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镜子里面。”
陈旭说完这句话，房间里的灯忽然全亮了。不是那种渐亮的亮，而是像有人在开关上狠狠地按了一下，所有的灯泡同时达到最大亮度，白光刺得刘福贵睁不开眼。等他的视力恢复过来，他已经站在走廊里，身后的房门关得严严实实，钥匙插在锁孔上，像是从来没有人进去过。
他转动钥匙，推开门。
房间里干干净净。床铺叠得整整齐齐，窗帘拉得一丝不苟，床头柜上的水杯里没有水，墙上的椭圆形梳妆镜安安静静地反射着对面空白的墙壁。
没有陈旭。
刘福贵在门口站了很久。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早晨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楼梯口。他不记得自己是走上来的，还是跑上来的，还是被人抬上来的。他只记得一件事。
那个眼睛里有过无数张脸的年轻人，那个在河岸边说出“我要回去问一个问题”的年轻人，那个用一个七字愿望换了他一条命的年轻人，又消失了。
但这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不是像一幅被水浸泡的画那样慢慢褪色、慢慢透明、慢慢消融。这一次，他是像一个被拧灭的灯泡一样，瞬间熄灭的。上一秒他还站在那里，下一秒那里就只有空气。
连行李箱都没有留下。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留下。连那部碎屏的手机都没有留下。
刘福贵下了楼，结了房钱，出了招待所。胖女人老板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电视里放着早间新闻，一切正常的让他想吐。他走到街上，阳光很好，馄饨摊已经收了，油条摊还在，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背着书包从巷子里跑出来，差点撞到他身上。
“对不起叔叔！”小女孩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刘福贵站在原地，看着小女孩跑远的背影。她扎着两个小辫子，辫梢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她跑起来的时候，蝴蝶结像两只红色的小鸟在她脑后扑腾。他忽然想，这个小女孩以后会不会在某一天，在某个深夜，点开一个血红色的链接，输入她的第一个愿望？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想。也许是因为那个东西无处不在，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都会有一个愿意拿一切去换的东西。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被那个东西腌透了，看谁都像是下一个许愿的人。
他沿着主街往镇外走。走到石桥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河水比昨晚浅了一些，有几块石头露出了水面。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的，很好看。他弯腰捡了一块扁平的石头，侧着身子，像小时候那样，用力把石头撇了出去。石片在水面上弹了五下，然后沉入了河底。
他看着石头沉下去的地方，那圈涟漪慢慢扩散，慢慢消失，水面重新变得光滑如镜。
水面倒映着他的脸。
二十八岁的脸。干净的，结实的，没有任何皱纹。
他盯着水里的自己看了很久，久到晨风把他的头发吹干了，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东南边。然后他蹲下来，把手伸进河水里，搅乱了那个倒影。
涟漪中，他看到自己的脸碎成了无数块，每一块都在动，每一块都在笑，每一块都在哭，每一块都在用一种不属于他的表情看着他。涟漪慢慢平了，脸重新拼合起来，还是那张二十八岁的脸，干干净净的，什么表情都没有。
刘福贵站起来，继续往南走。
他走了很多天。
他没有数走了多少天，也没有记路。他只是走。饿了就用口袋里的零钱买两个馒头，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困了就在桥洞下或者废弃的厂房里睡一觉。他的身体是二十八岁的，走多远都不累，但他的心是七十岁的，走得越远，越觉得沉。
他把那本笔记本一直带在身上。那些字还在——他写的，陈旭写的，还有那些不知道是谁写在缝隙里的小字。每天晚上他都会翻开来看一遍，看那些字有没有变。它们没有变。它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躺在纸上，像一具具被钉在棺材里的尸体，不会再动了。
走到第十一天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村子。村口有个老人坐在槐树下乘凉，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摇着。刘福贵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老人忽然开了口。
“小伙子，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刘福贵停下来，转过身看着老人。老人很老，老得看不出年龄，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深，眼睛被耷拉下来的眼皮遮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一条窄窄的缝。
“没有，”刘福贵说，“我就是在走。”
“走了很久了吧？”
“十一天了。”
老人点了点头，蒲扇又摇了几下。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像一只巨大的手在轻轻抚摸大地。
