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东那句话说完了之后，祁同伟骑了四十分钟摩托回到岩桥，一路上脑子里反复放着一个画面——田卫东坐在那间休息室的沙发上，烟没点，说“有一部分是事实”。
那不是坦白，不是忏悔，也不是投诚。那是一张牌，被翻开来让他看了一眼，然后又合上了。
他停好摩托车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派出所院子里空荡荡的，老周不在，刘所长的办公室门窗紧闭。祁同伟没有上楼，直接出了派出所，往三道拐巷子走。
他需要确认一件事。
陈继成家的门关着，但没锁。他推了一下，门开了，院子里空无一人，劈好的柴还码在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
堂屋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一个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播一段地方新闻。祁同伟没有喊，他走进去，在堂屋站了一下，听见里屋有动静，陈继成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看见是祁同伟，把剪刀放下了。
“回来了？”
“回来了。”祁同伟站在屋子中央，“陈叔，账本原件还在吗？”
陈继成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转身进了里屋。祁同伟听见抽屉拉开、合上的声响，大约过了两分钟，陈继成走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比之前给他的那个厚一些，边角有些卷，像被人翻开过很多次。
“都在这里了。”陈继成把信封递过来，“三年，每个月一笔。一共三十六笔，每一笔都有对方账户的银行回执复印件。孙国良小舅子公司那个账号，我从头到尾都记了。”
祁同伟接过信封，没有打开，握在手里，隔着牛皮纸能摸到里面一沓纸的厚度。他掂了一下，大概几十页，每一页都是一条记录。这些东西放在陈继成家里三年了，三年里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上一世陈继成死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他手里，跟着他一起埋了。
“陈叔，”祁同伟把信封拿在手里，“这些东西，我拿走了。你知道拿走了意味着什么。”
陈继成看着他，目光很平。“知道。你拿走，我就安全了。”
祁同伟没有再多说，把信封放进外套内袋。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陈继成在后面又说了一句：“小祁，你今天走路的姿势跟平时不一样。”
祁同伟停了一步。“有什么不一样？”
“平时你走得稳，今天你走得急。”
祁同伟没有回头。他走出三道拐巷子的时候，步子确实比平时快了一些。他意识到陈继成说得对——他身上现在装着不止是田卫东那句“有一部分是事实”，还有三十六笔转账记录的原件。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分量变了。他不是一个在查案的人了，他是一个手里攥着一套完整证据链的人。区别在于，之前他查的是“有没有问题”，现在他手里是“有问题”。
他回到派出所，锁了办公室的门，把陈继成的账本原件和那个塑料文件袋里的三页纸在桌面上并排摆开。
收条、转账记录、草稿、账本。
四样东西，放在一起就能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赵老三收到了整改通知、赵老三给孙国良小舅子公司的账户持续打钱、赵老三在草稿上写下了“提前三天告诉你”、这些钱的时间精准卡在安监局安全生产例会之后。钱、信息、时间，三根线，被这四样东西牢牢拴在同一个桩子上。
他看了一会儿，把它们收起来，装进一个密封袋，放进柜子里，锁好。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那条没有存名字的短信——田卫东今天不在办公室，但有人翻了他走之前的移交档案。他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几秒，没有拨回去。发这条短信的人在暗处帮他，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但这种信息源，能用，不能信。
他把手机放下，拉开抽屉，拿出那包烟，抽了一根，点上。
烟雾在办公室的空气中散开，慢慢飘向天花板。
他靠在椅背上，把今天从田卫东那里得到的信息重新梳理了一遍。田卫东说“有一部分是事实”——那一部分是什么？是“整改通知他签了没有去现场”这一部分，还是“全过程的系统性造假”这一部分？他说“你查到的那些东西是对的，但不一定能用”——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你的证据在法律层面上有效，但在权力层面上不够硬。想要让它硬起来，你还缺一样东西——一个愿意在公开场合帮你说话的人。
田卫东把这件事翻开来给他看了一眼，但没有说“我帮你”。他说的是“你想清楚怎么用”。
祁同伟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坐直了。他想到了一条路，但那条路需要一件他现在还没有的东西——一个更高层级的人，愿意接住这些东西。接住之后，不压住，而是往上送。
这件事不能靠派出所，不能靠县里，甚至不能靠市里。
