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回到保卫科办公室，刘建国把门关上，给王刚倒了杯水，自己先灌了一大口，抹了抹嘴，才开口。
“王科长，上次您来的时候，我跟您说过，现在工作不好干，这又过了这么久，现在情况更糟了。”
“具体说说什么情况。”
“上个月，厂里搞了一次人事调整，突然从我们保卫科调走了三个人。一个是副科长老孙，那可是五一年参加工作的老公安，被调去工会了，说是‘加强工会力量’，这不是扯淡吗。一个是我们分来的高材生小周，大学生，被调去车间当操作工了，理由更荒唐——‘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锻炼’，还有一个是内勤小马，女同志，工作特别认真，被调去食堂了。”
刘建国越说越气，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又赶紧压低。
“这三个人，可都是我们保卫科骨干，都是我用顺手的人，一下子全给我调走了，调上来的是什么人？副科长换上来的是厂长的侄子，高中毕业，没干过一天保卫工作，来了就指手画脚，昨天居然跟我说，值班制度太严格了，让同志们‘人性化’一点。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电厂！出了事整个燕京都要停电！他说我‘思想僵化’，您说这叫什么话？”
王刚听着，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心里已经翻腾开了。
又是这样。
赵大柱是这样，刘建国这边也是这样，能干的人被调走，换上来的要么是关系户，要么是听话的“自己人”。
这不是偶然，这是一个模式。
“刘科长，你先别急。”王刚说，“调走的这三个人，他们本人什么态度？”
“老孙倒是看得开，说反正快退休了，去哪儿都一样。小周不服气，写了申诉信，交到厂部，可是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小马哭了一鼻子，还是去了食堂，毕竟说是组织决定，食堂现现在缺个人。”刘建国叹了口气，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口水，“王科长，我跟您说句实话，我现在心里没底，以前我们保卫科三十多个人，拧成一股绳，什么工作都不怕。现在呢？新来的三个，都是关键岗位上的人，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那个副科长不但不帮忙，还尽添乱，我每天光盯着他们就够累的了，哪还有精力搞业务？”
王刚想了想，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刘科长，你们厂的党委书记是谁？”
“李长河，李书记。”
“他什么态度？”
刘建国愣了一下，似乎在琢磨王刚为什么这么问。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李书记人不错，是老革命，对保卫工作也重视。但是……怎么说呢，最近厂里的风向有点怪，上面好像有人在推动一些事情，李书记有时候也拦不住。”
王刚心里有了数，可来真的有问题。
“刘科长，我今天来，除了复查整改情况，还有一个事。”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刘建国，“这是部里最新的通知，关于保卫干部培训的，你组织你们科的人学习一下，重点是其中的第三章——‘保卫工作的政治性与专业性’。”
刘建国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第三章的标题看着很普通，但内容他还没来得及细看，不过王刚特意提出来，想必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点点头：“好，我回头就组织学习。”
王刚站起来，拍了拍刘建国的肩膀：“老刘，好好干，别灰心，保卫工作不是做给人看的，是保命的——这话是你说的，你自己记住。”
刘建国眼眶微微红了一下，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电厂出来，王刚又去了铁路货运站。
铁路货运站的情况比电厂好一些，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保卫科长姓陈，叫陈国栋，也是转业军人，在铁路上干了二十年，沉稳老练，跟王刚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一句牢骚，只是把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王刚注意到一个细节——陈国栋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站区平面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每一个仓库、每一条线路、每一处关键设施，甚至连消防栓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而这张图的右下角写着绘制日期：1964年3月。
也就是一个月前。
“陈科长，这张图是你画的？”王刚问。
“是我带着站里的同志们一起画的。”陈国栋说，“站区太大了，光靠脑子记不住，画下来，挂在墙上，谁都能看，谁都能用。”
王刚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陈国栋”三个字，画了圈，又加了一个方框，然后在旁边写了一句评语：“务实、细致、有系统思维。”
……
回到局里已经是傍晚了。
王刚把今天的笔记整理了一遍，又拿出沈莫北给他的那张名单，把今天接触到的几个人的名字一一对应上去。
燕郊电厂，刘建国——画圈，方框。
铁路货运站，陈国栋——画圈，方框。
玻璃厂的保卫科长，他没有见到人，说是在休假，但王刚留了个心眼，去车间转了转，跟几个工人聊了几句，了解到这个科长姓孟，叫孟凡林，平时不怎么管事，经常不在岗，工人对他评价不高，他在王刚的笔记本上被画了个三角，标注了“需进一步核实”。
副食品加工厂的情况更糟，保卫科长姓胡，叫胡德茂，是厂长的远房亲戚，初中都没毕业，连基本的台账都不会记，王刚去检查的时候，值班室的门锁着，找了半天才在食堂找到人，正跟人喝酒划拳。这个胡德茂，直接画了叉，标注了一行字：“必须换，此人毫无责任心。”
他把这些情况汇总，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第二天一早送到了沈莫北的办公室。
沈莫北接过报告，没有急着看，而是先问了一句：“你昨天去了几家？”
“四家。”
“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