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恒，今年三十五岁，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干了十二年结构工程师，现在在一家设计院当社畜，每天和钢筋混凝土打交道。说好听点叫桥梁结构设计师，说难听点就是画图的。甲方催图，领导催进度，我催咖啡因。
今天又加班到晚上九点。
整层楼就剩我一个人，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空调定时关了，办公区里又闷又热。我把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领带早就扯了扔在椅背上，桌上摊着三版桥梁应力分析报告的打印稿，红笔圈了一堆问题。电脑屏幕上开着cAd，光标停在一根梁的截面参数上，改了三遍还是不对——甲方上午临时改了荷载标准，整座桥的受力分析全得重算。
手边的咖啡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得皱眉，但至少还有咖啡因。
手机震了一下。我瞄了一眼，是大学室友群，老刘发了条消息：卧槽你们看新闻了吗？配了一张截图，我没点开。老刘这人一天到晚大惊小怪，上次他是因为食堂涨了五毛钱。
我把手机扣回桌上，继续改报告。
其实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最近的新闻谁没看到？谈判破裂，军事部署，好几个国家互相放狠话，联合国开了三次紧急会议没有任何结果。朋友圈里天天有人转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的文章，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我刷到过几篇，看了个开头就划走了——我一个画桥的，操心那些干嘛。
但今天下午的新闻确实有点不一样。
午饭的时候食堂电视上在放，我端着盘子站在那看了几分钟。画面里是某个城市的街头，人群在跑，军车在开，天上有直升机。主持人的声音很紧，语速比平时快，用了前所未有极度危险不排除最坏情况这些词。旁边的同事老张嚼着馒头说：妈的，不会真打起来吧？我说：不会，吓唬人的。然后把盘子端走了。
下午三点十七分，朵朵打了视频电话过来。
朵朵是我女儿，五岁，上幼儿园中班。她用的是家里的座机——我老婆教她按快捷拨号的，按就是爸爸。我当时正在开会，项目经理在讲下个月的排期，ppt翻到第十三页，我的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我摸出来瞄了一眼，来电显示，按了静音。
会开完已经四点了。我回拨过去，朵朵接的。
爸爸！奶声奶气的，听筒里还有电视的声音，放的是《小猪佩奇》。
宝贝，下午好。
爸爸你看！她把手机怼到一张纸前面，画面糊成一团，我只看到一片蜡笔的颜色。
看不清，你拿远一点。
她把手机拿远了一些。是一幅画——歪歪扭扭的小房子，三角形的屋顶，烟囱里冒着一团红色的烟，旁边站着三个火柴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最矮的。最矮的那个头上画了两根线，是辫子。
我画的房子！好看吗？
画得真好宝贝。我说。其实我只看了两眼，另一只眼在看电脑上的邮件——甲方又发了修改意见。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她指着三个火柴人，手指头在镜头前面晃来晃去。
嗯嗯，爸爸看到了。爸爸晚上回来仔细看好不好？
你说话要算话哦！
算话算话。
拉钩！
好好好，拉钩。我对着屏幕伸出小拇指，她也伸出来，两根手指在屏幕两边碰了碰。她笑了，缺了一颗门牙的笑，眼睛弯成月牙。
挂了电话我继续改报告。老婆发了条微信：晚上别太晚。我回了个字，然后就忘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报告还没改完。
我揉了揉眼睛，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脖子咔吧响了一声，肩膀酸得像被人捶了一顿。三十五岁的身体已经开始抗议了——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右手腕腱鞘炎，全是职业病。老婆说过：你再这么熬下去迟早猝死在办公室里。我说：猝死了算工伤，还能多赔点。她没笑。
我重新坐直，准备继续改报告。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心里有点不踏实。
也许是午饭时看的那条新闻。也许是老刘群里发的那个。也许是什么都不是，就是加班太久了，咖啡因的效果在退。
我打开浏览器，犹豫了一下，在搜索栏里打了几个字。然后删掉，又打了几个字。最后我打开了一个AI对话窗口——这玩意儿最近很火，什么都能问，我平时用它查技术规范，偶尔也拿它当搜索引擎使。
我打了一行字：帮我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局势，各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有多大？
AI的回复很快，一段一段地往外蹦。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手指无意识地转着笔。
它列了一堆数据——各国的核弹头数量、常规军力对比、经济制裁的效果、历史上类似局势的走向。最后给了一个结论：当前局势处于冷战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全面冲突的概率无法精确量化，但多个指标已超过历史警戒线。
我盯着历史警戒线这四个字看了几秒。
然后我又打了一行字：如果真的打起来，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AI回复：根据当前各方的核政策和预警系统状态，一旦常规冲突升级，核武器使用的概率显着上升。多个智库的模型显示——
