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河南新郑一处白氏宅院传来婴儿啼哭，中唐文坛注定震动后世千百年的大人物白居易，就此降生人间。
白家算不上顶级世家，却世代耕读传家。远祖追溯至战国秦将白起，这份祖上荣光更多是后人附会，真正撑起白家门第的，是白居易祖父、外祖父与父亲三代基层文官。祖父白锽曾任巩县县令，外祖父陈润亦是擅长诗文的读书人，父亲白季庚常年辗转各地担任县尉、别驾，为官清廉，家中积蓄微薄。安史之乱平定不过十余年，藩镇割据的战火仍在中原、江淮反复蔓延，生在动荡年代，白居易的童年从一开始就和颠沛流离绑定。
五岁启蒙学诗，九岁便能通晓声韵格律，这不是后世文人夸张吹捧，而是白居易晚年在《与元九书》中亲笔写下的亲身经历。别人家孩童尚在追逐嬉戏，白居易已经日日埋首书卷。战乱四起，父亲为躲避叛军劫掠，带着全家辗转徐州、宿州、越州多地逃难，马车颠簸、茅屋漏雨，都没能打断他读书的节奏。
少年白居易苦读到近乎自残，史书载其“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天背诵辞赋，夜里伏案研读经史，间隙还要打磨诗作，昼夜连轴几乎不休息，嘴唇常年溃烂生疮，握笔的手肘磨出厚厚老茧。长期透支身体，让他早早身形消瘦、头发花白、牙齿松动，二十出头便如同半百老者，也为他晚年多病埋下病根。
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是白居易最早接触民间疾苦的课堂。沿途流离失所的百姓、苛捐杂税重压下的农户、被战乱摧毁的村落，一幕幕凄惨画面刻进他心底，早早埋下“为民写诗”的种子。不同于盛唐李白游山玩水式的浪漫，白居易自少年时，目光便牢牢落在底层普通人身上。
十六岁这年，白居易怀揣一沓诗作奔赴长安，想要拜谒当时文坛鼎鼎大名的顾况，求前辈指点门路。初入京城，物价昂贵，顾况初见白居易名帖，拿他名字打趣：“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短短一句玩笑，道尽京城谋生艰难，可当顾况翻开诗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瞬间收起戏谑，连声惊叹：“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让十六岁少年一夜在长安文坛崭露头角。顾况四处为他宣扬才名，不少官员文人主动结交这位天才少年。可白居易没有沉溺虚名，他清楚，唯有科举入仕，才能真正实现心中济世安民的抱负。
彼时大唐科举难度极高，进士科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三十岁能考中进士，都算年少有为。白居易埋头苦读十余年，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走进考场，一举登第，名列第四名。同榜十七人中，白居易年纪最小，春风得意的他登上大雁塔，提笔写下名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雁塔题名是唐代进士专属荣耀，这一刻，少年意气、报国热忱尽数迸发，他坚信自己终将凭借才干整顿吏治、安抚百姓。
考中进士只是第一步，唐代进士登第后不能直接做官，还需通过更严苛的制科考试。贞元十九年，白居易拿下书判拔萃科第三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正式踏入仕途。也是在这段供职秘书省的时光，他遇见了一生灵魂知己——元稹。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两人出身、境遇、理想高度契合：同为小官僚家庭出身，年少丧父，由母亲独自抚育，靠着苦读登上科场，都看不惯朝堂权贵跋扈、百姓饱受压榨。一见如故的二人，日日相伴论政写诗，闭门数月写下七十五篇《策林》，从民生赋税、藩镇治理、军事边防到文教礼法，全方位剖析大唐积弊，给出详尽可行的改革方案，字字句句都藏着“兼济天下”的初心。
后世将二人并称“元白”，不只是文坛搭档，更是生死与共的挚友。他们约定，诗歌不能只写风月消遣，要针砭时弊、记录民生，一场改变中唐诗歌格局的新乐府运动，自此悄然酝酿。
元和元年，白居易辞去校书郎，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再次高中，授盩厔县尉。周至紧邻长安，是京畿重地，县尉一职需要常年下乡巡查农事、处理民间纠纷。这份基层官职，让白居易近距离窥见底层百姓生存真相，也催生千古名篇《长恨歌》。
