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贵州娄山关的冬天格外湿冷，山间的雾气浓得化不开，常年笼罩在峰峦之间，把那些青灰色的山脊和嶙峋的岩石都裹进一片混沌里。桐梓县娄山关镇就嵌在这片山水之间，镇子不大，横竖几条街，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砖混结构的老楼，墙皮斑驳，楼与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到了傍晚，家家户户的厨房窗口飘出油烟和饭菜的味道，烟火气浓得化不开。
二月初的那几天，天气阴沉沉的，偶尔飘点细雨，落在青石板路面上，湿漉漉地泛着光。镇派出所的值班室里烧着蜂窝煤炉子，铁皮烟筒弯弯曲曲地伸向窗外，炉子上的铝壶嘶嘶冒着热气。值班民警老赵正翻着当天的接警记录，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炉火把屋里的空气烤得干燥而温暖。
上午九点多钟，一个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派出所的大门。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深蓝色棉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蜡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很久了。她一进门就抓住值班民警的胳膊，声音沙哑而急促：同志，我男人不见了，他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来人叫桂廷英，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脸盘圆润，五官端正，但此刻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主心骨似的，站在那里，两条腿都在微微打颤。老赵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慢慢问情况。
桂廷英双手捧着搪瓷缸子，指尖冻得发白，她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把话说清楚。她告诉民警，她的丈夫叫周永刚，今年三十七岁，是个摩的司机，平时就在桐梓县城里拉客，靠摩托车载人挣点辛苦钱养活一家人。两口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在读初中，儿子还在上小学，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平平稳稳。
昨天晚上五点半左右，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桂廷英的声音又开始发抖，他说有个客人要包他的车去马鬃乡，来回一趟，可能回来得晚，让我们娘仨先吃饭，别等他。我问他大概几点能回，他说从这儿到马鬃乡二十来公里，骑摩托车个把小时就到了，加上等人，顶多俩小时，晚上八点之前肯定能到家。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看了看屏幕，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一个来电显示丈夫的名字。可屏幕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她接着说，从晚上六点开始，她就一直留意着院门外摩托车的引擎声，桐梓镇的冬天天黑得早，不到七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路灯昏黄，照得路面一片模糊。她把晚饭热了两遍，自己没吃几口，心里越来越慌。
八点过了，他还是没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桂廷英说到这儿，喉头哽了一下，手机是通的，但一直没人接。我以为他在路上骑车，没听见铃声，就隔一会儿打一次。九点、十点，打了好多遍，还是没人接，后来再打，就成了无法接通
她说，她和女儿还专门跑到阳台上打，阳台上信号好一点，风大，吹得人脸上像刀割一样，她站在那里，一遍遍拨那个熟悉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女儿站在她旁边，也拿着手机拨，母女俩就那么站在寒风里，谁都没说话，周围是黑沉沉的夜色和远处零星的狗叫声。
我感觉出事了，肯定是出了大事。桂廷英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要不他不可能连个电话都不打回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老赵听完，把桂廷英提供的周永刚的手机号记了下来，用座机拨了一遍，听筒里果然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的提示。他皱了下眉头，搁下电话，和旁边的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
说实话，派出所每年接到的人口失踪报案不少，尤其是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夫妻两地分居，感情渐渐淡了，有的人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也有的在老家重新找了人，对外只说出门打工，过个一年半载才被发现是跟人跑了。这类案子查到最后，十有七八都是私奔。往往是家属急得火上房，警方到处找人查监控问线索，忙活半天，结果一联系上人，对方说我不想回去了，你们别找我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老赵把这种可能性委婉地向桂廷英提了一下。他说：嫂子，你好好想想，你丈夫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比如说，经常晚归，或者背着人接电话，或者手头突然紧了又突然宽了...
