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前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林深换了个方向，“就是故意去验证一下，你脑子里预测的那些坏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陆鸣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在地板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一圈，像某种自我安抚的仪式。
“试过两次。”他终于说。
“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第一次是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社团的面试。进去之前我想了大概二十种可能遇到的问题，每一种都准备了答案。进去之后，面试官问的第一个问题不在我准备的二十种里面。我当时就完全空白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他们说我太紧张了，不适合做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但其实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林深听出了这其中的区别。对大多数人来说，面对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大脑会自动启动一种“即兴应对”的模式，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拼凑出一个哪怕不完美的回应。但对陆鸣来说，这个“即兴应对”的模块像是没有安装。他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可能的输入和对应的输出，一旦输入超出了预设的范围，系统就会崩溃。
“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我跟你说的咖啡馆那次。那是我的朋友，认识了五年多的朋友，在网上几乎每天都聊天。那次我本来想验证一下，如果我什么都不准备，直接进去，会不会其实也没事。但我站在外面的时候，那个声音太大了，大到我的身体开始发抖，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要炸开。我觉得如果我硬要进去，我可能会在走到他面前之前就晕倒。所以我没有进去。”
陆鸣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平淡，像在念一份实验报告。但林深注意到他交握在肚子上的双手，拇指正在互相用力按压，指甲盖已经发白了。
林深沉默了几秒，然后做了一件他很少在初次会谈中做的事。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陆鸣旁边的地板上，也坐了下来。肩膀没有碰到陆鸣的肩膀，中间隔了大约四十厘米的距离。他靠在墙上，和陆鸣并排坐着，一起看着对面的那面墙。
“我不会要求你在这间房间里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林深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一个蹲在角落里哭了很久的小孩说话，“但我想跟你做一个约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当你觉得某件事你绝对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件事放在一边，去做那件事的前一件事。不做进咖啡馆这件事，我们做走到咖啡馆门口这件事。不走进去，只在门口站一会儿。不站一会儿，只是路过的时候看一眼。你不用做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我们只做你能做到的事。但你要答应我，当你觉得你能做到某件事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不要替我觉得那件事我不应该做。”
陆鸣偏过头看了林深一眼。这是他进门以来第一次主动看林深的脸，持续时间很短，不到一秒，但林深捕捉到了那个瞬间里的一些东西。不是信任，甚至不是感激，更像是一种困惑——一种“这个人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困惑。
初次会谈进行了大约五十分钟。林深没有让陆鸣做任何角色扮演，没有让他模拟任何场景，甚至连自我介绍都没有让他做。他只是问了很多问题，关于陆鸣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社交习惯、成功和失败的社交经历。他像一张缓慢展开的地图，在陆鸣的讲述中一点一点标注出那些他能够顺畅通过的区域、那些他经常卡住的节点、那些他完全无法进入的禁区。
陆鸣离开的时候，林深没有送他到门口，只是说了一句“下周同一时间见”。陆鸣自己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走廊的声控灯亮了。他回过头，看了林深一眼，嘴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进了走廊。
林深等门关上之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份关于陆鸣的初步评估。
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把笔放下，用手掌揉了揉眼睛。不是困，是那种需要把眼睛里的一层薄雾擦掉的潮湿感。
他想起了自己。
十年前，林深十八岁，刚上大学，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一座二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报到那天，他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其他三个床位已经有人了，他们正在聊天，聊的是高考分数、家乡特产、暑假看过的电影。林深站在门口，行李箱的轮子卡在门框上，他拉了两次才拉进来。那三个人同时看向他，其中一个笑着说“来了来了”。林深张嘴想说“你们好”，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那个声音怎么都出不来。他就那样站在门口，手里攥着行李箱的拉杆，脸上挂着一个他以为很自然但后来知道很僵硬的微笑，沉默了好几秒钟。
最后还是那个笑的人先开口，问了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他用最小的音量回答了，那三个人凑近了一点才听清。后来其中一个室友在酒桌上提起这件事，笑着说“当时以为你是个哑巴”。
林深那时候没有线下社交场景架构师可以求助。没有人告诉他，他那种在陌生人面前喉咙被掐住的感觉是有名字的，是可以被理解的，是有方法可以改善的。他自己花了很多年，用了很多笨拙的方式，撞了很多南墙，才慢慢学会了一些别人天生就会的事情。他学了心理学，学了行为认知疗法，学了社会神经科学，学了沟通分析理论，把那些他缺失的能力一块一块地拆解、研究、练习、内化，像一个没有出厂设置的人亲手给自己写了一份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