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1年，仇士良生于循州兴宁，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兴宁。彼时已是大唐建中二年，安史之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盛世的内核已经悄悄溃烂。藩镇割据在外，宦官滋扰于内，曾经万邦来朝的大唐，正在看不见的角落，一步步滑向暮年。
仇士良并非普通底层苦役出身，他家属于宦官世家。曾祖父、祖父都在内侍省任职，官阶不低，只是到父辈这一代家道衰落，没有什么显赫官职，直到仇士良日后权倾朝野，父辈才得到朝廷追赠的官衔。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仇士良比寻常入宫的孩童更早看透皇宫的生存逻辑。皇宫之内没有纯粹的温情，只有权力、权衡与取舍，人情只是利益的附属品。
少年时期，仇士良净身入宫。唐顺宗在位的时候，他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能够进入东宫侍奉储君，这是无数宦官梦寐以求的起点。东宫是未来皇权的摇篮，伺候太子，就相当于押注下一位天子。可这份差事也危机四伏，朝堂党争、皇子争斗，稍有站错队，便是身死族灭。
在东宫的日子，仇士良表现得十分恭谨。史书形容他“检身极敬，奉辇施劳”，做事小心克制，侍奉太子不辞劳苦，待人应答也不露私心。但这份恭顺只是对外的保护色。深宫十几年的耳濡目染，已经教会他两件事：第一，皇帝的恩宠是最大的护身符；第二，权力要一点点积攒，切忌过早锋芒毕露。
永贞革新轰轰烈烈登场，又迅速落幕。唐顺宗被逼迫禅位，太子李纯登基，即唐宪宗。一朝天子一朝臣，曾经东宫旧人，就此迎来升迁机遇。仇士良水涨船高，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元和初年又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一路升迁为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之后迁内常侍。
紫金鱼袋，是唐代高官才能够佩戴的章服，一个宦官能够拿到紫金鱼袋，足以说明唐宪宗对他的信任。宪宗时代，仇士良已经开始接触核心权力，多次外派担任监军，先后监平卢、凤翔等军，手握地方军队的监察大权。
监军宦官，是中晚唐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安史之乱之后，皇帝不再完全信任领兵武将，便派出自己身边的宦官到军队充当监军。名义上只是监察军纪，实际上可以干预将帅决策，直接向皇帝密报军中动静。地方节度使、领兵大将，都不敢轻易得罪监军。手握这样的职权，仇士良见识到地方藩镇的实力，也看透武将集团的软肋。
元和五年，一件轰动朝堂的小事，把仇士良骄横的底色彻底暴露出来。仇士良奉旨出使外地，夜晚留宿敷水驿。当时东台御史元稹先行抵达驿站，按照规矩，先到之人入住驿站上厅。仇士良后到，却要强占上厅，直接踹开房门，当众怒骂元稹，还用马鞭将元稹的脸部打伤。
御史，是朝廷专门负责纠察百官的言官。宦官当众殴打朝廷御史，放到制度层面是十分严重的冒犯。御史中丞王播上奏，请求按照旧制度，驿站房间按照抵达先后分配，不能任由宦官肆意横行。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大跌眼镜，唐宪宗没有责罚仇士良，反而把受了伤的元稹贬官外放。
这件事，对仇士良而言意义重大。他清晰看见一个现实：只要获得皇帝的偏爱，制度、规矩、朝臣的舆论，都可以被轻易搁置。殴打御史，没有换来惩罚，反而平安无事。这件事助长了他的气焰，但同时，他也没有就此变得肆无忌惮。他分得清什么时候可以依仗恩宠横行，什么时候需要隐忍蛰伏。
元和之后，他又出任内外五坊使。五坊，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专门为皇家饲养狩猎猛禽猎犬。每年秋天，仇士良要前往京畿各县搜集猛禽。借着这份差事，他带着手下大肆向地方官府、百姓索取财物，所过州县不堪其扰，百姓苦不堪言。可地方官员畏惧宦官背后的皇权，大多敢怒而不敢言。