公务之余，白居易与友人同游仙游寺，听闻当地流传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有感帝王误国、盛世崩塌，挥笔写下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全诗百句，行文通俗婉转，爱恨缠绵又暗含讽谏，问世之后迅速风靡大唐。长安酒楼、教坊歌女、民间孩童人人传唱，甚至远传海外，鸡林国商人专程高价收购他的诗作，一篇百金，真伪一眼可辨。
《长恨歌》爆火让白居易名声响彻天下，可他并未沉醉于言情诗带来的流量，心中始终记挂民生疾苦。元和二年，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次年升任左拾遗，这是专门劝谏皇帝、弹劾权贵的谏官，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面圣上书的权力。
站在朝堂之上，白居易彻底释放直言敢谏的本性，全然不顾官场明哲保身的潜规则。唐宪宗想要用兵讨伐藩镇王承宗，耗费巨额军费，百姓赋税陡增，百官无人敢反驳，唯有白居易连上数道奏折，细数战事弊端，恳请皇帝休养生息；关中大旱，庄稼绝收，他连夜上书，请求减免江淮灾区赋税，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宫中宦官借着“宫市”名义强抢百姓货物，朝堂权贵与宦官勾结，百姓敢怒不敢言，白居易直接写下《卖炭翁》，用直白文字揭露宦官恶行。
这段谏官生涯，是白居易讽喻诗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发起新乐府运动，立下核心理念：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写诗不为堆砌辞藻、附庸风雅，要为百姓发声、为时代记录。他将诗作分为四大类，最看重讽喻诗，先后创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字字锋利，直指社会所有阴暗面。
《红线毯》痛斥地方官员搜刮丝绸讨好权贵：“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观刈麦》记录盛夏农人的煎熬，贫妇抱着孩童捡拾麦穗充饥，白居易目睹此情，愧疚自省“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上阳白发人》怜悯深宫女子终身孤寂，青春耗尽不得君王一见。
为了贯彻通俗写诗的理念，白居易有个独特习惯：每写完一首讽喻诗，就念给家中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但凡老人听不懂的词句，立刻修改，反复打磨到浅显易懂为止。不追求晦涩典故、华丽辞藻，普通人都能读懂诗中悲欢，这是他独有的创作坚持。
锋芒毕露的劝谏、直击权贵痛处的诗作，让朝中宦官、世家勋贵对白居易恨之入骨，无数人在唐宪宗面前诋毁他。宪宗初期尚且欣赏白居易的赤诚，可日复一日尖锐的批评，渐渐消磨君主耐心，多次在朝堂上面露不悦，私下告诫他收敛言行。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陈氏看花坠井离世，依礼制他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居家守丧期间，他暂时远离朝堂纷争，可心中济世之志从未熄灭。服丧期满，元和九年冬天，白居易重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看似升迁，实则是被调离谏官岗位，失去直接上书劝谏皇帝的资格，朝堂权贵刻意削去他参政话语权。
即便处境受限，白居易依旧不肯闭口，一场惊天变故，彻底击碎他在长安安稳为官的幻想。
元和十年六月，大唐政坛爆发惊天惨案：力主削藩、严厉打压割据藩镇的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藩镇派遣刺客刺杀，头颅被贼人割走，御史裴度同时遇刺重伤。京城朝野震动，满朝文武人人恐惧藩镇势力，全都缄口不言，生怕引火烧身，朝堂陷入诡异沉默。
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并无上书弹劾、缉拿凶犯的职权，属于标准的“越职言事”。可他眼见忠臣惨死、百官畏缩，心中义愤难平，全然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上奏皇帝，恳请即刻重金悬赏，限期抓捕刺杀宰相的凶手，严肃整顿藩镇乱象。
这份奏疏彻底点燃权贵积压多年的敌意。宰相韦贯之等人抓住“越职言事”大做文章，指责白居易逾越本分、扰乱朝纲；曾经被他写诗弹劾过的官员趁机落井下石，捏造荒唐罪名污蔑他不孝：其母因赏花坠井身亡，白居易竟还写《赏花》《新井》诗作，全然不顾人伦孝道。多重诬告叠加，唐宪宗本就厌烦白居易往日频繁直谏，顺势下旨，先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再度进谗言，称其品行不堪治理一方百姓，朝廷追加诏令，追贬为江州司马。
