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两个人都在沈莫北手里，加上孙桂兰手里那份有我的签名的审批表。”
他顿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但钱德茂听出了那沉默底下的分量，审批表，签字，白纸黑字——那是严世铎六年前亲手写下的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埋下的最深的一颗雷。
“严局长，”钱德茂的声音有些发紧，“如果沈莫北真的掌握了刘永强和孙桂兰的证词，再加上那份审批表，他完全可以向部党委提交正式报告，要求对您立案调查，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动？”
严世铎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敲得很慢，像是在称量什么东西的重量。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意。“因为他还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时机。”严世铎坐直了身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沈莫北不是那种有了证据就往外掏的人，他要把牌攥在手里，等我犯错——等我为了掩盖一个窟窿而露出更大的窟窿。他现在不动，不是因为他没把握，而是因为他想一棍子把我打死，不留任何翻身的机会。”
钱德茂的后背一阵阵地发凉。“那我们……我们怎么办？”
严世铎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蝉鸣一浪高过一浪，热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作响。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轧钢厂那边，方为忠不能再用了，让他主动提出调离保卫处，就说身体原因——与其等考核不及格被撸下来，不如给自己留个体面。”
钱德茂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但顾长河还在。”严世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钱德茂，“他还是分管后勤的副厂长，人事任免上他还有发言权。方为忠走了就让他再物色一个人——不一定要多能干，但一定要可靠，轧钢厂这块阵地我们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等于告诉沈莫北——你来吧，这边没人拦你了。”
“第二，”他转过身来，“孙桂兰一定要找到，就算她不在椿树胡同了，也要想办法找到，她的社会关系还在——亲人？同事？旧相识？一个一个地查，查到她有可能投靠的人，再顺藤摸瓜。”
钱德茂笔尖顿了一下，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看了严世铎一眼。“丁秋楠那边……还要不要继续查？”
严世铎的目光在钱德茂脸上停了一瞬，那一瞬很短，但钱德茂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像是有一双眼睛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搜查什么。“丁秋楠的底细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钱德茂从公文包里抽出几页纸，双手递过去，“她从毕业后一直在市医院工作，结婚5年，丈夫叫沈元——”他顿了一下，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几度，“但是我们排查发现，这个人不存在，说明她丈夫应该就是我们想的那个人。”
严世铎看着那几页纸，眉头微微拧起，沈致远的信息详细而琐碎——籍贯、出生年月、工作履历、社会关系，但关键那一栏，档案上只写了“干部”两个字，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没有照片，像是有人用刀把这一块整整齐齐地挖掉了。
“能确定是沈莫北的妻子吗？”
“基本能确定。”钱德茂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几行手写的记录，“我们的人去南锣鼓巷走访过，问了几个老街坊，有人说见过一个跟丁秋楠描述相符的女人出入沈家大院，管沈莫北的母亲叫‘妈’。
另外，沈莫北的儿子叫沈知远，年龄在六七岁左右——跟丁秋楠在医院登记的家庭情况完全吻合。”
严世铎把报告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沉默了片刻，然后推回到钱德茂面前。“丁秋楠不要动。”
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她是沈莫北的妻子，动她就等于跟沈莫北撕破脸。现在还没到那一步——我们手里没有可以跟沈莫北正面交锋的把柄，贸然动他的家人只会让他直接翻桌子，翻桌子，我们现在会吃亏。”
钱德茂点了点头，把那几页纸收回公文包里。
“但她的活动范围要摸清楚。”严世铎又说，“她平时去哪些地方、接触哪些人，如果能通过这条线摸到孙桂兰的落脚点，那这张牌就有打出去的价值，但有一条——不许打草惊蛇，更不许动她本人，谁要是擅作主张，别怪我翻脸。”
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钱德茂的手却在笔记本上哆嗦了一下。他跟着严世铎多年，知道这位副局长翻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不拍桌子、不骂人、不摔东西，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说出让你从头凉到脚的话。
“第三，”严世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钱德茂面前，“这是我让政策研究室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保卫系统政治建设的若干意见》，你拿去，以政治保卫局的名义下发到各重点企业保卫处，轧钢厂、重机厂、首钢、车辆厂——全部下发。”
钱德茂接过文件翻了翻，是一份红头文件草案，措辞严厉，核心意思是要求各重点企业保卫系统开展“思想清理”，对“政治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调整，由政治保卫局负责验收。这份文件如果正式下发，等于给了政治保卫局直接插手各企业保卫系统人事任免的权力。
“沈莫北卡住方为忠，靠的是组织程序和业务考核标准——他占着理，我不好正面驳他。”严世铎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桌上，“但这份文件一下发，‘政治标准’就变成了保卫干部任免的最高标准，业务能力再强，政治上不合格也不行——这个道理，他沈莫北说不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