唐宪宗晚年迷信丹药，性情愈发暴躁，对待身边宦官喜怒无常。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崩于大明宫。朝野流言四起，传言宦官王守澄、陈弘志弑杀皇帝。一代中兴之主离奇死亡，朝堂却无人深究真相。宦官集团完成一次惊天动地的弑君，却安然脱身，足以证明宦官势力已经渗透到大唐皇权的根基。
之后唐穆宗继位，穆宗沉迷宴饮游乐，疏于朝政，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张。短短四年穆宗驾崩，唐敬宗登基。敬宗少年贪玩，性情急躁，对待宦官动辄责罚打骂。宝历二年，唐敬宗深夜打猎归来，被宦官刘克明一伙人弑杀在宫中。
短短数年，接连两任皇帝死于宦官之手。刘克明弑君之后想要扶持绛王李悟，掌控朝政。另一派宦官王守澄、梁守谦调动神策军，诛杀刘克明一党，杀掉绛王李悟，拥立唐穆宗的次子李昂登基，也就是唐文宗。
短短十几年，宪宗、穆宗、敬宗三朝更迭，两次皇帝暴毙。仇士良完整亲历所有动荡。他没有卷入最核心的弑君行动，一直在暗处观察局势。他看着宦官可以废立帝王，也看见站错队伍的宦官转瞬之间就身死覆灭。他没有依附风头最盛的王守澄，而是默默积蓄自己的人脉与力量。
唐文宗即位之初，王守澄因为拥立新君，权倾朝野。文宗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皇位来自宦官之手，祖父、兄长的死亡都和宦官脱不开干系。他内心极度厌恶宦官专权，一心想要收回皇权，摆脱家奴的控制。
可整个长安的禁军神策军，牢牢握在宦官手里。没有兵权，皇帝寸步难行。文宗明白不能直接硬刚势力最大的王守澄，他想到一个借力打力的办法：提拔和王守澄存在矛盾的仇士良，分化宦官集团的力量。
太和二年，文宗提拔仇士良出任右神策军中尉。神策军中尉，是神策军最高统帅，手握长安城内数万禁军，这是宦官手中最核心的底牌。得到这个职位，仇士良正式踏入权力的最核心圈层。
王守澄万万没有想到，皇帝会扶持仇士良来制衡自己。两个宦官巨头，就此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文宗在朝堂之上，一边表面优待王守澄，一边暗中依靠李训、郑注谋划，准备彻底清除整个宦官集团。
李训善谋略，郑注懂医道，二人靠着文宗的信任迅速蹿升，短短时间身居高位。他们定下计划，先利用仇士良与王守澄的矛盾，分化宦官，之后再一网打尽所有宦官。太和九年，朝廷暗中下毒，终结了王守澄的性命。权倾一时的王守澄无声死去，朝堂之上很多人以为，困扰大唐多年的宦官祸乱即将就此平息。
可所有人都忽略了，接替王守澄崛起的仇士良，智谋、狠辣、城府，比起王守澄有过之而无不及。拔掉一个王守澄，不是结束，反而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开端。
除掉王守澄之后，李训、郑注加快推进铲除宦官的计划。此时仇士良已经掌控右神策军，手握京师重兵，成为宦官集团新的领袖。只要除掉仇士良以及一众掌握兵权的宦官，就可以夺回禁军控制权，皇帝就能够真正亲掌朝政。
他们设计出着名的甘露之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如期在紫宸殿举行。一切看起来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朝会进行中途，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出列上奏，说左金吾衙署后院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露。甘露在古人认知中，是天降祥瑞，象征天下太平。文武百官听闻，纷纷向皇帝道贺。
唐文宗顺势派遣宰相舒元舆带领百官前去观赏。百官看完回来，回报并不像是真正的甘露。文宗于是命令仇士良、鱼弘志带领一众宦官，再过去仔细查验虚实。
这正是计划的关键。金吾院内早已埋伏好全副武装的士兵，就等宦官集团进入院子，便关闭大门，一举将仇士良等人全部诛杀。
