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贵在大槐树下坐了一整夜。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走。也许是腿麻了，也许是心麻了，也许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东西。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衣兜鼓了一块——那部手机还在。
不，它不该在的。他昨晚明明已经把它揣进了兜里，但他的手摸进去的触感不对。不是玻璃和金属的冰冷，而是另一种温度，温热的，像是什么活的东西蜷缩在那里。
他把手机掏出来。
屏幕是黑的。彻底的、绝对的黑色。不是关机的那种黑，而是像一块被挖掉的眼睛，眼眶里只剩下空洞的黑。屏幕表面那几条裂纹还在，但在晨光中显得更深了，像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根须。
刘福贵盯着那块黑色的屏幕看了很久。他的倒影在里面模模糊糊的，眼睛下面那条细小的皱纹在晨光中比昨晚更明显了一些。
他想把手机扔了。
不是像陈旭那样摔在马路上——他知道那没有用。他要把它扔进河里，埋进土里，丢进炼钢炉里，任何一种可以让它永远消失的方式。
但他没有动。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让它消失，他昨晚就该动手了。他没有。他坐在这里等了一夜，等的不是天亮，等的不是日出，等的是手机屏幕重新亮起来。
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顺着公路往回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一个镇子上。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卖早点和杂货的铺面。刘福贵在一家馄饨摊前坐下来，要了一碗馄饨。
馄饨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葱花和紫菜漂在汤面上，闻起来很香。他拿起筷子，忽然注意到自己的手。
二十八岁的手。干净的，有力的，没有老人斑，没有静脉曲张。指甲盖是粉色的，指节分明，手背上能看到浅浅的青筋。
他盯着这双手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开始吃馄饨。
味道不错。
吃完馄饨，刘福贵去了镇上的派出所。
他想办一个新的身份证。他现在这张脸和身份证上那张脸差了三十岁，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冒牌货。但走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拿什么证明自己是刘福贵？
指纹？他的指纹没有变。但他总不能跟警察说“我许了个愿年轻了三十岁，麻烦帮我更新一下证件”。他会被直接送进精神病院。
算了。反正他也没有什么非用身份证不可的事。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没有家人。他唯一拥有的东西现在揣在裤兜里，温热的，像一个微型的心脏在跳动。
刘福贵转身离开了派出所。
在镇上逛了一圈，他用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钱买了一顶帽子和一副墨镜。不是为了躲避什么，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脸——不是因为那张脸太年轻，而是因为那张脸上的表情太老了。
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眼睛里带着七十岁的人才有的疲倦和荒芜，比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长着二十八岁的脸更引人注目。
下午的时候，他开始往回走。
不是回县城，是回那个天桥。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也许是因为那里是他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他想去看看那个叫做“林远”的年轻人消失的位置，也许只是因为无处可去。
天桥还在。桥墩上的涂鸦被新的涂鸦盖住了，地上有几个啤酒瓶的碎玻璃，桥缝里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地上的小水洼里，发出空洞的响声。
刘福贵站在桥墩下，抬头看着桥底的水泥板。一年前他就睡在这里，盖着捡来的纸板，枕着自己的鞋子。那时候他五十八岁，腿是跛的，身上有伤疤，嘴里只剩十几颗牙。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剩下的日子不过是等死。
然后林远来了。
那个年轻人蹲在他面前，眼睛里有无尽的恐惧和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愧疚。他拿着那部手机，想递过来，又缩回去。他张了几次嘴，最后说出的话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我有一部手机，里面有一样东西……实现任何愿望……但代价是灵魂。”
刘福贵记得自己当时笑了。那种笑不是因为他觉得好玩，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终于公平了。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灵魂可卖，没有东西可失去。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接到一个只能消耗灵魂的诅咒，就像让一个已经溺水的人签一份水下呼吸器的租约——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现在知道了。灵魂只是一个计数单位。真正被消耗的从来不是灵魂，是他身边那些人的命。只不过当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忽略了那些还在乎他的人——他的二叔，他的前妻，甚至他的父亲。
不，他的父亲早就不在了。三十万换来的那条命，不是他父亲的，是林远父亲的。
林远用他父亲的命换了三十万。然后那三十万，通过刘福贵的第一个愿望，变成了他自己的父亲。
想到这里，刘福贵觉得胃里翻涌了一下。