司马一职在唐代属于闲散副职，无实权，俸禄微薄，实则等同于流放。一纸贬书，将四十四岁的白居易从繁华长安打落至偏远江州，半生报国理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南下浔阳的路途漫长萧瑟，长江两岸秋风落叶，白居易满心委屈与悲凉，一路写诗排遣愁绪。抵达江州后，他居于浔阳江畔，远离朝堂纷争，却也看清了大唐官场盘根错节的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忠臣难容，奸佞当道。
早年他信奉“达则兼济天下”，坚信凭借直言劝谏、文字呐喊就能改变世道，江州三年贬谪岁月，让他的人生观彻底转折，读懂后半句“穷则独善其身”。
元和十一年深秋，一个寒夜，白居易到浔阳江头送别友人。夜色沉沉，江水泛着冷光，枫叶荻花被秋风染红，席间众人饮酒无乐，气氛凄清。忽然江面传来悠扬琵琶声，琴声婉转凄苦，带着浓重京城旧韵。白居易心生好奇，邀弹琵琶的女子登船相见。
女子本是长安教坊当红歌伎，年少貌美，技艺超群，五陵少年争相追捧；岁月流逝容颜老去，权贵子弟四散离去，只能漂泊江湖，嫁与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常年独守空船。一曲琵琶弹尽半生起落，女子娓娓道来坎坷身世，白居易听罢，心中无限共鸣，提笔写下千古绝唱《琵琶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短短一句，写尽失意之人的共情。歌女被时代抛弃，他因忠直被贬蛮荒，两人命运殊途同归。诗中描摹琵琶乐声的段落堪称千古一绝，“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虚实交织，声情并茂，后世无数文人推崇不已。
江州三年，白居易没有沉溺消沉。他做了三件影响一生的大事：其一，整理自己八百余首诗作，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写下文学理论名篇《与元九书》，系统阐述新乐府创作理念，为后世现实主义诗歌树立标杆；其二，笃信佛法，时常前往庐山游览，在香炉峰下修建草堂，与山中僧人论道参禅，慢慢抚平心中愤懑，学会看淡得失；其三，反思前半生，调整处世之道，不再执着于朝堂硬碰硬，寻得“中隐”之路——不辞官归隐山林，也不跻身权力中心，寻一方地方州县，安民利民，保全自身初心。
昔日锋芒锐利的谏官，在浔阳江的秋风里，慢慢沉淀出温润通透的心境。曾经一心想要撼动朝堂，如今只想守一方百姓安稳。
元和十三年，朝廷局势稍有缓和，白居易结束江州贬谪生涯，调任忠州刺史。忠州地处巴蜀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上任之后，他摒弃过往朝堂针砭时弊的激烈，将全部精力投入地方治理。
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果树，减免苛捐杂税，亲自下乡走访村落，调解邻里纠纷。闲暇时栽种花木，记录山野民情，诗作风格逐渐转向闲适冲淡。在忠州短短两年，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离任之时，沿路百姓自发相送，依依不舍。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驾崩，新帝唐穆宗即位，将白居易召回长安，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重回京城，朝堂党争愈发激烈，牛僧孺、李德裕两派官员互相倾轧，宦官手握兵权操控帝王，白居易不愿依附任何党派，不愿参与内斗，屡次上书请求外放地方。
长庆二年，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杭州依山傍湖，风光秀丽，可当时西湖年久失修，堤坝坍塌，湖水无法引流灌溉农田，旱季百姓颗粒无收，汛期湖水泛滥淹没民居。抵达杭州，白居易第一件事便是实地勘测西湖水域，筹措人力物力，修筑环湖长堤，疏浚引水沟渠。
这条堤坝横贯西湖，蓄水防洪，千顷农田得以旱涝保收。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将堤坝命名为“白堤”，流传至今。除此之外，他减免杭州沉重赋税，整顿地方官吏，打击欺压百姓的劣绅，闲暇漫步西湖，写下《钱塘湖春行》，将江南春色写得鲜活动人。
在杭州为官三年，白居易清正廉洁，不贪分毫钱财。离任之时，他把自己俸禄大半留在官库，用作后续西湖修缮经费，只带走数卷诗文、几株荷花。百姓夹道送别，无数人捧着酒水点心相送，成为杭州千年流传的佳话。
