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去，偌大的唐王朝，还没有从战火的创伤里完全喘过气来。
河北藩镇割据，各地赋税苛重，曾经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正在一点点褪色。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张籍降生。
他的祖籍本是吴郡苏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江南富庶之地。可惜张籍并没有享受到故土江南的安逸，家族门第普通，没有高官父辈可以依靠，为躲避战乱，年少的张籍跟随家人迁居到和州乌江，即如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在这里扎根生活。
后世很多人提起张籍，总直接称他为和州人，便是源于这段少年迁居的经历。
史书之中，关于张籍的童年记载并不算多。没有神童出口成诗的传奇故事，没有家世显赫的加持，他只是千千万万寒门少年当中普通的一员。家境清苦，家中没有丰厚藏书，想要读书，只能四处借阅书卷，借着天光烛火苦读。
安史之后，江淮一带同样不算太平。苛捐杂税层层下压，底层百姓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少年张籍日日所见，不是亭台楼阁、诗酒繁华，而是乡间农户辛苦耕耘，却依旧食不果腹；是远行游子背井离乡，为求一口温饱四处漂泊；是战火遗留下来的疮痍，刻在土地，也刻在百姓的身上。
这些亲眼所见的人间百态，悄悄埋下了他一生诗歌创作的种子。别人读书，大多沉浸于辞藻华美、风花雪月，张籍读书，却格外留心世间民生疾苦。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六岁的张籍，背起简单书箧，辞别家人，往北远行游学。
唐代读书人，想要在文坛崭露头角，闭门苦读远远不够。漫游四方，寻访名士，结交同道，开阔眼界，是几乎所有寒门士子的必经之路。张籍一路向北，辗转来到邢州漳溪，也就是现在河北临漳一带，在这里，他遇见了改变自己少年求学岁月的挚友——王建。
王建，字仲初，同样出身寒门，年纪与张籍相仿。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志趣完全契合。
从此之后，漫长的十年光阴，二人结伴求学，朝夕相伴。清晨坐于师长座下研读《易经》，深夜围坐庭院探讨《诗经》。有新作写成，便互相传看，一字一句互相推敲；遇到义理难解之处，便彻夜思索，彼此答疑解惑。
少年人的理想滚烫，他们渴望凭借手中笔墨，通晓儒道，将来可以立身朝堂，匡扶世道。
漳水之畔，鹊山脚下，两个衣衫朴素的寒门青年，度过了人生当中最为纯粹的一段读书时光。数十年之后，张籍写下《逢王建有赠》，回望这段往事，依旧满是怀念。只是那时少年头上刚刚长出髭须，等到再次相逢，两人已经饱经风霜，鬓角生出白发，岁月已经匆匆流转三十余年。
十年同窗相伴，张籍与王建结下终生不渝的深厚友谊，后世文学史将二人并称为“张王”，他们所开创的乐府诗，被世人唤作“张王乐府”，成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当中极为重要的力量。
少年游学的日子并不轻松。没有富裕家境支撑，游学路上常常囊中羞涩。为了解决生计，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张籍进入舒州刺史郑甫的幕府，做一名幕府从事，靠着微薄的俸禄维持生活，一边处理府中文书，一边依旧不肯放下诗书课业。
他并非只埋头读书，地方政务的见闻，民间百姓的真实处境，他都默默记在心里。当时望江的县令曲信陵为官清廉仁厚，去世之后当地百姓十分怀念，张籍受人所托写下《祠堂记》，记录这位良吏的事迹，文字质朴恳切，不见浮华辞藻，已经能够窥见他日后行文的风格。
在幕府短暂停留之后，张籍心中始终放不下科举求仕的理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他满怀期待奔赴长安。
长安，那是所有唐代读书人的精神圣地。朱雀大街宽阔绵长，高楼甲第鳞次栉比，文坛名士汇聚于此。可这座繁华帝都，对于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士子，又格外冰冷残酷。
初入长安的张籍，四处干谒求荐，奔走拜访，渴望得到贵人赏识。可偌大京城，相识之人寥寥，四处碰壁，屡屡落空。权贵之门难以踏入，满身才学，找不到可以施展的地方。现实狠狠浇灭少年心中一腔热血，张籍体会到了属于寒门士子的巨大无力感。
在长安求仕无果，张籍没有困守在这座城市自我内耗。他收拾行囊，转身离开京城，开启一段漫长的南方游历。