桂廷英一听就急了，立刻打断了老赵的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男人不是那种人！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她告诉老赵，周永刚这个人，在周围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老实本分，平时不打牌不喝酒，也不跟人东跑西窜地混日子。他每天一早出门拉活，中午带个馒头或者饭团当午饭，舍不得下馆子，天黑之前回家，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到她手里。
他身上的钱从来没超过三十块，就是留着给摩托车加油用的。桂廷英说，有时候他一天拉活挣了三百多，回来就给我二百五，自己留五十，我说你多带点钱在身上，万一车坏了要修车呢？他都不肯，说修车的地方他都认识，可以先欠着，回头再给。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声音软下来，带着一种又心疼又无奈的语气。她说结婚快二十年，两口子红过脸的时候都少，周永刚对她好，对孩子也好，大冬天的孩子要交学费，他二话不说就出去跑活，冻得鼻青脸肿的回来，鼻尖上顶着霜花，还笑呵呵地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数给她看。
他要是外面有人了，我第一个不信。桂廷英盯着老赵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跟他过了快二十年了，他是个啥样的人，我心里有数。
老赵看她态度这么坚决，也不再多说什么。情感上的事情，外人确实没法妄下定论，有些人表面看着老实巴交，背地里别有一番天地，这种例子也不是没有。但桂廷英的笃定，倒也让老赵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如果周永刚真不是私奔，那他的失联，恐怕就不是简单的家务事了。
当天下午，派出所就派人出了警。先是走访了周永刚家的亲戚和邻居，又跑到他平时等活的那几个路口去打听。
周永刚平时活动范围很固定，桐梓县城不大，几条主要的街口就是他接活的地方，汽车站门口、菜市场外面、十字街的转角。老赵带着协警找到那几个常年跑摩的的师傅，一问周永刚，大家都认识，说这个人话不多，挺实在的，拉客从不乱要价，三块五块的小活儿也接，不挑不拣。
周永刚？老实人一个。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摩的师傅坐在车座上，手里转着头盔，嘴里叼着烟，烟火明明灭灭，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跑完活还凑一起吃个饭喝两口，他从来不，天一擦黑就收车回家，说是老婆孩子等着呢。
另一个年轻些的司机接过话头：前两天我还见他来着，下午三四点钟在汽车站那儿等活儿，跟平时一样，没啥不对劲的。后来来了个电话，他就骑车走了。我还问他去哪儿，他说有人包车去马鬃，生意还可以。
去马鬃？那条路可不好走啊。老赵皱了下眉。
可不是嘛，全是大山，盘山路，弯弯绕绕的，尤其是过了半山腰那一段，路边就是崖，一不小心就翻下去。老司机掸了掸烟灰，不过周永刚骑车技术不错，跑了这么多年了，路熟。
警方随后调取了周永刚的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失联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他确实给妻子桂廷英打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而在这通电话之前的一两分钟，有一个尾号为7856的号码打进来过，通话时长大概两分多钟。桂廷英说的那个包车去马鬃乡的客人，多半就是通过这个号码联系周永刚的。
警方随即拨打那个尾号7856的电话，结果和打周永刚的电话一样，无法接通。
此时，距离周永刚失联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个小时。派出所把情况上报到了县局，桐梓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开始介入。
马鬃乡位于桐梓县的东侧，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属于典型的高山乡镇，地势险要，山路崎岖。从娄山关镇到马鬃乡，沿途经过的都是盘山公路，一边是陡峭的山体，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路面窄的地方连两辆车错身都困难，更别提摩托车了。周永刚跑这条路线，按理说是轻车熟路，但万一出了交通事故，摔下悬崖或者撞在山壁上，人车俱毁也不是不可能。
刑侦大队派出了两组侦查员，一组沿着通往马鬃乡的公路徒步搜索，一组去沿途的村庄走访，看有没有人见过周永刚或者他的摩托车。同时，警方还联系了公路沿线的各个道班、养护站，询问近期有没有发现路面上的异常痕迹。
第一轮搜索进行了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公路沿途的排水沟、边坡、涵洞都查了一遍，没有交通事故的痕迹，也没有找到摩托车残骸或者人体组织。沿途的村民也说，二月一号那天傍晚，没有看到过摩的经过这一带，更没有听到过撞车或者呼救的声音。