我没看完。
因为窗外亮了一下。
不是闪电。闪电是一瞬间的事。这个光亮起来之后没有灭，反而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地平线上点燃了一个太阳。玻璃幕墙把光挡在外面，但挡不住那种亮度——整个办公区被照得雪白，我的影子被投在身后的墙上，清晰得像用墨笔画的。
我盯着窗外看了大概两秒钟。
两秒钟里我的脑子转了很多念头，但没有一个成型。AI的回复还在屏幕上一行一行地往外蹦，核武器使用的概率显着上升这几个字还没来得及从我的视网膜上消失。我刚才还在问它战争的概率，现在答案来了——不是以数据的形式，是以光的形式。
然后光变成了白色。纯粹的、绝对的白，白到我的眼睛来不及闭上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手机屏幕上朵朵的笑脸是最后残留在视网膜上的画面。锁屏壁纸，上个月在公园拍的，她骑在我脖子上，两只小手揪着我的头发。缺了一颗门牙，眼睛弯成月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痛。没有热。没有声音。
核爆中心的温度能到几千万度，在那个温度下人体会在零点几秒内汽化。汽化的意思是连灰都不剩，连骨头都变成气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中心，但我确实什么都没感觉到——也许痛觉神经的传导速度比光慢，信号还没来得及到达大脑，大脑就已经不存在了。
像一段代码被强制终止。没有报错，没有日志，进程直接消失。
意识在消散。
像水从指缝间漏掉，像屏幕上的像素一个一个熄灭。我叫什么来着？做什么的？有家人吗？想不清楚了。好像有。一个女人，早上出门前说了句什么，门关了，咔哒一声。一个小女孩，画了一幅画，三个火柴人住在一个歪歪扭扭的房子里。一个老头，电话里咳嗽，说你妈血压又高了。
他们很重要。但我说不清为什么重要了。
名字想不起来了。脸还记得，但越来越模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只有那个小女孩的笑——缺一颗门牙，眼睛弯成月牙——这个画面清晰得像被刻在了什么地方，怎么都消不掉。
然后连这个画面也开始褪色了。
但有一样东西没有消散。
后悔。
铺天盖地的后悔。
朵朵说你说话要算话哦，我说算话算话。我没回去。她的画我没看，她的房子我没夸，她伸出来的小拇指我隔着屏幕碰了碰就挂了电话。老婆说晚上别太晚，我回了一个字，一个字，连标点都没有。老爸说你妈血压又高了，你抽空回来看看，我说，下周没到。上个月朵朵过生日，她想去海洋馆看海豚，我说下次吧宝贝，爸爸这周忙，下次也没到。
太多的下次了。太多的等忙完这阵子。太多的以后有的是时间。
没有以后了。
我连最后一个电话都是敷衍的。她举着画给我看的时候，我在看甲方的邮件。她五岁，她画了一个房子，房子里住着爸爸妈妈和她自己，她觉得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而我在看一座桥的荷载参数。
一座现在也不存在了的桥。
遗憾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想起了无数个本来可以不加班的晚上，无数个本来可以陪她去公园的周末，无数个本来可以早点回家的再改最后一版。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钢筋混凝土，给了甲方，给了那些永远改不完的报告，一点都没留给她。
然后遗憾的底下，有一层更深的东西翻上来了。
恨。
不是对世界的恨，是具体的、有对象的恨。新闻里说过——是他们先动的手。没有宣战，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任何预警，直接按了按钮。几千枚核弹头同时升空，飞行时间三十分钟，落地的时候大半个世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讲武德。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几十亿人的命给收了。
我的女儿在画房子。我的老婆在等我回家。我的老爸在担心我妈的血压。全世界有几十亿个家庭在过他们普普通通的日子，然后几个人在几千公里外的地堡里按了几个按钮，这些日子就全没了。
凭什么？我在心里问了一句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凭什么你们打仗要拉上所有人？凭什么我女儿要死在一场她连听都听不懂的战争里？她才五岁。她今天下午还在画房子。她画的那个房子里住着三个火柴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她自己。
那个房子现在也不存在了。
后悔和恨搅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强烈的东西——不甘。如果能重来，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再说了。我不会再看甲方的邮件了。我会回家，我会看她的画，我会带她去海洋馆看海豚。
然后我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修一座桥、盖一栋楼那种改变，是从根子上改，让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走到有人敢按那个按钮的那一步。
这个念头太强了。强到意识已经消散了，它还在。强到虚无都容不下它。
像一颗烧红的钉子，钉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不肯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