贞元九年起，他一路向南，游历湖北、江西、湖南，一路甚至走到岭南粤地。脚步行过江河湖海，走过山村墟市，见过湘江之上漂泊的船家，见过岭南湿热土地上劳作的农人，见识各地迥异的风土人情，也目睹不同地域底层百姓共同承受的生活苦难。
游历没有给他带来官职，却极大丰厚了他的阅历。他不再只从书本当中理解世道，世间万般悲欢离合，都化作了他诗歌创作源源不断的养料。
漫游南方结束，贞元十年冬天，他又继续北上，前往蓟北边塞。站在边塞土地之上，耳听号角，眼望戍边将士，战争带来的离别、牺牲、苦楚，一一映入眼帘。第二年五月，才辗转回到江南故土。
几番南北辗转，数年风尘奔波，少年意气慢慢沉淀，他不再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学子，见识过大唐盛世光鲜外壳之下，层层叠叠的社会褶皱。
贞元十二年，张籍举家搬迁回到和州乌江县定居。也是在这一年，诗人孟郊来到和州，二人得以相遇相识，一见投缘，结伴同游城南桃花坞，临水赏花，把酒论诗，畅谈心中的道义与理想。
孟郊同样是一生困顿的寒门诗人，多次科举落地，饱尝人间冷暖。相似的人生境遇，让两个人格外懂得彼此。孟郊读过张籍的诗文之后，深深折服，认定这个饱经漂泊的读书人，拥有真正出众的才学。
孟郊，就此成为张籍人生路上第二个重要贵人。
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张籍再度北游，来到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这一次汴州之行，彻底改写了张籍的人生轨迹。经由孟郊的引荐，张籍得以拜见当时文坛执牛耳的大人物——韩愈。
彼时的韩愈，在汴州担任节度推官，同时主持当地的进士解试，手握举荐士子的权力。韩愈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提倡复兴儒学，主张文章应当言之有物，反对空洞浮华的骈文，在整个文坛声望极高，门下聚集大批求道求学的青年才俊。
张籍一个江湖漂泊而来的寒门士子，没有家世，没有高官亲戚，面对这样一位文坛巨擘，没有刻意谄媚逢迎。他两次上书韩愈，坦诚表述自己对于儒学道义的理解，阐述自己诗文创作的理念，直抒胸臆，文字质朴而立场坚定，不卑不亢，把自己多年读书思考尽数写于纸上。
韩愈阅过张籍的文章，大为惊叹。
在韩愈眼中，张籍性格朴直，心中坚守儒道，诗文功底扎实，绝非世间那些只会雕琢辞藻的浮华文人可比。韩愈十分欣赏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将他视作难得的奇才，悉心指点他的学业文章，全力为他奔走举荐，将张籍列为举荐名单的首位，推荐前往京城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
张籍后来写下《祭退之》，回忆二人初遇的岁月：“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黯如雾中行。北游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公领试士司，首荐到上京。一来遂登科，不见苦贡场。”
字里行间满是感激。从前漂泊江湖，如同行走浓雾之中，无人赏识；遇见韩愈之后，才得以拨开迷雾，看见前路光亮。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张籍进士及第，多年寒窗苦读，南北辗转漂泊，三十三岁的张籍，终于考中进士。
放榜那一刻，想来张籍心中是万分激动的。但唐代的科举制度，考中进士，仅仅只是拿到一张入场券，不等于直接授予官职。想要真正步入仕途，还要等候官府出现岗位空缺，参与铨选，排队等待分配工作。
没有后台打点，没有钱财运作，张籍只能回到家中，漫长待业，一等就是整整七年。
这七年时间，他依旧居住在和州乌江，生活清贫，却没有荒废笔墨。也就是进士及第这一年，客居洛阳的张籍，秋风乍起，秋风勾起浓浓乡愁，写下千古名篇《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没有华丽修辞，写尽游子思念家人千头万绪，信件即将交给送信人，又怕写得仓促，遗漏千言万语，再度拆开信封补写几句。一个极其生活化的细微动作，道尽人世间深沉绵长的乡愁。寥寥二十八字，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依旧被无数人诵读。
张籍对诗圣杜甫，抱有近乎狂热的崇敬。杜甫经历安史之乱，用诗歌记录时代动荡、民间疾苦，这深深契合张籍内心的追求。《云仙散录》当中记载了一则流传很广的轶事：张籍痴迷杜诗，他把杜甫的诗作焚烧成灰烬，拿灰烬拌上蜂蜜，每日吃上三勺。友人登门拜访，见到这一幕十分诧异，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张籍认真答道，吃了杜诗的纸灰，希望自己的肝肠，也能够变得如同杜甫一般，写出同等格局的诗篇。