警方扩大了搜索范围，把搜索半径从公路沿线扩展到周边的山林、沟谷、废弃的矿洞和砖窑。刑侦大队出动了二十多名警力，加上派出所的协警和当地的村干部，分成七八个小组，靠脚板子一点点地捋。二月份的黔北山区，天气又湿又冷，山林里雾气重，能见度低，脚下的泥土又滑又黏，一步一陷。侦查员们穿着作训服和胶鞋，拿着木棍开路，在荆棘丛和灌木林里钻进钻出，裤子被划破了好几条口子，手背上全是细密的血痕。
可一连搜了十多天，什么也没找到。没有血迹，没有丢弃的衣物，没有周永刚的摩托车，没有任何能证明他曾经到过这片区域的物证。
这时候，不管是警方还是周永刚的家人，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通讯如此便利的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几天不露面不联系，手机始终无法接通，如果还活着，那可能性几乎为零。
桂廷英这段时间瘦了一大圈，脸颊的肉都塌下去了，眼窝深陷，整个人沉默寡言的。她每天去派出所问进展，得到的回答都差不多：还在查，嫂子你别急。她有时候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目光发直，半晌说不出话。家里两个孩子，大的已经懂事了，整天哭着问爸爸去哪儿了，小的还懵懵懂懂，只当爸爸出远门了，时不时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问得桂廷英心口一阵阵发紧。
但警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没有案发现场，没有尸体，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周永刚已经死亡。法律上讲，这只能算失踪人口，构不成立案侦查的条件。如果不立案，很多侦查手段就用不了，不能调取银行流水、不能进行技术侦查、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甚至连电话监听都做不了。
周永刚失踪半个月后，桐梓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开了一次案情碰头会。会上有人提了一个思路：周永刚失踪了，他的随身财物也随之失踪了，那部手机，身上哪怕只有二三十块钱的现金，以及他那辆价值四千多块钱的摩托车。按照侵财案件的标准，这是一起涉嫌抢劫、盗窃的刑事案件，完全可以以的名义来立案。
咱们绕个弯子，以抢劫摩托车的方向来走。刑侦大队长拍了板，先把案立上，有了手续，咱们才好往下查。
就这样，周永刚失联案以侵财案件的性质正式立案。侦查的方向也随之明确：以车找人。
周永刚那辆摩托车，是一辆红色豪爵牌125型两轮摩托，车龄不到三年，车况还不错，在二手市场上怎么也能卖个两三千块钱。如果周永刚是被人劫财杀害，凶手最直接的变现途径就是把摩托车卖掉。为此，侦查员兵分几路，跑遍了桐梓县以及周边的绥阳、正安、道真等县市的所有二手摩托车交易市场和废品收购站。
侦查员老郑负责走访桐梓县城关镇的那几家二手摩托车店，他拿着一张周永刚摩托车的照片挨家挨户地问。那些店老板看了照片都摇头，说最近没人来卖这样的车，红色的豪爵125虽然不算罕见，但如果有人推着车来卖，他们多少会有印象。有个老板还跟老郑多聊了几句：这种车要卖，一般都是整车过户，得有手续才行。要是来路不正的，谁会傻乎乎地往正规店里送？早就拆了零件零卖了。
老郑一想也是。他又去跑废品收购站，那些站里堆满了废铜烂铁和破旧家电，就是没见着完整的摩托车。收购站的老板说，收整车他们一般不干，除非是报废得不成样子的，当废铁论斤称。
这一圈走访下来，又是半个月。周永刚的车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踪迹。
侦查方向不得不调整。既然图财的痕迹不明显，那会不会是仇杀？
侦查员们开始排查周永刚的社会关系，看他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摩的司机这个行业，看着不起眼，但竞争也挺激烈。桐梓县城就那么些客流，拉活的车却不少，有时候为了抢一个客人，几个摩的司机之间难免有摩擦。会不会是因为抢生意结下了梁子，对方一时冲动下了毒手？
侦查员再次找到那些和周永刚一起跑活的摩的师傅们。师傅们听了这个猜测，都笑了：抢活儿？不至于。拉个人就三块五块的，一天下来累死累活挣个五六十块钱，为这点钱杀人？那得是多大的仇啊？
再说了，周永刚那个人，从来不跟人争。有时候别人抢了他的客，他也不吭声，就骑到旁边等着下一个。他那性格，跟谁结仇都结不起来。一个师傅说。
抢生意的可能性被排除后，警方又把排查范围扩大到周永刚的邻里纠纷。一查，还真查到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周永刚的祖辈留下的老事。他们家祖坟的选址占了邻居家一块耕地的一部分，当年两家因为这个事闹得不可开交，差点动了手。虽然最后经村委会调解解决了，但两家心里的疙瘩一直在，后来虽然面上过得去，可彼此之间始终隔着一层。
第二条线索，是十年前的事了。周永刚家的一块责任田靠近灌溉渠的上游，有一年干旱，为了争水浇地，他和下游的一户邻居发生了争执。当时吵得挺凶，周永刚年轻气盛，说了几句狠话，那户人家也放了狠话要走着瞧。但后来旱季过去，争水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两家再没起过冲突。
