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县教育局的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吞吞吐吐地说：“老陈，你最近注意一点，有人举报你了。”我问谁举报的，举报什么。他说是一些正规的青训机构，说你没有资质，没有执照，没有保险，带着孩子打比赛，出了问题谁负责。还说你在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当利益，要查你。
我当时就火了，但我忍住了。我说行，让他们查。
紧接着，网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几个体育类的自媒体开始质疑我们。一篇文章说，“一支训练八个月的县级少年队，居然能在省级比赛中拿亚军，这背后是否存在不合规的操作？”另一篇文章更阴损，题目叫“业余队的狂欢，专业队的耻辱”，表面上是在反思专业青训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的成绩不真实。评论区里更热闹，有人说我们是“国家队被越南赢的另一种注解”，有人说“这种野路子足球不值得提倡”，还有人说“退役军人的足球梦，听着感人，但千万别当真”。
最让我愤怒的是一个微博大V，他转发了报道我们的新闻，配了一段话：“一个没有教练证的退伍军人，带着一帮最多小学毕业的孩子，混到了一个省比赛的亚军，然后被吹成是足球英雄。这不叫励志，这叫悲哀。悲哀的不是这个退伍军人，悲哀的是我们的青训体系已经沦落到要靠这种噱头来博眼球的地步了。”
我看了这条微博，骂了好几天。但后来我冷静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他说对了一个事实——我确实没有教练证。
我以前在部队，带过新兵连，拿过部队的体育指导员证书，但那不是中国足协承认的教练资格。我没有d级证，没有c级证，在正规体系里，我就等同于一个无证上岗的黑教练。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说我不合规，这一点他们没有说错。但他们说我的成绩是假的，说我的孩子不行，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张一鸣的妈妈最先知道了这件事。她打电话给我，声音很低：“陈教练，一鸣他爸说网上有人骂你们，让我别让孩子去了。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吧？”我说阿姨你放心，一鸣踢得很好，我们什么违法的事都没干。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信你，但一鸣他爸不信，周末他要来看训练，到时候你跟他解释解释。”
赵小禾的爷爷更直接，有一天傍晚我送赵小禾回家，老爷子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把赵小禾拉进屋，然后指着我说：“陈教练，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你把小禾一个女娃娃弄去踢球，踢成了又怎么样？能当饭吃吗？你看看网上那些人咋说的？让人家指着鼻子骂，图啥呢？”
我说不出话来。赵小禾在屋里探出半个脑袋，冲我挤了挤眼睛，小声说：“陈教练，你别管他们，我明天还来。”
李想的妈妈是最让我心疼的。她凌晨三点起床磨豆腐，练摊到下午，然后骑着一辆破电动车来训练场接李想。她识字不多，不太会用手机上网，但架不住隔壁摊主告诉她，“你家儿子那个教练上新闻了，被骂了”。她那天来得特别早，站在训练场边上等我，手里提着一袋豆腐脑。她把豆腐脑递给我，说：“陈教练，我也不知道网上那些人说的是啥，但我觉得你是真心对孩子们好。我家李想你管着，他要是敢不好好练，你打他骂他都行，我不心疼。”
我接过豆腐脑，滚烫的，隔着塑料袋都能感觉到烫。我说：“姐，你放心吧，李想以后能踢出来，我说到做到。”
她点点头，骑上电动车走了。我在训练场边上把那袋豆腐脑吃了，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知道我赌上了全部家当做的事情，有些人是看得见的。
可是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呢？
教练证，我可以去考。但我没时间去等那个流程，况且考教练证要参加培训，要交钱，要脱产，我走不开，孩子们也不能没有教练。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用成绩说话，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打听了一下，六月份在省城有一场全国性的青少年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分区赛，如果能在分区赛里拿到前三名，就能进入全国总决赛。那将是真正的考验，来自全国各地的强队都会参加，其中不乏职业俱乐部梯队的队伍。
我报名了。报名费一万两千块，加上差旅食宿，预算大概要五万块。我的钱早就花得差不多了，场地租金、水电、器材、给孩子们买的保险，每一项都是钱。我打电话给我妈，想借点钱，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陈默啊，你都三十二了，不说你成家立业吧，你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你把超市盘了，把钱全砸在球场上，你到底图啥？”我说：“妈，我就图个不后悔。”她沉默了很久，说了一个字：“行。”
我把银行卡里最后的八万块取了出来，五万块交了比赛的费用，剩下三万块作为备用金。我跟孩子们的家长签了免责协议和安全承诺书，租了一辆中巴车，比赛前一周，把十二个孩子和两个随行的家长代表，加上我，十五个人，浩浩荡荡地开赴了省城。
一路上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兴奋得像第一次出远门。张一鸣晕车，吐了两次，吐完了还笑嘻嘻地问我：“陈教练，咱们住酒店吗？能洗澡吗？”我说住，能洗，好好洗。赵小禾靠在车窗上，闭着眼睛听歌，耳机是那种几块钱的地摊货，声音大得旁边的人都能听见。周子衡抱着一本物理习题册，边坐车边做题，偶尔抬起头来推推眼镜，看看窗外的风景，然后又埋头做题。
李想坐在最后一排，双手抱胸，闭着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了一句：“陈教练，我爸让我这次拿个冠军回去，要不然就不让我踢了。”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睁着，盯着车顶，眼眶有点红。我说：“能拿。”他转头看着我：“真的？”我说：“我说能，就能。”
那一路，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九岁那年的冬天，王老师离开的那个下午，我们十几个孩子站在校门口，谁都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他走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我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你们谁要是真的喜欢，长大了自己想办法。”
现在我长大了，我想出了办法，带着一帮比我小了二十岁的孩子，在一条中巴车上，去赌一个可能永远也赢不了的比赛。
到了省城，我们住在离比赛场地三公里远的一家快捷酒店里。两个房间，男生一间，女生一间（其实就赵小禾一个人），我在走廊里打地铺。比赛前两天是小组赛，我们被分在了b组，同组的有三支队伍：上海一家职业俱乐部U12梯队、广州一家知名足球学校、还有一支东道主省的省体校队。这三支队伍，随便拎出来一支都是正规军中的正规军。上海那支队伍据说光是球探体系就有十几个人，在全国各地搜罗苗子，每年光训练经费就几百万。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这种级别的队伍。
小组赛第一场，对上海队。
开球前，孩子们在球员通道里站着，对面上海队的孩子们穿着赞助商提供的统一外套，戴着蓝牙耳机，脚上都是最新款的球鞋，每个人都有一个拉杆箱，箱子上印着各自的名字和号码。再看我们这边，李想穿着一双我给他买的打折球鞋，鞋钉都快磨平了；张一鸣的球衣上还沾着上次比赛沾上的草渍；赵小禾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着，橡皮筋断过两次，打了个结继续用。
但孩子们的眼睛里没有怯意。
赵小禾作为队长去挑边，她个子比对面的队长矮了大半个头，但她仰着脸，跟人家对视了足足三秒钟，然后面无表情地选了半场。上海队的教练在场边跟裁判说笑着，看我们这边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就像博物馆里的专家在看一件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