客观来说，《云仙散录》属于笔记小说，故事未必真实发生，更像是后世文人演绎出来的趣闻。但这个故事，足够生动说明一件事：张籍对于杜甫诗歌精神的极致向往。他反复研读杜诗，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内核，把目光牢牢投向世间百姓，这深深影响了他之后全部乐府创作。
七年漫长等待，直到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朝廷岗位有空缺，在韩愈持续不断的奔走斡旋之下，张籍才终于得到人生第一个正式官职：太常寺太祝。
太常寺太祝，品级仅仅九品，属于底层小官。主要负责皇家祭祀相关的各类杂务，俸禄微薄，仅仅勉强糊口。
好不容易等来官职，可张籍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就在这个九品位置上，一待，便是整整十年。
太常寺太祝十年，是张籍仕途当中最困顿的一段岁月。
俸禄少得可怜，家中人口要养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家里面米仓时常空空荡荡，到了寒冬时节，身上的旧棉袄补丁摞补丁，连取暖的柴炭，有时候都无力置办。
屋漏偏逢连夜雨，长期清贫劳累，读书用眼过度，张籍患上严重眼疾，视力急剧衰退，几近失明。看书写字变得格外艰难，日子雪上加霜。
昔日好友孟郊，便给他起了一个半调侃半心疼的外号，唤作“穷瞎张太祝”，这个称呼，也被记录进后世史料之中。
穷，而且眼疾缠身，身居卑微小官，十年不得升迁。换作旁人，很容易意志消沉，要么钻营奔走，攀附权贵谋求高升，要么躺平摆烂，虚度时日。但张籍两样都没有选。
身居陋室，目力衰微，他依旧不改本心。公务之余，依旧坚持写诗作文，依旧把目光对准市井乡野，记录底层普通人的命运悲欢。
这一时期，也是张籍乐府诗创作的黄金阶段。
中唐，元稹、白居易高举新乐府大旗，倡导“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不能只用来宴饮酬唱，应当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用诗歌干预世道人心。张籍，是这场新乐府运动当中极为核心的一员干将，和王建一道，用大量的乐府诗作，践行这一文学理想。
白居易对张籍的诗，给出极高评价：“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意思是张籍的作品，继承古代诗歌讽喻现实的传统，没有一句空洞虚浮的文字，字字都有现实寄托。
《野老歌》便是张籍极具代表性的一篇乐府：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山中老农，仅有贫瘠三四亩山田。庄稼收成微薄，赋税却十分沉重。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尽数上缴官仓，粮食堆积在仓库当中，慢慢腐烂化为尘土。农户自己颗粒难留。年末之时，家徒四壁，农具闲置墙边，父亲只能叫上孩子，上山捡拾橡实，拿来充饥果腹。
诗歌末尾笔锋一转，写江上富商大贾，珍珠财宝数不胜数，就连船上饲养的狗，都能够常常吃肉。
一边是贫苦百姓食不果腹，采摘野果求生；一边是富商奢靡挥霍，犬畜都享用肉食。强烈的对比，没有直接怒骂控诉，只是平铺直叙记录所见现实，世道不公，便扑面而来，读来令人心头沉重。
他写战争带给普通女子的伤痛，写下《征妇怨》。边境大战溃败，将士战死沙场，家中妻子收到噩耗。丈夫埋骨塞外，女子守在家中，天地茫茫，余生只剩无尽的哀痛。唐代边塞诗作很多，大多歌颂将士勇武，而张籍，把笔触落在战争背后被命运碾压的普通妇人身上，写尽离别与丧偶的人间悲剧。
他写江南水乡，写下《江南曲》《采莲曲》，描摹江南水乡女子劳作的模样，水乡的烟火日常，鲜活生动。也写异乡游子的漂泊，写农夫耕耘的辛苦，写商贾行旅的奔波。
张籍的乐府，不追求生僻晦涩的辞藻，语言通俗浅白，大量吸纳口语入诗，文字看似简单平易，背后却是千锤百炼。王安石后来评价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起来平平淡淡，仿佛随手写就，实际上每一字，都耗费极大心力打磨，内里力量千钧。
在长安担任太祝的岁月里，张籍的朋友圈也愈发壮大。元和元年之后，他和白居易正式相识，二人经常互相赠答诗文，交流诗歌理念，彼此互相影响。同时孟郊、贾岛、于鹄，一众中唐寒门诗人，都和张籍来往密切。一众失意文人，常常相聚，诗文唱和，彼此慰藉扶持。
这群人大多仕途坎坷，饱尝世间冷暖，所以更能够读懂彼此文字当中的心事。