侦查员把这两户人家仔仔细细地查了一遍。查他们的活动轨迹，查他们和案发时间有无交集，查他们近期有没有反常的举动。结果发现，这两户人家在周永刚失踪前后都没有任何异常，该干活的干活，该串门的串门，家里也没有发现摩托车或者其他可疑物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周永刚之间近十年没有过什么新的矛盾，犯不着为陈年旧账杀人。
这两条线索又被否定了。
案子查到这时候，差不多过去了两个月。周永刚的妻子桂廷英，头发白了一片，整个人像老了十岁。她不再天天往派出所跑了，大概是跑了太多次，心里那点希望早被一次次没有进展的回答磨光了。可她始终没放弃，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还是摸手机，看有没有未接来电，看有没有短信。手机屏幕上永远干干净净。
她开始失眠，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遍遍回想丈夫失踪那天的事。晚饭是啥时候做的，做的啥菜，他打电话来的时候语气是啥样的，说了哪几个字，她翻来覆去地回忆，每一个细节都嚼了无数遍。
然后，就在一个很普通的早上，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桂廷英跑到公安局，把一个电话号码交给了侦查员。那个号码尾号是7856，她之前一直没想起来，是因为头两天翻找家里的旧电话本，看到周永刚在上面随手记了一行数字，她才猛地记起，在周永刚失踪的前一天，这个号码给他打过三次电话，失踪那天，也就是二月一号，又打了两次。
我记性不好，当时没往心里去。桂廷英说，但现在想起来，他接完那最后一个电话，就跟我说要去马鬃乡...这电话肯定跟他的事有关系。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精神一振。通话记录很快调了出来，和桂廷英说的一模一样，尾号7856的号码在周永刚失联前一天打了三次，失联当天又打了两次，最后一次的通话时间，恰好就在周永刚给妻子打电话说去马鬃的前一分多钟。
这个号码的机主信息很快查到了，登记的是一个叫阿坤的女人，三十岁，本地户籍。侦查员试着拨打这个号码，结果是无法接通。
阿坤是谁？为什么她给周永刚打完电话，周永刚就去了马鬃乡，然后就失踪了？而且她自己的电话也打不通，这未免太巧了。
侦查员的第一反应是，当初那个的猜测，是不是又要兜回来了？周永刚和这个阿坤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
但桂廷英之前信誓旦旦说丈夫没有外遇，周围所有人的证词也都指向周永刚忠厚老实。如果真是私奔，那他这些年藏得也太深了。
警方开始追查阿坤的下落。经过几天的摸排，发现阿坤最近在桐梓县的一家驾校学过驾照，驾校的档案里留有她的联系方式和住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她在驾校留下的电话号码，和打给周永刚的那个7856号码不一样，换了一个新的号码。
侦查员拨打了驾校留的那个号码，结果，关机。
这个女人到底在躲什么？她手里到底有多少个手机号？
警方印发了协查通报，在周边县市的公安机关里发了出去。没过几天，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传来一条消息：阿坤曾经在遵义报过警，说是逛街时被抢了包。
报警记录上当然有联系电话。侦查员翻开一看，好家伙，又是个新号码，跟之前那两个都不一样。
她一个人办三张卡，图什么呢？侦查员小刘嘀咕了一句，又不是做生意的，搞这么多号干啥。
不管怎样，第三个号码是通的。侦查员立刻打了过去，听筒里响了几声，那头接起来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点怯生生的味儿：喂？谁呀？
我们是桐梓县公安局的，你是阿坤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阿坤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哦...是我，什么事啊？
侦查员开门见山：周永刚你认识吗？
周永刚？阿坤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困惑，谁啊？不认识啊。
7856那个号码，尾号7856的，是不是你的手机号？
哦，那个啊，阿坤像是松了口气，那个号是我办的卡没错，但是不是我用的，是我表哥在用。他叫石建飞。
你表哥？他为什么用你的手机号？
他...他自己的手机坏了，说是拿去修，就先拿我的卡用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阿坤的声音有点发虚，警察同志，我现在在江苏无锡打工呢，这边回不去，有事你们找我表哥吧，我没用过那号码，啥也不知道。
说完这话，不等侦查员再问，阿坤就把电话挂了。
侦查员皱了皱眉，把通话录音回放了一遍，总觉得阿坤的语气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自然，说得太快了，像背书似的。
不过好歹有了新的方向：石建飞。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案卷里。
