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勉强收住哭声，想问清母亲来电的缘由时，曦曦的声音突然从话筒里传来：“爸，你快来吧，晓惠姨两天没进食了，人不说话，连孩子都不管。”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膜，刺痛之余，也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必须马上解决眼下的危机。失去孪生妹妹，晓惠承受的是毁灭性的重创，而我之前却只陷在自己的悲伤里，没能及时给她哪怕一丝慰藉。
我深吸一口气，沉声对电话那头的曦曦说：“曦曦，把电话给你奶奶。”
听筒里传来母亲极力压抑的哭声，她唤道：“宏军。”
“妈，你们都别太悲伤，人死不能复生。”我强忍着心头的酸楚，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坚定，“我这就安排人去香港接你们回来。”
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声，却还是没忍住，断断续续地抽泣起来。
“妈，”我加重了语气，“你们千万不要当着晓惠的面流露出情绪，一定要好好劝她，让她必须吃东西。我在省城等你们。”
知子莫若母，母亲似乎察觉到了我声音的异样，温声说道：“儿子，我懂。你现在没事了吧？妈就知道，你肯定没事的。因为你不是一个坏孩子，绝不会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母亲的话瞬间击溃了我最后的防线，我怕自己当场哭出声来，只能哽咽着匆匆说道：“妈，我先挂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我从地板上挣扎着爬起来，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强迫自己收拢涣散的心神，在短暂的构思后，我开始着手撰写那份至关重要的辞职申请。
在正式处分下达之前，我暂时无法离开省城。考虑到孩子太多不便乘坐飞机，我只好拜托林蕈安排了专车前往深圳接回家人，而香港那边，则只能委托文临川代为照应。
安顿好一切后，我带着那份早已打印好并签了字的《辞职申请》，径直走进了省政府秘书长的办公室。
我刚一落座，抬起头时，竟发现他比我还显紧张。我不由得暗自理解——毕竟我刚被留置了六十天，最终的处分结论尚未明朗，该如何面对我这个“特殊”的来客，这个分寸对他而言确实不好拿捏。
“关主任，我以为你还会休息一段时间。现在……结论还没有下来，要不你再等一等？”他显得有些窘迫，仿佛我的突然到访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我没有接话，只是默默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辞职申请》，站起身，平静而坚定地推到了他的面前。
他瞥了我一眼，显然没料到我会来这一出。他迅速展开那张纸，因视力不佳，又手忙脚乱地摘下近视镜换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
看完，他将信纸轻轻搁在桌上，摘下眼镜，用一种混杂着同情与惋惜的目光审视着我：“你想好了？”
我重重地点头：“想好了。这想法由来已久，并不是因为这次的事。”
他缓缓点头，试探着问：“你和谷省长提过没有？”
“没有，这种事难道不是办公厅党组就能定？”
“你想简单了。”他摇了摇头，“你是副厅级干部，又是省长身边的要员，辞职有严格的脱密期规定——必须先调离涉密岗位，满两年后才能走程序。”
我心头一沉，这个规定完全在我的认知盲区。我有些不甘心：“秘书长，这次我的处分大概率是行政降级，如果降了级，是不是就能批了？”
他脸色一沉，直接打断了我的幻想：“降了级也得过脱密期。况且，这事儿办公厅做不了主，还得请示谷省长。”
他看出我心有不甘，便放缓了语气劝慰道：“关主任，你的申请先留在我这儿，我向谷省长汇报一下。你也先回去，再仔细考虑考虑。毕竟你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年富力强，又身处如此重要的岗位，虽然这次犯了些错误，但还不至于非要走到辞职这一步。”说完，他目光殷切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应。
我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声音干涩：“也只好这样了。”
他坚持亲自把我送到电梯口，临别时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家里发生的事，我也听说了。看开点，人这一生沟沟坎坎，谁都不容易，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老好人，一辈子兢兢业业，却也带着体制内特有的刻板与圆滑，永远给人一种不温不火、挑不出错却也走不进心的感觉。
我和他礼节性地握了握手，随即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
驶出省政府大院，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一脚油门，车子径直朝着张平民那栋别墅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