日子虽穷，朋友之间时常互相接济。韩愈、白居易，时常会送一些米粮钱财过来，帮张籍渡过生活难关。
哪怕身处黑暗陋室，视力快要看不见，张籍没有变成一个只哀叹自己命运不公的怨愤文人。个人遭遇的苦难，没有让他的格局变得狭隘，反而让他更能够共情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普通人。
除了讽喻现实的乐府，张籍也写应酬，写人情，写委婉曲折的心志，那首后世家喻户晓的《节妇吟》，便诞生于这个阶段。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很多人读这首诗，只把它当成一首爱情诗。但这首诗，本是张籍用来婉拒藩镇招揽的作品。
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割据一方，手握重兵，喜欢招揽天下文人幕僚，想要拉拢张籍进入自己幕府效力。李师道身为藩镇，隐隐和朝廷分庭抗礼。张籍心中忠于中央朝廷，不愿意依附藩镇，可对方权势滔天，又不好直接撕破脸面生硬拒绝。于是他假借女子口吻，写下这首《节妇吟》。
借女子婉拒他人馈赠明珠，诉说自己已经有夫君，只能含泪归还明珠，遗憾相逢时机不对。表面写男女情愫，内里委婉表明立场：感念你的赏识厚意，但是我不能归顺于你。既保全对方颜面，又立场坚定，不得罪人，巧妙化解一场现实危机。文字婉转深情，一语双关，足见张籍的智慧与风骨。
身处晚唐复杂的朝堂格局之中，很多文人面对藩镇抛出的优厚待遇，很难把持本心。张籍虽官职卑微，生活困顿，却守住自己的道义底线，不被权势利诱裹挟。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在太常寺太祝位置熬满整整十年之后，张籍终于得到升迁，转任国子监助教，他困扰多年的眼疾，也稍稍有所好转，能够勉强看书处理公务。
国子监，是唐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助教，主要负责辅佐博士，教导国子监的生员学子。从祭祀杂务的小官，转为教书育人，这份工作，和张籍一辈子坚守的儒学理想十分契合。
此后数年，他又历任广文馆博士、秘书郎。直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韩愈再度举荐，张籍升任国子博士，而后迁水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呼张籍为张水部。
水部员外郎隶属于工部，掌管天下水利、河渠相关文书事务。这一年，张籍已经五十四岁，年过半百，才做到五品员外郎。
回望他的仕途轨迹，起步极晚，晋升速度缓慢。少年四处游学，三十三岁才考中进士，又蹉跎七年等待授官，四十岁才正式入职，九品小官干满十年，五十多岁才慢慢往上升迁。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手握大权的高官。
但是，官职一步步提高之后，张籍的性格没有改变。他依旧为人朴直，不热衷朝堂派系争斗，不追逐荣华富贵。为官的俸禄比早年丰厚不少，可他的生活依旧简朴，没有沾染官场奢靡习气。
公务之余，依旧不改写诗的习惯。
水部员外郎任上之后，张籍又升迁为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他曾经分司东都洛阳，在洛阳生活一段时间。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六十二岁的张籍，迎来人生仕途的顶点，升任国子司业，所以后世又称他为张司业。
国子司业，为国子监副长官，辅佐国子祭酒，掌管最高学府的教学训导，教导帝国的青年学子。
兜兜转转，到了暮年，张籍最终落脚在国子监。少年时代四处求学，一辈子信奉儒家道义，到晚年，能够站在国子监，传道授业，训导后生，对于出身寒门的张籍来说，算得上一种圆满。
岁月流转，曾经亦师亦友的韩愈，早已离世。张籍写下长篇《祭退之》，追忆二人相识相交的过往，字字情真意切，感念韩愈对自己知遇提携的大恩，记录古文运动一路走来的历程，是研究韩愈与中唐文坛一份很重要的诗文史料。
昔日一众好友，孟郊早已逝去，贾岛仕途坎坷，元稹也已经离世。时代不停向前流动，故人一个个凋零，张籍步入晚年，鬓发斑白，看尽人间聚散离合。
人到暮年，张籍心中，生出归乡的念头。他打算辞官，回到江南吴地，太湖洞庭之畔，购置宅院，归隐养老，结束这一辈子的宦海漂泊。
可这个归隐的愿望，他最终没能彻底实现。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左右，大约六十四岁，张籍病逝于国子司业的任上。按照他生前的遗愿，身后归葬江南故土，漂泊一生，灵魂终究回归江南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