这根本不是什么交易市场，这是一个食物链。每一个许愿的人都是上面的鱼，吃掉下面那条鱼，然后被更上面的鱼吃掉。林远吃掉了自己的父亲，刘福贵吃掉了林远，陈旭……陈旭吃掉了自己。
那谁吃掉了陈旭？
刘福贵从兜里掏出那部手机。屏幕还是黑的。他把手机举到面前，在桥墩下的阴影里仔细看。那些裂纹在暗处似乎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光，不是亮的，是暗的，像是屏幕内部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把周围的光线全部吸了进去。
他把手机贴到耳边。
没有声音。
但他几乎可以确定，手机的温度比刚才更高了一点。不是烫，是那种人体皮肤的温度，三十六度五左右。就像……就像它正在慢慢苏醒。
刘福贵把手机重新揣进兜里，走出了天桥。
接下来的几天，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没有去找下一个人。没有去劳务市场，没有去流浪汉聚集的地方，没有去任何可以找到“绝望者”的角落。他买了一本最便宜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开始写东西。
他写的第一行字是：“我叫刘福贵。”
整整一张纸，写满了他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写——小时候住在农村，家里穷，父亲酗酒，母亲改嫁。十来岁辍学去工地搬砖，二十出头结了婚，老婆是隔壁村的张秀兰。儿子出生那天他高兴得喝了一整瓶白酒，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哭了一场。后来腿断了，老婆走了，儿子不认他了，他在天桥底下住了一年多。
他写得很快，圆珠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卷着跑。写到遇见林远的那一天，他的笔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下去。
他写了三个愿望。三十万，一套房，一个女人。写了三个死去的人——周建国，二叔，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那个男人的儿子叫陈旭。
写到陈旭的时候，他的圆珠笔没水了。
他换了一支笔，继续写。写陈旭坐在行李箱上的样子，写他在马路牙子上说“我信”，写他许下那个只有七个字的愿望——“让刘福贵活下去。”
他写那行字的时候，手指在发抖。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他这几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每晚二十块钱，房间不到五平米，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夜里能听到老鼠在天花板上跑动的声音。
第四天晚上，他被一阵微弱的亮光惊醒。
不是窗外的光。那面墙后面没有窗户。是枕头底下，那本笔记本。
他翻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他写满的那一页。
纸上的字变了。
他写的那些字还在，但每一行字的缝隙里，出现了新的字。更小的字，更细的笔画，像是用一根针在纸面上刻出来的。颜色不是蓝色也不是黑色，是一种暗沉沉的、正在干涸的血的颜色。
“刘福贵，你好。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他猛地合上笔记本，心脏狂跳。
笔记本的封面上，什么都没有。
他把它翻过来。封底的右下角，有一个极小的图案，小到如果不仔细看，只会把它当成印刷时的一个污点。
一个血红色的输入框。
输入框里，有三个字。
“继续写。”
刘福贵把笔记本摔在地上。
笔记本落地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但随即，整个房间里的灯同时灭了。不是停电——走廊里的声控灯还亮着，透过门缝能看到昏黄的光。只有他房间里的灯灭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电流的通道。
黑暗中，他听到一个声音。不是从手机里传来的，不是从笔记本里传来的，而是直接从他的耳朵内部响起的，像是一根冰冷的羽毛扫过了他的鼓膜。
“你写下的记忆，会变成你的愿望。”
“你写下的愿望，会变成你的记忆。”
“你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对吗？”
刘福贵捂着耳朵蹲下来，额头抵着冰冷的水泥地面。那个声音没有停下，它变得更清晰了，像是一张嘴贴着他的耳朵在说话，他能感觉到那说话的人呼出的气息——冰冷的气息，没有温度，像是从停尸房里抽出来的空气。
“你写过‘我要三十万’。你爸爸死了。”
“你写过‘我要一套房子’。你二叔死了。”
“你写过‘我要张秀兰’。她丈夫死了。”
“你写过‘让刘福贵活下去’。陈旭消失了。”
“你现在正在写的，是什么？”
刘福贵猛地睁开眼。
他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捡起了那本笔记本，圆珠笔握在指间，笔尖正抵着新一页的纸面。那一页上，已经写了几个字。
不是他写的。
是他的手自己写的。
那几个字是：“我想让陈旭回来。”
刘福贵尖叫着把圆珠笔扔出去。笔撞在墙上，弹到地上，滚进了床底。他喘息了很久，才敢低头去看笔记本上那几个字。
那行字还在。
但不是他写的。
也不是他的手的笔迹。
那行字的笔迹，是属于陈旭的。
刘福贵认识那个笔迹。那张便签纸他看了一百遍，每一个笔画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陈旭写字的时候起笔很重，收笔很轻，“的”字的最后一笔会拖出一个微微上翘的小尾巴。
笔记本上那行字，每一个字都有那个小尾巴。
“我想让陈旭回来。”
刘福贵慢慢地、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房间里没有灯，只有走廊透过门缝漏进来的一线光。那线光正好落在笔记本上，照着那行字。
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件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
他没有划掉那行字。没有撕掉那一页。没有把笔记本扔掉。
他把圆珠笔从床底捡回来，在那行字下面，用他自己的笔迹，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