石建飞，1980年出生，绥阳县宽阔镇人。宽阔镇和之前周永刚要去的那马鬃乡，两地紧挨着，公路相通，直线距离还不到一公里。
侦查员马上驱车去了宽阔镇，找到了石建飞的老家。那是一座沿着同随公路修建的砖瓦房，灰扑扑的外墙，院子不大，堆着几捆柴火和一些农具。家里只有石建飞的父母在家，两个老人都是六十来岁的模样，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侦查员出示了证件，询问石建飞的下落。石光华，石建飞的父亲，搓着手，表情有点不自然：他呀...他早就出去打工了，在哪儿我们也不清楚。他也没个手机，联系不上。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侦查员问。
石光华和老婆对视了一眼，老婆没说话，石光华含糊地说：记不太清了，就...就前阵子吧。他之前那份工干烦了，说不干了，要去外地找活，跟我们说了一声就走了。具体去哪，真没跟我们说。
他没有手机？
没有没有。石光华连连摆手，又拍了一下胸脯，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表现的坦荡，警察同志，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他确实没手机，要有手机我们能不给他打电话吗？他也没往家里打过电话，我们老两口也是干着急。
可侦查员心里清楚，石建飞明明在用阿坤的那张卡，7856那个号码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但不代表他没有手机。石光华的话，听着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石家有两个儿子，石建飞是老大，老二叫石明怀，也在外地打工。侦查员问老二的情况，老两口同样一问三不知，说不知道在哪儿，也联系不上。
侦查员没再多问，告辞出来，在车上默默记下了这对老人的神态，太紧张了，尤其是石光华，话说得越多，露的破绽越多。
接下来的调查方向转向石建飞的社会关系。警方查到，石建飞之前在桐梓县一个建筑工地上开铲车，一个月能挣五千多块，在当地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他平时吃住都在工地，话不多，性格有点孤僻，工友和他相处得不算热络，但也没什么矛盾。
侦查员找到那个工地的老板。老板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完来意后，回忆了一下，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
石建飞走的那天晚上，凌晨两点多钟，他跑来我宿舍敲门找我结工钱。刘老板说，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开门一看是他，还吓了一跳，问他出啥事了这么急。他说要赶着去外地打工，连夜走。我就把工钱给他结了。
他那天有什么异常吗？
刘老板想了想，说：他右手包着纱布，应该是受伤了。我问他咋弄的，他说碰了一下，不碍事。我也没多问。
哪天的事？你还记得具体日子吗？
刘老板扳着指头算了算，报了那个日期，侦查员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那正是周永刚失联的第二天。
石建飞在周永刚失踪的第二天凌晨，连夜结了工钱离开本地，手还受了伤。这巧合，已经不能用来形容了。
警方对石建飞的怀疑急剧升温。与此同时，还有几个关键点对上了：他用过的7856号码和周永刚在案发前有多次通话联系；他的家宽阔镇紧挨着马鬃乡，正是周永刚说要送客人的目的地；他失踪的时间点和周永刚失联时间高度吻合；而且至今他本人和阿坤的说辞有矛盾，阿坤说手机卡是表哥在用，石家父母却说石建飞没有手机。
种种疑点指向石建飞，但警方还缺少最要命的东西：证据。没有尸体，没有凶器，没有目击证人，甚至连石建飞和周永刚之间有什么交集都不清楚。周永刚是个摩的司机，石建飞是个铲车司机，两个人的生活圈几乎没有重叠。如果是石建飞干的，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图财？周永刚身上就二三十块钱，那辆摩托车虽然值点钱，但到目前为止车也没出现，石建飞也没变现的痕迹。
仇杀？两个人压根不认识，八竿子打不着。
情杀？周永刚的为人口碑那么好，和妻子感情深厚，没有任何风流韵事。这个动机立不住脚。
三条常见的杀人动机，一条都套不上。警方再次陷入僵局。案情分析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侦查员们在白板上画来画去，各种可能性列了满满一版，又一条条被划掉。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大家都没什么好脸色。
会不会是搞错了方向？有人提出了疑问，万一那个7856的号码只是随机打错了呢？周永刚接了个打错的电话，然后接了一单正常的生意去了马鬃，路上出了别的意外，比如交通事故，人被冲到山沟里了，车也没找着。
那怎么解释石建飞第二天凌晨结工钱跑路？还带着伤？
可能是巧合。他不想干铲车了，想换个地方打工，手受伤是干活碰的。
那也太巧了，巧到一块去了。
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阿坤再次出现了。
