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两个人都在沈莫北手里,加上孙桂兰手里那份有我的签名的审批表。”
他顿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但钱德茂听出了那沉默底下的分量,审批表,签字,白纸黑字——那是严世铎六年前亲手写下的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埋下的最深的一颗雷。
“严局长,”钱德茂的声音有些发紧,“如果沈莫北真的掌握了刘永强和孙桂兰的证词,再加上那份审批表,他完全可以向部党委提交正式报告,要求对您立案调查,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动?”
严世铎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敲得很慢,像是在称量什么东西的重量。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意。“因为他还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时机。”严世铎坐直了身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沈莫北不是那种有了证据就往外掏的人,他要把牌攥在手里,等我犯错——等我为了掩盖一个窟窿而露出更大的窟窿。他现在不动,不是因为他没把握,而是因为他想一棍子把我打死,不留任何翻身的机会。”
钱德茂的后背一阵阵地发凉。“那我们……我们怎么办?”
严世铎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蝉鸣一浪高过一浪,热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作响。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轧钢厂那边,方为忠不能再用了,让他主动提出调离保卫处,就说身体原因——与其等考核不及格被撸下来,不如给自己留个体面。”
钱德茂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但顾长河还在。”严世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钱德茂,“他还是分管后勤的副厂长,人事任免上他还有发言权。方为忠走了就让他再物色一个人——不一定要多能干,但一定要可靠,轧钢厂这块阵地我们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等于告诉沈莫北——你来吧,这边没人拦你了。”
“第二,”他转过身来,“孙桂兰一定要找到,就算她不在椿树胡同了,也要想办法找到,她的社会关系还在——亲人?同事?旧相识?一个一个地查,查到她有可能投靠的人,再顺藤摸瓜。”
钱德茂笔尖顿了一下,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看了严世铎一眼。“丁秋楠那边……还要不要继续查?”
严世铎的目光在钱德茂脸上停了一瞬,那一瞬很短,但钱德茂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像是有一双眼睛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搜查什么。“丁秋楠的底细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钱德茂从公文包里抽出几页纸,双手递过去,“她从毕业后一直在市医院工作,结婚5年,丈夫叫沈元——”他顿了一下,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几度,“但是我们排查发现,这个人不存在,说明她丈夫应该就是我们想的那个人。”
严世铎看着那几页纸,眉头微微拧起,沈致远的信息详细而琐碎——籍贯、出生年月、工作履历、社会关系,但关键那一栏,档案上只写了“干部”两个字,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没有照片,像是有人用刀把这一块整整齐齐地挖掉了。
“能确定是沈莫北的妻子吗?”
“基本能确定。”钱德茂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几行手写的记录,“我们的人去南锣鼓巷走访过,问了几个老街坊,有人说见过一个跟丁秋楠描述相符的女人出入沈家大院,管沈莫北的母亲叫‘妈’。
另外,沈莫北的儿子叫沈知远,年龄在六七岁左右——跟丁秋楠在医院登记的家庭情况完全吻合。”
严世铎把报告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沉默了片刻,然后推回到钱德茂面前。“丁秋楠不要动。”
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她是沈莫北的妻子,动她就等于跟沈莫北撕破脸。现在还没到那一步——我们手里没有可以跟沈莫北正面交锋的把柄,贸然动他的家人只会让他直接翻桌子,翻桌子,我们现在会吃亏。”
钱德茂点了点头,把那几页纸收回公文包里。
“但她的活动范围要摸清楚。”严世铎又说,“她平时去哪些地方、接触哪些人,如果能通过这条线摸到孙桂兰的落脚点,那这张牌就有打出去的价值,但有一条——不许打草惊蛇,更不许动她本人,谁要是擅作主张,别怪我翻脸。”
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钱德茂的手却在笔记本上哆嗦了一下。他跟着严世铎多年,知道这位副局长翻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不拍桌子、不骂人、不摔东西,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说出让你从头凉到脚的话。
“第三,”严世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钱德茂面前,“这是我让政策研究室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保卫系统政治建设的若干意见》,你拿去,以政治保卫局的名义下发到各重点企业保卫处,轧钢厂、重机厂、首钢、车辆厂——全部下发。”
钱德茂接过文件翻了翻,是一份红头文件草案,措辞严厉,核心意思是要求各重点企业保卫系统开展“思想清理”,对“政治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调整,由政治保卫局负责验收。这份文件如果正式下发,等于给了政治保卫局直接插手各企业保卫系统人事任免的权力。
“沈莫北卡住方为忠,靠的是组织程序和业务考核标准——他占着理,我不好正面驳他。”严世铎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桌上,“但这份文件一下发,‘政治标准’就变成了保卫干部任免的最高标准,业务能力再强,政治上不合格也不行——这个道理,他沈莫北说不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