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宅回来之后，肖国华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那件红毛衣被他叠得方方正正，放在茶几上，信封压在毛衣上面。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远处传来军区大院里隐约的熄灯号声，他像是没听见一样，只是坐在那里，左手搭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两样东西出神。
肖童童从厨房里端了两杯水出来，一杯放在爸爸面前，一杯自己捧着，在他旁边坐下。她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客厅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咔嗒咔嗒地走，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肖国华忽然伸手拿过茶几上那封信，抽出信纸又读了一遍，然后把信纸按原折痕折好放回信封里，动作很慢，像是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有些话就可以说出口了。
“你程爷爷之前告诉我，你妈妈的事故档案已经过了保密追溯期。”他的声音沙哑低沉，但比刚才稳了不少，“档案室那边说可以调阅。原件在军区档案馆，政治处开了调阅函就能看。”
“爸爸想看吗？”
“想看。”肖国华转过头看着她，眼睛里的红血丝还没退，但目光已经不再涣散了，“你妈妈到底是怎么出的事、从哪条路走的、送到哪个医院、谁签的死亡证明——这些我都要知道。这些年我一直不敢查，怕查出来是我没保护好她。但现在我不怕了。”他用左手握住女儿的手，掌心粗糙温热，“现在有你。”
肖童童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我陪你”之类的话。她只是把自己捧着的那个水杯轻轻放在茶几上，和爸爸的水杯并排摆着。两杯水冒着细细的热汽，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地升，像两根并排站着的烟囱。
第二天一早，肖国华带着她去了一趟军区档案馆。档案馆在军区大院最深处，是一栋不起眼的灰砖二层楼，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挂，只有一道铁门和一个刷脸的门禁。肖国华把政治处开的调阅函递进值班窗口，值班的老档案员看了一眼函件，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站着的小女孩，没多问，转身进了库房。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老档案员抱着一个灰蓝色的档案盒走出来。档案盒不厚，边角磨得起了毛，封面上印着“机密”二字的红色印章已经被划掉，旁边盖了一个“解密”的蓝章。盒脊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标签上手写着：华素梅，死亡事故档案，编号GA-2164。
“就在这里看，不准拍照，不准带走。”老档案员推开旁边阅览室的门，把档案盒放在桌上，然后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阅览室里只剩下父女俩。窗帘拉着，日光灯管发出均匀的嗡鸣声，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和樟脑的味道。肖国华拉开椅子坐下，用左手打开档案盒。盒子里面是几份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件，最上面是一份事故报告。报告上写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时间是六年前深秋的某个傍晚，地点是平川县城外的省道弯道处，一辆农用三轮车与一辆长途大巴发生碰撞，造成大巴侧翻。华素梅乘坐的正是那辆大巴，她在事故中受了重伤，被送往平川县人民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宣布不治。
报告下面附着一份手绘的事故现场示意图，图上标注了车辆位置、碰撞角度和刹车痕迹的长度。肖国华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然后用左手指尖沿着刹车痕迹画了一遍，声音低沉：“这段省道是直路，弯道前面有减速带，大巴不可能开太快。三轮车从侧面撞上去的——侧面撞击需要三轮车先加速冲出路基。那不是意外。”