她主动联系了警方，说要提供重要情况。这回她没有躲躲闪闪，而是坐在审讯室里，双手捧着热水杯，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她告诉侦查员，就在前几天，石建飞给她打过电话。电话里石建飞哭了，哭得很厉害，抽抽噎噎地说了半天，最后开了口，要借一千块钱。
阿坤问他借钱干什么，石建飞支支吾吾的，阿坤催了好几遍，他才说了一句：我杀人了。年前杀的，在桐梓那边叫了个摩的，拉到老家那边杀的。
阿坤说当时她听完这句话，整个人都傻掉了，手里的电话差点没拿稳。石建飞在电话那头一直哭，说不敢回家，不敢见人，在外头东躲西藏，身上钱快花完了，实在没办法才开口。
他为什么要把这种事告诉你？侦查员盯着阿坤的眼睛。
阿坤沉默了很久，睫毛垂着，嘴唇动了动，最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抬起头来，眼眶泛红。
因为他...他喜欢我。我们俩，有过那种关系。
侦查员愣了一下，问清楚了关系才知道，石建飞和阿坤是表兄妹。两人从小一起长大，阿坤十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去了江苏无锡生活，后来她在那儿结了婚，又离了婚。2009年，阿坤回到桐梓老家，石建飞也刚离婚不久，两人经常来往，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解闷。
有一天晚上，两人喝多了酒，在那种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里，越过了那条不该越的线。表兄妹之间，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
从那以后，两人谈起了恋爱，还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一段时间。这件事在亲戚朋友间传开后，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说这是乱伦，要被人戳脊梁骨骂。可两人当时不管不顾，觉得感情是自己的事，外人管不着。
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石建飞这个人，表面看着闷声不响，骨子里控制欲极强。他跟阿坤在一起后，不许她跟任何异性说话，哪怕是走在路上和男邻居打个招呼，回来都要被盘问半天。阿坤稍微有一点不高兴，他就动手，拽头发往墙上撞，有一次把她打晕了过去。
他对我好是真的好，但他那种好，让人喘不过气。阿坤捂着脸，声音发颤，我受不了了，后来就提分手，他不肯，我就躲到遵义的朋友家住。可他还是能找到我。
阿坤说她曾经在遵义街上被抢过一次包，现在回想起来，她怀疑那是石建飞找人干的，就是为了逼她回去。但她没有证据，只能躲。后来实在怕得厉害，她又跑回了无锡，投奔姐姐，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换了。
可石建飞还是有办法找到了她的新号码。他就像一根甩不掉的藤，死死缠着她。
他那个人，脾气上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阿坤抬起头，眼里带着惊恐，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
这最后一句话，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侦查员的脑子里。
石建飞的心理画像逐渐清晰起来：一个性格孤僻、占有欲极强、在感情受挫后极端情绪化的男人，有暴力倾向，和周永刚失踪案存在多条时间线上的重合。虽然作案动机还不明朗，但从行为逻辑上看，石建飞的嫌疑几乎到了可以抓人的程度。
问题是，人在哪儿？
阿坤提供了一个线索，石建飞给她打电话时，那个号码的归属地显示是广东清远。警方立刻行动，在广东清远市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很快锁定了石建飞藏身的地点，一个偏远山区的小煤矿。他下井挖煤，吃住都在工棚里，几乎不露面。
抓捕那天，清远的山区下了小雨，煤矿周围泥泞不堪，工棚是铁皮搭的，到处漏风。侦查员们趁着石建飞下工回棚的时机，从三面合围，把人堵在了门口。
石建飞穿着一身沾满煤灰的工作服，脸上黑乎乎的一片，只露两只眼睛。看到穿警服的人围上来，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两只手哆嗦着抱住了头。
叫什么名字？
石...石建飞。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他低着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两个字：杀人。
他供认不讳。但紧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侦查员都没想到的话：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我弟石明怀，还有我爸石光华。
石明怀当时在东莞打工，很快也被当地警方抓获。石光华在老家被带走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脸色灰败地低下头，任由民警给他戴上手铐。那个曾经拍着胸脯说我不会撒谎的老人，此刻终于什么也编不出来了。