计划设计得十分巧妙，却毁于临场的破绽。韩约内心极度紧张，见到仇士良的时候，神色慌张，满头大汗。仇士良是在深宫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狐狸，一眼就察觉到不对劲。恰好一阵风吹过，掀开旁边的幕布，幕后埋伏的士兵，兵器铠甲隐约暴露出来。
电光火石之间，仇士良瞬间反应过来，这是一场针对宦官的捕杀圈套。他不再查验甘露，转身快步往外逃跑。埋伏的士兵还没有完全就位，没能及时把大门关上，仇士良带着一众宦官冲出金吾卫衙门。
此刻胜负的天平瞬间反转。仇士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只要天子在手，就拥有名正言顺的号令权。他带着宦官直冲紫宸殿，不顾朝臣阻拦，强行把唐文宗挟持，簇拥着皇帝往皇宫内殿跑去。
李训看见计划败露，立刻呼喊金吾卫士保护陛下，可已经来不及。宦官们裹挟文宗进入宣政门，大门重重关闭。宫外的朝臣，被隔绝在宫门之外。皇帝，就此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
宫门之内，仇士良以皇帝的名义下达诏令，调动左右神策军，展开疯狂反扑。神策军士兵手持兵器冲出皇宫，开始在长安城大肆搜捕所谓叛党。
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还有主谋李训，四位当朝宰相，全部被抓捕。李训出逃之后很快被擒获。神策军不光捕杀参与谋划的官员，还借机大肆报复平日和宦官不和的朝臣。士兵闯入各个官署，见到官员就抓捕，很多没有参与事变的官员也惨遭屠戮。长安街道之上，血流遍地，朝堂大小官吏死伤上千人，很多无辜百姓也被牵连遇害，朝堂为之一空。
王涯已经七十多岁，年迈的宰相，根本没有参与诛杀宦官的谋划，依旧被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谋反。之后，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一众大臣，全部被押赴长安闹市斩首，亲属大多连坐处死。
血腥屠杀过后，朝堂之上几乎已经没有敢于对抗宦官的大臣。曾经雄心勃勃想要肃清宦祸的唐文宗，彻底沦为仇士良手中的傀儡。
事变结束之后，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大大小小的朝政，大多由仇士良决断。每次上朝，仇士良立于一侧，言语咄咄逼人，当众列举宰相大臣的所谓罪状。唐文宗只能沉默，不敢有半句反驳。
事后文宗曾经私下和身边的人诉苦，说自己如今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汉献帝这样历史上着名的亡国之君都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外姓诸侯，而自己被自家的宦官禁锢，连一点自主的余地都没有。满朝文武听闻皇帝这番话，无不黯然神伤，却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可即便已经大权在握，仇士良依旧没有高枕无忧。朝堂上依旧还有有风骨的大臣不肯屈服。新上任宰相李石，为人刚正，处理政务坚守法度，不肯屈从宦官的压力。朝堂议事，多次在公开场合驳斥仇士良的诉求。仇士良争辩不过，内心对李石恨之入骨。
仇士良不愿意在朝堂公开杀害宰相，便派出刺客，在李石上朝的路上行刺。刺客挥刀砍伤李石，所幸坐骑受惊狂奔，李石侥幸捡回性命，但也身受重创。经历刺杀之后，李石清楚留在长安迟早难逃一死，反复上书坚决请求辞去宰相职位，请求外放地方。文宗明明知道是仇士良下的黑手，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宰相，只能眼睁睁看着李石离开京城。
宰相尚且遭遇刺杀，其余官员更是人人自危。长安城之中，官员每天上朝，出门之前都要和家人含泪告别，不知道今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中。
就在朝堂百官噤若寒蝉的时候，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向朝廷递上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疏。刘从谏手握藩镇重兵，远在地方，并不畏惧仇士良。他在奏折中直言，王涯等一众老臣，饱读诗书，身居高位，根本没有谋反的动机。如今已经身死，还要被扣上逆贼的污名，如果朝廷不为他们洗刷冤屈，天下忠义之士，从此都会避祸远离朝堂，再也不会愿意为朝廷尽心效力。