长庆四年，白居易短暂返回长安，却依旧无法忍受朝堂派系争斗，再次主动求外放，宝历元年出任苏州刺史。苏州商贸繁华、人口密集，河道淤塞严重，水路运输、百姓出行极为不便。白居易到任后，牵头疏浚苏州城内河道，拓宽水路，便利商船往来；简化繁杂徭役，体恤手工业者与农户，减少官府盘剥。
他时常轻车简从走访市井，深入街巷倾听百姓诉求，处理政务通宵达旦，长期劳累透支身体，患上严重眼疾、足疾，行走艰难。宝历二年，病痛加剧，白居易上书朝廷请求辞官休养。离开苏州那日，全城百姓自发聚集河边，拉住他马车不肯放行，哭声连绵河道，白居易含泪作诗告别苏州民众。
苏杭两地为官岁月，是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最落地的时光。既然朝堂容不下直言，便把仁政施于一方水土，筑堤治水、减税安民，不追逐高官厚禄，只求百姓安稳。此时他的诗歌，早已褪去讽喻诗的尖锐，多写山水民生、日常闲适，文字温和治愈，却依旧藏着为民的底色。
大和元年，白居易回到东都洛阳任职，此后二十余年，基本定居洛阳，历任河南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最终官至太子少傅，世人尊称“白傅”，封晋阳县开国男。洛阳远离长安朝堂核心，官职清闲，无需卷入牛李党争，恰好契合他中年之后“中隐”的人生追求。
他在洛阳履道坊购置一处宅院，十七亩土地，三分房屋、五分池水，余下遍植翠竹、花木，园内搭建小桥亭台，打造出一座清幽园林。每日打理庭院、煮酒吟诗、参禅礼佛，过上半官半隐的闲适生活。
晚年的白居易，两大挚友贯穿余生。前期知己元稹，两人数十年千里唱和，互赠诗歌近千首，元稹被贬江陵，白居易彻夜难眠，提笔写诗寄去安慰；白居易贬江州，元稹听闻噩耗，写下“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二人心灵相通，堪称大唐文坛第一知己。大和五年，元稹病逝，噩耗传来，白居易痛哭数日，亲手为挚友撰写墓志铭，从此世间再无同频唱和之人。
元稹离世后，刘禹锡成为白居易晚年最重要的伙伴。刘禹锡半生屡遭贬谪，性格豁达坚韧，二人境遇相似、心境相通，并称“刘白”。闲暇之时，两人相约洛阳城中诗酒雅集，泛舟池水、登高观景，互相酬和作诗，留下大量闲适诗篇。刘禹锡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读后豁然开朗，愈发看淡人生起落。
晚年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时常前往洛阳香山寺参禅，出资修缮寺院，与山中僧人论佛，信奉弥勒净土，看淡功名利禄。又取号“醉吟先生”，酷爱饮酒，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写尽晚年平淡温柔的烟火气，闲来邀约好友围炉小酌，不谈朝堂权斗，只论山水诗文。
不少后世文人诟病白居易晚年沉迷享乐，家中养有数名歌伎，宴饮时常伴乐歌舞。但放在中唐时代背景下，文人官员宴饮伴乐是普遍社会风气，且白居易从未因享乐荒废政务，为官始终清廉自律，善待百姓。他一生看淡物质欲望，俸禄除日常家用，大多用于修缮寺院、接济穷苦乡人，知足常乐，即便闲居洛阳，依旧心系底层百姓疾苦。
仕途浮沉数十年，白居易看透权力虚无，刻意远离朝堂纷争。当朝权贵多次拉拢他加入党派，都被他委婉拒绝，始终保持中立，不攀附、不结党，在浑浊官场独善其身。他早已放下早年入朝匡扶天下的执念，明白个人力量难以扭转王朝积弊，转而向内寻求内心安宁，以诗、酒、佛安放余生。
晚年他耗费大量心血整理毕生诗文，汇编《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收录诗文三千八百四十余篇，是唐代诗人中留存作品最完整、数量最多的大家。他十分看重身后文章之名，直言“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深知功名利禄转瞬消散，唯有文字能跨越时光，留存人间温度。
开成四年，六十四岁的白居易正式致仕退休，朝廷发放半份俸禄，足以支撑悠闲养老生活。他彻底放下所有官场事务，常年定居香山，与僧人、隐士、老友相伴度日，诗作风格愈发淡泊通透，少了悲愤讽谏，多了人间烟火与禅意平和。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七十五岁的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家中安然离世。临终前留下遗愿，不厚葬、不铺张，直接安葬于香山寺旁，与山寺、流水、青松为伴，不必归葬祖籍下邽。亲友遵从他的嘱托，将其墓冢建于香山，后世称“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