审讯室里，石建飞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二月一号那天傍晚五点多，他用自己的手机，那张从阿坤手里拿来的7856号码卡，给周永刚打了电话。电话里他说要包车去马鬃乡拿点东西，来回一趟给一百五十块钱。周永刚答应了，约在县城一个路口见面。
石建飞上了周永刚的摩托车，一路骑到宽阔镇，到了自家门口下车。周永刚把车停在路边，发动机没熄火，等着石建飞进屋取了东西再出来。
石建飞进了屋。家里石光华正在灶房里忙活晚饭，石明怀在里屋躺着玩手机。石建飞没说话，径直走到墙角，拎起一根平时顶门用的钢管。然后他转过头，对父亲和弟弟说了句话。
这个人跟我有仇，今天我要打死他。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你们帮不帮忙都行，反正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他。
石光华和石明怀都愣住了。石光华问出什么事了，石建飞说，这个人之前跟他撞过，事后还叫人来打过他，他咽不下这口气。
其实这个理由是临时编的。但石光华和石明怀在那一刻没有追问，也许是看到石建飞的眼神太吓人了，也许是被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震慑住了，父子三人谁也没再说话。
石建飞拎着钢管出了门，朝路边停着的摩托车走去。周永刚还坐在车上，见他出来，还笑着问了一句：这么快就拿好了？那咱们走呗。
回应他的是一根砸下来的钢管。
第一下砸在周永刚的肩膀上，他惨叫一声，从车上栽了下来，摔在路面上。他完全懵了，一边用手挡一边喊：你干啥！干啥！你要钱我给你，我没带钱...
石建飞根本不听，钢管一下接一下地往下砸，砸在后背，砸在胳膊上，砸在腿上。周永刚拼了命地躲，慌乱中从摩托车的侧箱里摸出一把螺丝刀，握在手里胡乱地捅，正好捅中了石建飞抡钢管的那只手，顿时血流如注。
石建飞吃痛，动作顿了一下。周永刚趁机爬起来，两人扭打在一起。周永刚虽然身材不高，但常年干活，力气不小，手里又有螺丝刀，一时间竟和石建飞打了个不相上下，甚至隐隐占了上风。
石明怀从屋里跑出来，看到哥哥落了下风，转身回去拿了一把水果刀，从背后递给了石建飞。石建飞接过刀，什么都顾不上了，朝着周永刚的脖子就刺了过去。
周永刚的脖子被刺中，鲜血一下喷涌而出，溅了石建飞一脸。他的身子晃了晃，还没倒地，石光华也拎着锄头冲了出来，照着周永刚的脑袋抡了下去。
周永刚没再动了。
父子三人站在路边，喘着粗气，谁也没说话。血顺着路面的缝隙漫开，在昏暗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目。远处的公路上偶尔有车灯闪过，他们不敢停留，匆匆把周永刚的尸体抬上了摩托车后座，由石建飞骑车，石明怀在后面扶着尸体，一路往山里开。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灌木和野草，下面是松软的黄泥土。三人拿铁锹挖了一个坑，把周永刚扔了进去。
石光华说，别把坑填满，弄块大石头压在上面就行。他后来跟警察解释这件事的时候，眼神躲闪，声音发虚：杀了人，怕他变鬼来找我们。压块大石头，他就翻不了身了。
那块石头，是他们在附近搬来的，足有上百斤重，青灰色的粗粝岩石，压在那个新翻的土坑上面，像一个无声的封印。
审讯到了这里，所有侦查员心里都悬着一个问题：石建飞和周永刚到底有什么仇？
石建飞低着头，双手铐在审讯椅上，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他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大滴大滴地砸在面前的桌板上，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喘息。
我没脸说。他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是那个女人把我害惨了。
他说的那个女人，是阿坤。
据石建飞说，他和阿坤同居那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挣的钱经常莫名其妙地少。他后来才知道，阿坤私下里找了他工地的老板，跟老板说建飞的钱你直接给我吧，我帮他管着，老板居然也就给了。每个月石建飞只拿到五百块钱零花，剩下的全在阿坤手里。
有一回他下班回出租屋，路过菜市场，远远看见阿坤和一个男的走在一起，两人并肩挨得很近，说说笑笑的，跟两口子似的。石建飞跟在后头，隔着五六十米，没走上去，一路看着他们走了两条街。他当时没看清那个男的长什么样，但记住了那个背影和侧脸的轮廓。
还有一次，阿坤的电话响了，她不在旁边，石建飞随手接了起来，对面是个男的，一听是男的声音，立刻就挂了。过了没两分钟，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暧昧，带着什么时候见之类的话。石建飞当场就炸了，阿坤回来之后，他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那次打得最狠，阿坤晕过去了他才停手。