“我年轻的时候也走过，”老人说，“走啊走啊，以为走到足够远的地方，就能把身上背的东西甩掉。后来走不动了，停下来一看，那些东西还在背上，一个都没少。它们不是长在脚上的，是长在心里的。脚走多远都甩不掉。”
刘福贵没有说话。
“你背上背的是什么？”老人问。
刘福贵想了想，说：“一个人。”
“欠他的？”
“欠他的。”
“还了吗？”
刘福贵沉默了很久，久到老人以为他不会再回答了。然后他说：“没有。还不了了。他已经不在了。”
“不在哪了？”
“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在哪个世界上？”
刘福贵张了张嘴。他本来想说“我不知道”，但他忽然想起了那面镜子，那个无限延伸的镜像长廊，无数个陈旭倒映在其中。它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正在许愿，有的正在消失。每一个陈旭都是真的，每一个陈旭都是假的。它们存在于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在任何地图上，不在任何坐标系里。
它在镜子里。
“在另一个世界里，”刘福贵说，“一个镜子里的世界。”
老人又点了点头，好像这个答案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他放下蒲扇，从屁股底下抽出一面小镜子，递给了刘福贵。
那面镜子很小，只有巴掌大，塑料边框已经发黄了，镜面上有几道划痕。但镜面本身是完整的，没有任何破损，光洁得像新的一样。
“拿着，”老人说，“你不是在走路，你是在找这个。”
刘福贵接过镜子。镜面照出他的脸。
二十八岁的脸。干净的，结实的，没有皱纹。
但这一次，他看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光点。血红色的。比上一次在河面上看到的又大了一些，现在已经有针尖那么大了。它就那样安静地待在他右眼的瞳孔最深处，像一个正在冬眠的种子，等着春天的第一场雨。
“你看到了什么？”老人问。
“一个红点。”
“在你眼里？”
“在我眼里。”
“不是在你眼里，”老人说，“是在镜子里你的眼里。你拿的是镜子，不是自拍杆。你看到的不是你的眼睛，是镜子里那个人的眼睛。”
刘福贵的手指猛地收紧，塑料镜框发出咯吱一声。
“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的声音发紧。
“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的人是你。你不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的人是谁，那就不知道了。”老人重新拿起蒲扇，一下一下地摇着，眼睛重新眯成了一条缝。“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人。你手里的这面镜子，就是他们那边扔过来的。它在这里躺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等有人来捡它。三十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停下来跟我说话的年轻人。”
刘福贵看着手里的小镜子，镜面里他的脸还在，右眼瞳孔里的红点还在。他翻转镜子，看了看背面。
塑料背面上，刻着几个字。
不是血红色的。是普普通通的黑色油墨，印在发黄的塑料上，有些地方已经磨掉了，但还能辨认出来。
“许愿池纪念品。”
刘福贵把镜子翻过来，想再问老人什么，但槐树下已经没有人了。蒲扇搁在石头上，还在慢慢地晃，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握着它。石头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像是有人在那里坐了很长很长时间，久到石头都记住了他臀部的形状。
但老人不在了。
不是走了。是那种彻底的不在，像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坐在这里一样。刘福贵低头看了看地上。槐树的影子在风中摇晃，地面上除了落叶和蚂蚁，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蒲扇投下的阴影，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刚才有一个人坐在这里。
刘福贵握着那面小镜子，在槐树下站了很久。太阳从东边挪到了头顶，又从头顶挪到了西边。他的影子从西边挪到了脚下，又从脚下挪到了东边。
最后他坐下来，靠着槐树粗糙的树干，把小镜子举到面前。
镜子里，他的脸已经被落日染成了橘红色。右眼瞳孔里的那个红点在这个时候格外明显，像是一盏在黑夜里突然亮起来的灯。
他看着那个红点，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像他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写下那个“好”字一样。也许是因为陈旭说过的那句话——“那个框里不一定非要写愿望。”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走了十一天，走了足够远，远到可以停下来回头看一眼。也许只是因为槐树下太安静了，安静到他能听到自己骨头里的声音。
他把小镜子翻过来，用指甲在塑料背面的“许愿池纪念品”几个字旁边，一笔一画地刻了几个字。
刻完之后，他把镜子重新翻过来，对着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人也在看着他。右眼瞳孔里的红点已经扩散到了大半个瞳孔，把他的眼睛染成了暗红色。
但刘福贵没有看那个红点。
他看的是镜子里那个人的表情。
那个人的嘴角，有一个极淡极淡的弧度。
不是陈旭的笑，不是林远的笑，不是他自己的笑。是一种比所有这些笑都更古老的、更安静的、更耐心的笑。那是一种从世界诞生之日起就在那里等着、一直等到世界毁灭都不会消失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