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越下越大了。
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书店里的光线暗了下来，苏晚晴起身打开了天花板上的几盏射灯，暖黄色的灯光驱散了些许阴霾，却驱不散林砚心头那股逐渐蔓延的寒意。
她翻过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段密密麻麻的文字，字迹比封面上的签名要潦草许多，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二日，阴。
今天又做了一次观测。数据与上周记录的几乎完全一致，偏差值在可接受范围内。但老周说，他昨晚在仪器上捕捉到了一次异常的波动，持续时间很短，不到三秒，但波形图显示出的特征，与我们之前记录的任何一种已知信号都不相符。
他把波形图拿给我看。说实话，我看不懂。那不像任何一种自然产生的电磁波信号，也不像是人为发射的。它更像是……某种有规律的呼吸。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周，他被我的比喻逗笑了，说我想象力太丰富。但他笑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把那张波形图要了回去，说他再研究研究。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林砚抬起头，看了苏晚晴一眼。苏晚晴没有看她，正低头慢慢地喝着已经有些凉掉的茶，神情平静，仿佛那本笔记里的内容，她早已烂熟于心。
林砚低下头，继续往下翻。
笔记的内容并不连贯，有时隔几天记一次，有时隔几周甚至几个月。记录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有观测数据，有设备参数，有会议纪要，还有一些更像是私人随笔的段落，记录着苏静山当时的困惑、担忧和猜测。
她翻到中间一页时，目光被一段用红笔重重圈起来的文字吸引住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晴。
‘源头’的信号越来越强了。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按照老周建立的数学模型推算，信号的增强意味着‘裂隙’正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最多还有两年，‘裂隙’就会达到临界值。
到那时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
老周这几天越来越沉默。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计算着什么。昨天我去给他送饭，看到他桌上铺满了草稿纸，上面画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和公式。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整个人瘦了一圈。
我问他到底在算什么，他一开始不肯说。后来被我追问得没办法，才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带着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说了一句——
‘我在算，如果那道裂隙真的打开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林砚感到自己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翻。
后面的十几页，记录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数据和图表，她看不太懂，只能跳过。直到她翻到接近末尾的部分，一段篇幅较长的文字，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雨。
‘第七区’要解散了。
上面的决定来得很突然，但仔细想想，也不算意外。自从去年冬天那件事之后，整个项目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科学研究，不再是探索未知，而是变成了……善后。
老周在上个月被调走了。据说他被安排到一个新的单位，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但具体是什么工作，没有人知道。他走的那天晚上，来我的宿舍坐了一会儿。我们喝掉了一整瓶他珍藏多年的汾酒，说了很多话，也沉默了很多次。
临别的时候，他握住我的手，用力很大，握得我手骨都有些发疼。他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很轻、很认真、几乎像是恳求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话——
‘静山，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别忘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
林砚的手指停在纸页上，久久没有翻动。
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从倾盆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玻璃窗上，发出轻柔的沙沙声。
她抬起头，发现苏晚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茶杯，正静静地看着她。
“看完了？”苏晚晴问。
“还没有。”林砚说，“但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你说。”
林砚斟酌了一下措辞，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像是在质疑：“您刚才提到的那位‘老周’，我在查阅档案时，也注意到了这个名字。档案中记载，他后来被调往了北京某研究所，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因一场实验室事故不幸去世。事故的具体原因，档案中没有详细说明。”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着苏晚晴：“但根据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那场所谓的‘实验室事故’，疑点很多。有人怀疑，那并不是一场意外。”
苏晚晴迎着她的目光，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缓缓说了一句：“林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七区’的所有档案，有的被销毁，有的被封存，有的被修改得一塌糊涂，唯独你还能查到‘老周’这个人？”
林砚愣住了。
她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
苏晚晴看着她逐渐变化的表情，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有些线索，不是被人遗漏了，而是故意留在那里，等着有心人去发现的。”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被雨水洗净的街道，背对着林砚，声音很轻，却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林砚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找到我这里来，并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