阿坤就是那次之后彻底离开了他。她跑到遵义躲起来，后来又回了无锡，换了所有联系方式。石建飞找不到她，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工地上的活也不想干了，整夜整夜失眠，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那个和阿坤走在一起的男人是谁。
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他咬着后槽牙，脸上肌肉抽搐，她把我毁了，我也不能让她好过。那个男的，我要找他算账。
二月一号那天下午，石建飞在桐梓县城的街上闲逛，正好看见周永刚骑着摩托车在路边等活。他只看了那个背影一眼，骑车的姿势，侧脸的角度，肩膀的宽度，心里那根弦就猛地绷紧了。
像，太像了。石建飞说，声音越来越低，就是他。那天跟阿坤走在一起的，就是他。
他上去搭话，要了周永刚的电话，说以后包车。周永刚什么也没察觉，笑呵呵地把号码给了他，还说了句随时打电话，我都在县城这边跑。
当天下午，石建飞就打了那通约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把价钱开得高，生怕对方不来。周永刚果然来了，高高兴兴地载着他往宽阔镇骑。到了家门口，周永刚还催他快点，说天快黑了，路不好走。
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了那根钢管、那把刀、那柄锄头。他甚至不知道，这一切的起因是一个他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的女人，阿坤。
而事实上，周永刚根本就不认识阿坤。他是摩的司机，每天拉几十个客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他不可能记得每一个搭过车的面孔。阿坤那天有没有和周永刚走在一起过，警方后来也查证过，阿坤翻来覆去地想，说自己确实不记得和什么摩的师傅有过交集，更不记得周永刚这个人。
石建飞那天隔了五六十米，根本没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只凭一个模糊的轮廓，就认定了周永刚是那个人。然后他亲手毁了一个家庭，也毁了自己、自己的弟弟、自己的父亲。
案子到这儿，水落石出。
石建飞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石明怀作为从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石光华年过六旬，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那天，石光华站在被告席上，佝偻着腰，满脸沟壑纵横的皱纹，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
桂廷英在法庭外等候判决结果。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还是那么苍白，但腰板挺得很直。听到宣判的时候，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没哭也没喊，只是闭了闭眼睛。
走出法院大门时，有记者想采访她，她摆了摆手，声音干涩而平静：法律给我男人公道了。别的，我不想说。
那辆红色的豪爵摩托车始终没有被找到。警方后来带石建飞去指认现场，他坐在警车里，经过那条盘山公路，看着车窗外茫茫的山峦和深谷，喃喃地说了一句：车推下去了，早没了。
周永刚的遗体后来被挖了出来，那块百斤重的青石被搬开，坑里是一具已经高度腐败的尸骨。法医确认了死因，颈动脉断裂，颅骨粉碎性骨折。桂廷英看到遗体的时候，没有哭出声，只是蹲在地上，伸手摸了摸那截露在外面的白骨，像摸一个熟睡中人的手。
周永刚那年三十七岁，他的儿子刚上小学三年级，女儿在读初二。二月一号那天傍晚，他出门前还跟儿子说爸爸去跑一趟，回来给你带个棒棒糖，那根棒棒糖一直留在他的摩托车后备箱里，后来随着那辆车一起，沉入了娄山脚下某条不知名的深谷。
案件告破之后，桐梓县城的摩的司机们说起来，还直摇头：周永刚那人，太亏了。一辈子老老实实挣钱养家，到死都不知道为啥死的。
而那个真正和阿坤走在街上的男人，后来警方也试着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也许他只是某一天路过桐梓的过客，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曾在一个偏执者的心里投下了一道影子。这道影子扭曲、变形、膨胀，最终长成了一桩血案。
石建飞在最后一份供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不起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什么都没做错。我就是恨，恨得什么都不想管了。现在说啥都晚了。
审讯室里那盏白炽灯照在他脸上，一张原本就瘦削的脸更显得嶙峋。他那双沾过血的手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签字画押，食指的指节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周永刚用螺丝刀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