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后，周叙白在舷窗前站了很久。
他能看见码头上，霍景良已经等在舷梯旁——那男人今天穿了身米白色亚麻西装，戴了顶巴拿马草帽，站在一群汗流浃背的码头工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手里甚至还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不是用来遮雨，而是用来挡这热带毒辣的阳光。
沈知意出现在甲板上时，霍景良微微抬了抬帽檐。
周叙白看见他递过去一把小巧的遮阳伞，沈知意犹豫两秒，接下了。
然后两人并肩走下舷梯，汇入港口的人流，消失在那些堆满货物的仓库和商铺之间。
他放下窗帘，转身时左腿猛地一软，整个人差点摔倒。
幸好拐杖撑住了，但那股钻心的疼已经从膝盖蔓延到大腿根，昨天风暴中他站得太久，后来又跟霍景良周旋，晚上又担心有人偷袭，整夜没睡好。
旧伤复发了。
马尼拉老城区的街道狭窄拥挤，两旁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灰白色建筑，斑驳的墙壁上爬满热带藤蔓。
沈知意跟着霍景良穿梭在集市里，耳边是听不懂的塔加拉语和英语混杂的叫卖声。
“这家布料店不错。”霍景良在一家挂着“telas Finas”招牌的店铺前停下，“老板是从上海来的，货都是从苏杭运来的真丝。”
店铺里果然琳琅满目，各色绸缎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沈知意的手指拂过一匹月白色的软缎，想起海岛那间简陋的新房里，周叙白曾说过“等以后有钱了，给你买真正的绸缎做旗袍”。
“喜欢就买。”霍景良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沈知意收回手：“太贵了，船上也用不着。”
“用不着可以存着。”霍景良示意老板裁一块，“人生很长，沈小姐，总不能永远穿棉布衫。”
老板利落地量布裁衣，霍景良付钱时用的是美元。
沈知意注意到他钱包里除了钞票，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只露出半张女人的侧脸，梳着旧式的发髻，眉眼温婉。
“那是家母。”霍景良合上钱包，语气平淡，“1949年死在太平轮上。”
沈知意心头一震。
九姑娘的便签上写的是真的——霍氏船务当年确实参与过太平轮事件的善后。而霍景良的母亲，竟然也是那场海难的罹难者。
“所以您才……”她斟酌着用词，“对海难幸存者格外关照？”
霍景良看了她一眼，那眼神深得像马尼拉湾的海水：“我关照的不是幸存者，是那些拼命想活下去的人。”
他带她继续往前走，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木质风扇在头顶缓慢转动，送来咖啡和烤面包的香气。霍景良点了两杯冰咖啡，等侍者离开后，才开口：
“周叙白母亲的殉职报告，我看过完整版。”
沈知意握紧玻璃杯，冰水凝结的水珠沾湿了掌心。
“1966年8月，台风‘珍珠’过境南海，华南气象局派周淑云研究员随科考船‘海燕号’出海，观测台风眼内部结构。”
霍景良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咖啡馆里每个字都清晰，“船在东经114度、北纬19度附近失去联系，七天后，搜救队在渚碧礁附近发现残骸。船上十七人全部遇难，周淑云的遗体始终没找到。”
这些沈知意听周叙白提过，但从霍景良口中说出来，却多了些冰冷的事实感。
“但报告里没写的是，”霍景良顿了顿，“‘海燕号’出航前三天，周淑云单独见过一个人——我的父亲，霍英东。”
沈知意猛地抬头。
“他们谈了四小时，谈话内容没有任何记录。但那天之后，周淑云把一份密封文件交给了气象局的同事，嘱咐‘如果我回不来，等我儿子长大后交给他’。”霍景良搅动着咖啡里的冰块，“那份文件，就是周叙白现在脑子里记着的南海热源坐标。”
“您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1968年，我父亲也死了。”霍景良笑了笑，笑意却没到眼底，“同样是海难，同样是尸骨无存。霍氏船务从那时起就开始查，查了八年，只查到一件事——当年‘海燕号’上的，不止气象局的人。”
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还有军方的人，带着探测设备。他们要找的不是台风数据，是南海海底某种‘能改变国运’的东西。”
沈知意感到后背发凉。
周叙白只说母亲守护的秘密关乎国运，却从没提过军方。而如果霍景良说的是真的，那周淑云的殉职就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场被精心掩埋的——
“灭口。”霍景良说出了她心里的词，“所以沈小姐，你现在明白了？周叙白守着的那个秘密，沾着他母亲的血，也沾着很多人的血。你们俩就像抱着金砖在闹市走的孩子，吴启明那种人想抢，而我想——”
他停住了。
“您想什么？”沈知意问。
“我想跟你们合作。”霍景良靠回椅背，恢复了那副从容的绅士姿态，“我提供保护和资源，你们提供线索。等找到那个‘东西’，我们各取所需。
你可以带周叙白去世界上最好的医院治腿，去瑞士疗养肺病。
你可以去巴黎学时装设计——我打听过，你在鸿昌做工时改的那件旗袍，连老师傅都夸有天分。”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沈知意，像是在评估一件艺术品的价值。
沈知意沉默了很长时间。
咖啡馆外的街道上，卖花的小女孩拎着篮子走过，赤脚踩在滚烫的石板路上。
远处港口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景良号”应该还在那里等着。
“霍先生，”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您说的巴黎、瑞士、最好的医院，都很诱人。但您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周叙白的左腿，是为保护我废的。”沈知意放下玻璃杯，杯底在木桌上磕出清脆的声响，“在海岛，林国栋的人追我们，他背着我跑了三里路，左腿被钢筋扎穿，感染坏死。
在香港，吴启明的人闯进板间房，他把我护在身后，左腿又挨了一棍，医生说神经已经死了，这辈子都好不了。”
她抬起头，直视霍景良的眼睛：“您说的那些好地方，他走不上去。他连从重庆大厦四楼走到一楼，都要歇三次，疼出一身冷汗。所以您开的条件，对我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