
窗外没有汽笛，二十公里外的列车也传不进主堡。可北门铁路连接线上的钢轨正在微微发颤，值夜的铁路工把手按在轨面上，能感觉到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
过去几天，铁路替他们送回过密令、名单、军饷和一袋不该回来的记录。
这一次，铁路把炮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