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纪委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三下门。
“进来。”
推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纪委的刘书记，五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沓材料；另一个是年轻干事，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放着一本记录本。
刘书记抬起头看了钱德茂一眼，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
“钱德茂同志，请坐,正好我们也准备找你谈话来。”
钱德茂在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发抖。
“刘书记，我来……交代问题。”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
刘书记点了点头，朝年轻干事看了一眼，年轻干事翻开记录本，拿起笔，准备记录。
“你说吧。”
钱德茂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打水，一桶一桶地往上提，每一桶都沉得让他喘不过气。
“轧钢厂政治建设验收期间，我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试图对保卫科科长陆建川、副科长张建国进行不公正的政治评价，给他们扣‘重业务轻政治’的帽子，这是我的错，我承认。”
刘书记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还有，轧钢厂仓库的物资失窃……是我和顾长河商量好的一出戏。”钱德茂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我想让保卫科背上失职的黑锅，好给政治建设验收制造借口，马平川是我让顾长河安排的人，偷盗铜线和轴承的方案是我提出来的，外面的接应人员也是我找的。整件事，是我一手策划的。”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等刘副书记的反应，但刘副书记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钱德茂咬了咬牙，继续往下说：“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严世铎副局长没有关系，我是他的下属，擅自利用了他的名义，假传他的指示，让他蒙在鼓里。他在轧钢厂政治建设验收工作中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我向他提供的虚假汇报，他对仓库失窃的事完全不知情。”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平稳，像是在背诵一段反复演练过的台词。
刘书记沉默了好一会儿，办公室里只有年轻干事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和窗外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声。
然后刘书记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看着钱德茂，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惋惜，倒更像是一种早就料到的了然。
“钱德茂同志，”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说这些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严世铎同志完全不知情，那你告诉我，之前闹的沸沸扬扬的严世铎篡改档案资料的事情，你有没有参与？”
钱德茂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篡改档案。
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他脑子里来回锯了一整夜，他在严世铎办公室里听到的所有说辞都是关于轧钢厂的——仓库失窃是他策划的，政治评价是他擅自做的，接应人员是他找的。严世铎让他把轧钢厂的事扛下来，可没说让他连六年前棉纺厂的事也一起扛啊。
毕竟相比较轧钢厂的事情而言，严世铎的这事才是大问题，可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不抗也不行了。
钱德茂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他低着头，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那只手正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一道道白印。
他想起了严老栓。如果沈莫北已经把严老栓接走了，那严世铎伪造家庭成分的事迟早会被翻出来，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刘书记，”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严世铎同志的家庭成分档案……是我改的。”
刘书记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打断他。
“当时我在棉纺厂工作，那时候严世铎同志是副厂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我有着知遇之恩。
有一次厂里进行档案核查，我发现他的档案里家庭成分是富农，如果这个成分，注定他走不到高位，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如果因为这个成分问题影响进步太可惜了，就……就擅自做主，趁档案室管理不严的时候，给孙桂兰施压，让她把家庭登记表上面严局的名字和刘永强的名字做了交换，两人的家庭成分也进行了互换，这样严局的成分改成了‘贫农’。”钱德茂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然后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刘书记，“这件事严局确实不知情，他那时候刚提副厂长，工作很忙，档案的事他从来不过问，我是他的下属，想替他做点事，就……就犯了错误。”
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塌在椅背上，肩膀耷拉着，两只手无力地垂在膝盖上，指尖还在微微发颤。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年轻干事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把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
刘书记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钱德茂的脸，他办了几十年的案子，听过无数人交代问题，太清楚什么是真话，什么是事先编排好的台词。
钱德茂说的这些——太完整了，完整得不像是一个人在坦白，倒像是一个人在背稿子。
“钱德茂同志，”刘副书记的声音依然很平，“你说严世铎的家庭成分是你擅自篡改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和孙桂兰有不正当关系的是严世铎，而不是你钱德茂，为什么把刘永强最后赶出去的是严世铎，而不是你钱德茂！”
刘书记问出那句话的时候，手指正按在孙桂兰证词的复印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