藩镇节度使公开为被杀宰相鸣冤，这给了仇士良极大的压力。刘从谏手握重兵，远在河东，神策军无法直接去讨伐他。仇士良内心忌惮刘从谏，不得不稍稍收敛自己的气焰，杀戮才有所放缓。
但这并不代表皇权得到恢复。刘从谏可以施加外部压力，却不可能带兵进入长安铲除宦官集团。长安城禁军依旧牢牢掌握在仇士良手里，皇宫依旧被宦官把控。
往后数年，开成年间，唐文宗就在这样的禁锢之中度日。他有心振作，却处处受制。想任用贤臣，宦官从中阻挠；想要推行政令，先要看仇士良的脸色。深宫之内，天子郁郁寡欢，身体一天天衰败下去。
甘露之变的血腥，深刻烙印在大唐的国运之上。经此一变，大唐朝堂元气大伤。大量治国文臣死于非命，朝廷的公信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世读史，每每读到甘露之变，都为之叹息。而这场事变最大的赢家仇士良，并非只是一个只会杀人的莽夫。他深谙权力游戏，懂得什么时候狠下杀手，什么时候适当退让，懂得分辨对手的强弱，懂得利用各方矛盾。
他很清楚，自己权力根基，来自神策军的兵权，来自对皇帝的控制。但他不能把皇帝彻底废掉。一旦皇帝消失，他就失去号令天下的名分。留着一个无力反抗的天子，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他并不打算自己坐上皇位，宦官身份注定他不可能登临帝位。他追求的，是在皇权外壳之下，掌握实实在在的全部权力。
开成五年，长期抑郁的唐文宗重病垂危。文宗自知时日无多，留下遗诏，立兄长唐敬宗的儿子李成美为太子，托付宰相李珏、宦官刘弘逸，辅佐太子监国，准备在自己去世之后，由李成美继承大统。
这份遗诏，完全绕开仇士良。在文宗心中，绝不愿意看到仇士良借着新君继位继续把持朝政。
但遗诏能不能生效，并不取决于病重的皇帝，而取决于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太子李成美，不是仇士良扶持起来的人。一旦李成美顺利登基，仇士良的权势必然会受到削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局面。
文宗刚刚驾崩，皇宫之内权力真空。仇士良联合另一位大宦官鱼弘志，直接拒绝执行文宗遗诏。他们对外宣称，太子年纪尚幼，不适合担当天下大任。深夜调动神策军，闯进宫中，矫改皇帝诏书，废掉太子李成美，改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也就是之后的唐武宗李炎。
颍王李瀍，是唐穆宗的儿子，唐文宗的弟弟。仇士良看中他，一方面是想要赚取拥立帝王的天大功劳，另一方面，在仇士良的印象里，颍王平日喜好宴游，看起来并不是锐意革新的强势君主，更容易掌控。
宰相李珏等人想要遵照先帝遗命，可皇宫禁军全部在仇士良手中，朝堂文武百官，见识过甘露之变的血色，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一纸先帝遗诏，在刀兵面前，变得毫无分量。
就这样，李瀍被迎入宫中，在文宗灵柩之前继位，是为唐武宗。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仇士良劝说刚刚登基的武宗，赐死废太子李成美，安王李溶，还有文宗的杨贤妃。二王一妃，全部殒命。《新唐书》就此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评价：“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
杀二王、一妃、四位宰相，二十多年贪婪酷虐，却能够长久保有帝王恩宠。这句话，精准概括仇士良一生。
刚刚登上皇位的唐武宗，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的皇位，是仇士良强行送来的。如果公开和仇士良翻脸，自己很可能会落得和文宗一样，甚至更糟。可他内心十分厌恶宦官专权，绝不愿意做第二个被圈养的傀儡天子。