肖童童站在爸爸旁边，目光扫过示意图上标注的每一个细节。她没有见过事故现场，但她见过刘启明在审讯室里说出“你妈妈是被自己害死的”这句话时的眼神。那不是知情者回忆往事时的眼神，那是策划者在评估战果。她把目光从示意图上移开，继续往下翻。事故报告后面是医疗记录——薄薄几页纸，记录着妈妈被送到平川县人民医院之后的抢救过程。记录显示，妈妈在事故中遭受了多处骨折和内脏挫伤，但最致命的是颅内出血。接诊医生在记录中写道：“患者到达时意识尚清醒，能自述姓名和家属联系方式，随后意识逐渐模糊。”而手术记录的时间，距离接诊时间，隔了整整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一个被标注为“意识尚清醒”的重伤员，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躺了四个小时才等来手术。肖童童的手指在手术记录的时间栏上停住了，指甲不自觉地在纸面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白印。她想起周景行在审讯室里说的话——“他们在医院里也安排了人，确保她不会被及时转院。”
“爸爸，”她把医疗记录推到他面前，指着手术时间，“妈妈在急诊室里躺了四个小时。一个颅内出血的危重病人，等了四个小时。这四小时里有人压了手术排期。”
肖国华看着那行时间记录，脸色铁青。他的左手攥成拳头搁在桌上，指关节一根一根地泛白。“谁签的字？”
肖童童把医疗记录翻到最后一页。死亡证明的签字栏里，主治医师的名字签得龙飞凤舞，勉强能辨认出是一个姓“马”的医生。但签名旁边需要家属签字的那一栏，填的名字是“华素珍”——外婆的名字。外婆是在妈妈被宣布死亡之后才赶到医院的，还是从头到尾都在场？她能在外婆那张脸上闻到的，只有那夜亮起又熄灭的灯光。
档案盒里还有最后一份文件——一份被撕掉了一半的备忘录，只剩上半截。备忘录的抬头上印着平川县公安局的红色字头，内容是要求县医院提供华素梅入院时随身物品的清单。随身物品清单附在备忘录下面，列了寥寥几项：一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内有钥匙一串、现金若干；一件灰色外套；一枚铜钱，红绳，正面刻有“华”字。
铜钱。妈妈出车祸的时候，铜钱还在她身上。那枚铜钱是她留给女儿的念想，它在车祸中跟着妈妈一起被送进了医院，在抢救室里被摘下来，被人随手登记在随身物品清单上，又在外婆来签字时被交还给了外婆。六年后外婆为了三万块钱把她塞进棺材里，铜钱挂在她脖子上，和她一起被活埋。现在铜钱还在她脖子上挂着，就在她的衬衫领口里面，贴着胸口，被体温焐得温热。
肖国华把档案盒里所有文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慢慢地合上档案盒。他没有说话，但他合上盒盖的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关一扇不能打扰的门。然后把档案盒还给管理员，道了声谢，牵着女儿走出了档案馆。外面阳光正好，照得灰砖楼的外墙白花花的反光。他站在台阶上眯起眼睛看了看天，然后蹲下来，平视着女儿的眼睛说：“童童，你妈妈的事，爸爸从现在开始一件一件查清楚。那个压手术排期的马医生，那个篡改档案的人，还有那个在幕后指使刘启明的人——一个都不放过。”
“我跟你一起查。”肖童童说。
肖国华看了她片刻，然后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好。一起查。”
从档案馆回来之后，肖童童回了自己的房间。她坐在书桌前，从背带裤口袋里把妈妈的密信、铜钱、新户口本、总参军官证和科学院工牌一字排开。然后她拿出手机，给程建业发了一条信息，把密信上标注了五角星的实验编号拍了照发过去，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编号格式，是不是“烛龙”项目早期的内部备份编码。程建业的回复很快——“这个编号格式是你妈妈自己设的私人备份标记，不在项目主服务器上。她可能存了一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副本。你在哪里找到的？”
肖童童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在妈妈遗物里发现的。她放下手机，拿起那枚铜钱在台灯下慢慢转动。铜钱边缘有一道极细的划痕，她以前没有注意到。划痕很新——不是六年前的旧伤，而是在最近被什么东西刮出来的。她低下头凑近了看，发现划痕旁边嵌着一粒极其微小的暗红色碎屑，嵌在铜钱边缘的凹陷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她用指甲尖把那粒碎屑剔出来，放在白纸上——不是血，是漆。暗红色的漆，和干休所老宅客厅茶几上那个旧茶盘的颜色一模一样。
最近一次碰这枚铜钱的人，不是她，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手上有暗红色的漆，碰到了她的铜钱。她想到了什么，把手机从桌上拿起来，重新翻出程建业的信息，打了一行字发过去：“程爷爷，您帮我查一下干部部王秘书的办公桌——他桌上是不是有一个暗红色的漆器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