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哥。”
“嗯？”
“今晚喝一杯？”
方林的那颗痣跳了一下。
“你请？”
“我请。”
晚上八点。
南洲县解放路尾巴上有一家烧烤摊，老板姓谭，四十出头，脸上常年挂着被炭火烤出来的油光。
烤架上羊肉串滋滋冒油，烟雾缭绕，呛得人直眯眼。
罗明宇坐在塑料凳上，面前摆了六瓶雪花啤酒——县城没有精酿，有的是这种两块五一瓶的绿棒子。
已经开了两瓶。
方林坐对面，第一瓶还没喝完。
他喝酒慢，每口都只抿一小口，跟吃药一样。
“你到底高兴什么？”方林第三次问。
“治了一百个人。值得高兴。”
“你以前在省院一个月治的不止一百个——”
“不一样。”罗明宇咬了一口烤茄子，油滴下来滴在塑料桌面上。“省院是流水线。病人进来的时候已经有基层筛过一遍了，到你手上就是精准打击。这里不一样。这里你是第一道防线。你得自己筛，自己判断，自己拍板。每一个拍板都是你的。”
方林想了一下，点头。
两个人喝到第四瓶的时候，罗明宇的话多了——他平时话少，但酒精有一种奇妙的社交催化作用，就连最沉默的人也会在第四瓶啤酒之后变得话多。
“方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干什么？”
“什么以后？”
“就是……五年、十年以后。”
方林把烤韭菜从签子上撸下来，嚼了两口。
“我没想过五年十年。我想的是——明天那个高血压的老太太来复诊，她的药量该不该调。下周那个糖尿病酮症的老头出院了，出院带药够不够两周。就这些。”
罗明宇看着他。
大专毕业、函授本科、在县医院干了九年的方林——他的世界就是这十二平方米的诊室、一百多张病床、和他笔记本上越来越密的字。
“你应该考个主任了——”
“考了。考了三次了。”方林笑了一下，“前两次差八分、差三分。第三次差一分。”
差一分。
“今年继续考？”
“继续。”
罗明宇拿起第五瓶酒，对着方林的瓶子碰了一下。
玻璃瓶撞击的声音在烧烤摊的嘈杂背景里很轻，但两个人都听见了。
“你要是差一分，我替你去改卷子。”
“你去改卷子人家认你？”
“我跟他说我是国内顶尖医学专家。”
方林喷了。
啤酒从鼻子里出来的感觉大概不太好受。
他一边擦一边咳，那颗痣跟着一起颤。
罗明宇又喝了一口。
四年二百九十六天。
他有时间了。
不是很多，但够他喘口气，够他做下一步计划。
第六瓶酒开的时候，夜风从解放路吹过来，带着三月底最后一丝凉意和隔壁卤菜店的卤水味。
罗明宇的脸有点红了——他酒量不好，六瓶绿棒子已经是极限。
脑袋里模模糊糊地冒出一个念头。
一直憋在那里的念头。
钱。
他得搞钱。
搞钱这件事，罗明宇琢磨了整整一周。
每天晚上躺在那张一米二的旧床上，盯着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没有裂纹，干干净净的——脑子里过方案。
之前想到的都不行，自己也不擅长，而且自己的金手指也没有赚钱套餐。
但他注意到了一件事。
上周四，那个退休老干部又来了。
这回不是看肾囊肿，是来找他号脉调理“老寒腿”的。
号完脉开完方子，老干部坐着没走，跟他聊了十分钟闲天。
聊天内容看起来是东拉西扯，但罗明宇听出了门道。
老干部说他退休前在县政府办公室干了三十年，认识的人“从县长到门卫”。
又说现在退休了“没什么事”，偶尔帮朋友“牵个线搭个桥”。
说到最后，老干部问了一句：“罗医生，你认不认识市里哪家医院的专家？我有个朋友想去省院看骨科，挂不上号。”
这句话在罗明宇脑子里转了三圈。
挂不上号。
这四个字在中国医疗生态里的含金量极高。
省院的专家号，在预约平台上放出来的那一秒就被抢光，比演唱会门票还难。
普通老百姓挂一个省院的知名专家号，堪比中彩票。
而罗明宇——他的手机通讯录里躺着省人民医院半个心内科的电话号码，加上规培时轮转过的急诊、神内、呼吸、消化——他认识的专家和主任不下二十个。
这些人脉，在省院的时候一文不值——因为人人都有。
但在南洲县，这些人脉是硬通货。
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两天前，陈大苗在食堂吃饭时跟他抱怨——上面有个检查组要来医院搞年度考评，带队的是市卫健委医政科的副科长。
陈大苗想提前“沟通”一下，但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你说送点什么合适？直接送东西太扎眼了，现在抓得严……”
陈大苗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那个“送点什么”的问号，在罗明宇脑子里扎了根。
中国式人情社会的润滑剂，从来不是钱本身——太粗糙了。
真正好用的是“说不清道不明但大家都认的东西”。
购物卡、高端烟酒、某某会所的储值卡——这些灰色地带的通货，在县城的运行逻辑里根深蒂固。
罗明宇上辈子最瞧不起这些东西。
他是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学院派，信循证医学，信ScI，信impact factor。
人情世故对他来说是一种智力上的贬值——你堂堂一个博士，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但这辈子不一样了。
他没资格瞧不起任何能给母亲续命的东西。
清高是有成本的。
他上辈子把清高的成本算在了家人头上——母亲走了，父亲一个人在工地上，妹妹不知道过得怎样。
清高的代价，全是别人付的。
这辈子他不想再当那个“只会治病不会活着”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