武宗选择一套十分高明的策略：表面之上，给予仇士良至高无上的尊荣。加封仇士良为骠骑大将军，晋封楚国公，赏赐无数金银财宝田地宅邸，朝堂之上公开给予极高礼遇，处处表现出对仇士良的敬重。
但是，实权上，武宗悄悄布局。他重用才干出众的李德裕，把李德裕召回朝廷担任宰相。武宗把朝廷行政大权交给李德裕，君臣二人秘密谋划，一点点压缩仇士良的权力空间。
仇士良能够察觉到，这位新皇帝，和之前的穆宗、敬宗、文宗都不一样。他看着皇帝礼遇自己，却同时重用李德裕，政令很多绕过宦官，直接由宰相府发布。仇士良感受到权力在一点点流失。
会昌二年，朝廷宣布削减神策军的赏赐。仇士良抓住这个机会，暗中鼓动神策军士兵，散布谣言，说宰相李德裕上书，要克扣神策军粮饷赏赐，挑动禁军的怒火，想要煽动士兵哗变，借兵变的压力，逼迫皇帝罢免李德裕，重新夺回朝堂主导权。
仇士良派人通知神策军各部，让士兵等候皇帝下达的赏赐诏令。一时间，神策军军营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长安城内人心惶惶。
面对危机，唐武宗没有慌乱。他直接下诏书，公开辟谣，明确告诉神策军将士，裁减赏赐是出自天子本人的意思，和宰相李德裕毫无关系，斥责谣言蛊惑军心。
皇帝直接出面，戳破仇士良的阴谋。神策军将士本就不愿贸然发动兵变，真相大白之后，躁动的军心迅速安定下来。仇士良策划的兵变，还没有爆发，就宣告失败。
这件事情对仇士良是重大打击。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操控这位新帝王。武宗表面的尊重只是伪装，皇帝心智深沉，手段果决，不会任由宦官摆布。继续贪恋权位，迟早会招来杀身大祸。
仇士良一生深谙进退之道，懂得什么时候进攻，更懂得什么时候收手。眼看大势已去，他没有负隅顽抗，主动上书，以身体多病为由，请求辞去神策军中尉的军职，告老还乡，退出权力中心。
唐武宗顺水推舟，批准他退休请求。但是没有立刻把他赶出京城，改授左卫上将军、内侍监，只是一个没有兵权的虚职，保留身份待遇，剥夺全部实际权力。
会昌三年，仇士良正式致仕，告老离开经营几十年的权力核心。他在长安城内的私宅，一众依附他的宦官党羽，全都前来送行。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权宦会感慨一生荣辱，或者叮嘱众人小心灾祸。可仇士良，当着一众宦官，传授出一套赤裸裸的“固宠驭君秘术”，被完整记录在《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之中。
他问身边的宦官同僚：“诸君侍奉天子，愿意听老夫几句肺腑之言吗？”
一众宦官纷纷俯首听命。
仇士良缓缓开口：“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千万不要让皇帝有空余时间。皇帝一旦清闲，就会读书，接见儒生大臣，接纳谏言，就会深谋远虑，减少游乐玩好。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宦官就会被疏远，权力恩宠就会消散。
为大家谋划，就应该多多搜罗财宝，蓄养猎鹰良马，天天用踢球、打猎、歌舞美色迷惑皇帝的心神，穷尽奢华享乐，让皇帝沉溺其中不知疲倦。这样，皇帝就会抛开经书学问，不再关心朝堂外事。天下政务就落在我们手中，权力恩宠自然牢牢握在手里。
一番话说完，送行的宦官纷纷躬身拜谢。
这一段话，是仇士良在深宫宦海浮沉五十余年，总结出来生存宝典。不是靠阴谋诡计搞暗杀，核心在于消磨帝王的进取心，用奢靡享乐困住君主，让君主丧失处理朝政的意愿。比起肉体上的挟持，精神上的蛊惑，更加阴毒，也更加难以防备。
说完这套驭君心法之后，仇士良回到自己的府邸。叱咤五朝的一代权宦，就此彻底告别朝堂纷争。
会昌三年六月，告老还乡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仇士良病逝于长安私宅，终年六十三岁。
人已经死去，唐武宗暂时保留表面体面，下诏追赠仇士良为扬州大都督，给予很高规格的丧葬礼遇。
可这份体面仅仅维持一年。会昌四年，就有人告发，在仇士良家中搜出数千件铠甲兵器，私藏大量武器。私藏甲兵，在古代是等同于谋逆的重罪。