因为田卫东就是从市里回来的。如果田卫东在电话里说“你查到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事实”的时候，他已经是市安监局的人了，那说明市里也不是铁板一块。至少有一部分人不想让这些东西被翻出来。
那应该往哪里送？
他想了想，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存了很久但没有拨过的号码。侯亮平。京州检察院反贪局。上一世侯亮平是他的兄弟，也是最后一刻把他逼到孤鹰岭的人。这一世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但那个号码一直在手机里存着，从重生第一天就在。
他看了那个号码很久，把手机放下了，没有拨。
不是时候。如果他现在把东西送到侯亮平手里，整个案子就变成了“京州检察院介入”，上面会有一整条流水线把这件事从寒江连根拔起。
但问题是，他现在只有证据，没有足够的人证——赵大勇愿意说话，但赵大勇只是一个受伤的工人；陈继成愿意作证，但陈继成的身份是村会计；赵老三手里的东西他拿到了，但赵老三本人还没有松口。
如果现在就往上送，检察院下来的人面对的是一堆纸上写的东西和一个不说话的赵老三，案子可能被拖住、被磨平、被转入“进一步核实”的循环。
他需要赵老三本人开口。或者，至少让赵老三知道他手里的东西已经不在赵老三自己手里了。
他站起来，把手机收好，出了办公室。
冬天的黄昏来得早。五点半刚过，天已经暗了大半，院子里那棵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横在水泥地上，像一道被拉歪了的栏杆。祁同伟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看着远处的天际线，灰蓝色的天幕上有一道细细的橙红色光带，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明天他要去一趟赵家湾。不是去矿上，是去赵老三家里。
他还没见过赵老三的老婆孩子，但上一世他知道，赵老三有个女儿，在县城读初中。
赵老三再狠，对他女儿还是好的。如果赵老三知道他手里有东西，知道他下一步可能走哪条路，他会在自己的利益和他女儿之间做一个选择。祁同伟不确定赵老三是哪一种人，但他需要去看一眼。
烟快抽完的时候，手机响了。这次是个他认识号码——县人民医院的座机。他接起来，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声，像是护士站的人：“请问是祁警官吗？这边有人留了一份东西给你，说是让你今天来拿。”
“谁留的？”
“他说他姓田。”
祁同伟挂了电话，把烟掐灭。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把院子里的雪面照成一片温暖的黄。他没有犹豫，骑上摩托车往县城的方向去了。
夜风比白天更硬。他从岩桥骑到县城用了不到二十五分钟，路上没有多少车，摩托车的大灯照亮前方的柏油路面上一条窄窄的光带。他骑得不快，但一直没停。
到了县医院，他停好车，上了二楼。护士站的灯还亮着，一个年轻护士正在值班台后面整理病历，看见他来了，从台子底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这个，下午有人送来的。他说你认识他，就没留名字。”
祁同伟接过信封，重量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页纸。他道了谢，没有当场打开，拿着信封下了楼。
他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A4纸，上面只有三行字，笔迹硬朗，跟他在档案袋里看到的那张手写便条的笔迹不同，更用力，像是写的人刻意把字写大了一些。
第一行：那个姓郑的安监局办事员，是孙国良的线人。第二行：每个月的信息从孙国良办公室流出去，走姓郑的手。第三行：赵老三收到消息之后，给孙国良小舅子的账上打钱。下面是日期，是今天的。
祁同伟把那张纸看了两遍，叠好放回信封里。他没有立刻走，站在台阶上看着对面那排熄灭了的店铺门面。风从楼之间穿过来，吹在脸上冷的刺骨。
田卫东下午在休息室里说“有一部分是事实”，晚上就让人把这张纸送到了医院。
他没有直接交给祁同伟，没有打电话让他去拿，而是绕了一道弯，送到医院前台，留了一个“姓田的”的署名。这个举动本身传递了一个信号——他可以继续给东西，但他不想被看见和祁同伟站在一起。
田卫东在用自己的方式维持一种平衡：他承认了部分事实，也在用这张纸把最后那截链条补上。但他不会亲自站到台前来。
祁同伟把信封放进外套内袋里，跟陈继成的账本原件放在一起。一个信封压着另一个信封，在胸口的位置贴着，重量不大，但感觉沉甸甸的。
他跨上摩托车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医院楼上亮着的那几扇窗户，有一扇是护士站，另外几扇是病房。他不知道田卫东是从哪一间病房里出来的，但那张纸已经到了他手里。
他发动引擎，摩托车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了一下，然后平稳下来。他拧了一把油门，调头往岩桥的方向驶去。夜风迎面扑来，冷得像刀刮过露在外面的皮肤，但他没有放慢速度。
路过县郊那座旧仓库所在的路口时，他没有停。
他需要回去把这张纸上的内容补进他的时间线里，然后把所有东西重新排一遍。现在他手里的链条已经完整了——赵老三的收条、转账记录、草稿、陈继成的账本、田卫东送来的线人信息。
六样东西，串成一条线，从赵老三的矿一直延伸到孙国良办公室门口那个姓郑的安监局办事员身上。
这条线上还有最后一个缺口——赵老三本人。
他会在赵老三开口之前，先去见一见赵老三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