武宗接到举报之后，不再顾及死后颜面，直接下诏，削除仇士良所有官爵，抄没全部家产。一代权宦积攒一辈子的金银珠宝田地房产，全部被朝廷没收。生前权倾朝野，死后转眼家破人亡。
有意思的是，几十年之后，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又为仇士良立神道碑，恢复他的部分身份，算是间接平反。宣宗时期政治风向变化，李德裕遭到贬斥，当年武宗一朝的政策很多被推翻，宦官集团重新崛起，才有了为仇士良立碑的事情。
回看仇士良完整一生，生于781年，卒于843年，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从一个东宫底层小宦官，一步步走到神策军中尉，封楚国公，掌控大唐中枢朝政二十余年。
他亲身见证安史之乱之后大唐一步步沉沦。他见过宪宗力图中兴，目睹穆宗敬宗耽于游乐，亲眼看见唐文宗满怀壮志却无力回天，最后遇上心智深沉的唐武宗，被迫交出权力，急流勇退，得以寿终正寝，死后才遭遇清算。
很多人读历史，很容易简单把仇士良单纯归结为一个天生大奸大恶的坏人。可剥开人物本身，我们更要看见时代的底色。中晚唐宦官专权，并不是仅仅因为出现几个坏宦官。根源来自安史之乱之后制度的崩坏。
安史之乱，武将叛乱给皇室留下巨大心理阴影。皇帝不再信任外朝武将，把最核心的禁军神策军交到宦官手里。从唐德宗时代开始，神策军由宦官统领成为定制。宦官手握京师最精锐军队，就天然拥有干预废立帝王的实力。
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朝廷常常需要依靠宦官充当监军，维系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多重制度漏洞叠加，造就宦官可以弑君、废君、拥立新君的畸形局面。就算没有仇士良，也会有其他宦官站上这个位置。
但制度给了土壤，并不代表个人就没有选择。仇士良是这套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他也主动把这套权力游戏玩到极致。
元和年间，他就敢公然殴打朝廷御史，不惧朝堂法度。甘露之变，他在生死一瞬间迅速判断局势，挟持皇帝，调动禁军，大肆诛杀朝臣，血流长安城。之后敢派遣刺客刺杀刚正宰相。帝王病危，他敢于违背先帝遗诏，擅自废立储君，为消除隐患逼杀二王一妃。晚年退休，还留下那套蛊惑君主的权术，教给后辈宦官。
他极度贪婪，任职期间不断搜刮财富，家中抄出无数珍宝。可他又绝非无脑莽夫。对比其他骄横而迅速覆灭的权宦，仇士良有极强的生存智慧。
早期蛰伏，不轻易站队；局势有利的时候，果断出手斩除对手；察觉到皇帝已经无法掌控，不做鱼死网破，主动放弃兵权保全性命。他懂得什么时候张狂，什么时候收敛，分得清可以对抗的人和不能触碰的底线。他清楚自己权力来源于皇权外壳，不会谋求篡位，只追求实权。
唐文宗想要夺回皇权，发动甘露之变，却全盘失败。那一场失败，不只是李训郑注谋划的疏漏，本质上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力量对抗手握神策军的宦官集团。文官集团手里没有武装，藩镇远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
直到唐武宗上台，君臣配合，一步步瓦解仇士良的权威，并不是靠一场宫廷政变，而是依靠政治博弈，慢慢分化削弱，逼得仇士良主动交出军权。这才真正把仇士良拉下权力顶峰。
但是，武宗和李德裕只能解决仇士良一个人，却没有彻底废除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制度。仇士良身死之后，宦官群体依旧存在。大唐宦官专权的病根，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直到朱温进入长安，将宦官几乎屠戮殆尽，宦官祸乱才宣告终结，而大唐王朝，也随之走到灭亡边缘。
回望仇士良留下的那一段驭君秘策，穿越千年依旧让人背脊发凉。比起明目张胆的叛乱，用奢靡享乐消磨君主斗志，是更为隐蔽的腐蚀。君主一旦沉溺玩乐，疏远读书与贤臣，大权自然旁落旁人之手。
这也是后世历代帝王都引以为戒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