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再查了。安德森心里已笃定，泄密者就是韩凯丽。
他第一反应是联系黄罗拔，确认对方是否还安全。
可紧急号码拨了又拨，听筒里始终是忙音，嘟嘟的短促声响像敲在他的心口上，一下比一下乱。
半年前那个拖着旧皮箱在街头掉眼泪的瘦弱女孩，此刻从记忆里浮出来，她站在房东公寓门口，用一口浓重龙果腔的英语争辩什么，眼眶红得厉害。
他那时刚租下临时办公室，缺个打字员，看她流落街头又是主人的同胞，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一时心软就雇了。
她打字确实快，认得的英文单词比他想得多，他还当面夸过她聪明。
离职时说找到了华人餐馆的活儿，他特意多给了百分之二十的薪水，当临别礼。
可现在回想，一个公派留学生，生活费再紧也够付合租公寓的租金，怎会交不起？
那场眼泪，一半怕是走投无路，另一半，怕是反复练过的戏。
他当时心软那一步棋，兴许已经把自己这条线亮了一半。
更让他不安的是几天前收到的那封空白信，只一个空信封，没有字，没有署名。
是谁送的？难道是韩凯丽？
既然出卖了秘密，又为何回头示警？是良心不安，还是放长线钓大鱼？
电话还是接不通。
安德森不再等，当即给赵振国发去密电，把韩凯丽的事和盘托出，也写上了自己的疑惑。
回电来得很快，赵振国只说了几句：知道了，黄罗拔暂时安全，但你也得尽快转移，注意安全，别想太多。
安德森放下电报，走到窗前，撩开百叶帘一角。
情人港的水面碎光浮动，几只白游艇泊在码头，桅杆微微晃着。
他盯着那片晃动的光影深吸一口气，转身开始收拾东西。
心里浮起一丝苦笑，没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女的身上翻了船。
——
几乎同一时刻，布达佩斯东火车站附近那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黄罗拔面前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匈牙利浓咖啡，表面凝了一层奶皮。
他刚从维也纳过来，途中换了三节车厢，又倒了两趟有轨电车，才落进这个角落。
按赵振国给的第三个备用地址，他从驻匈使馆关系人那里取到一封电报，只有一行字：
“飞鸟已离树，速归巢。祭祖事定，带全家。”
他把电报看了两遍，用打火机点燃，灰烬捻碎在烟灰缸里。
赵振国的意思很明白：任务收尾，但必须带家人撤离港岛，名义是祭祖，实则脱身。
至于那批货，已由范德米尔律师完成最后清关拆分，三路分别进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安特卫普的后续仓库，再经不同渠道流转，最终汇入龙果。
他结了账，推门而出。布达佩斯的初冬干冷，多瑙河上浮着薄雾，链子桥的钢索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他步行到河畔一座公共电话亭，投币拨了港岛家里的号码。
九十年代初的国际长途杂音大，妻子的声音穿过几千公里，带着些微沙哑：“喂？”
他说：“下周回来。我们要带孩子回老家一趟。”
电话那头静了两三秒，妻子应了一声：“好，我准备。”
她对他做的事有所察觉，但父亲没有公开反对，她便一直装作不知。
挂了电话走出亭子，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正蹲在不远处喂鸽子，面包撕得极碎，眼神却不在鸽群上，那道目光在他后背停了足足两秒。
黄罗拔心里一紧，但没有加速，也没回头，只沿着河岸不紧不慢地走。
过了三座桥，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又坐两站电车，闪进一条小巷，从另一侧出口离开。
他怀疑那人是盯上安德森的背后势力派来的，无法确认，只能加倍提防。
当晚他住进一家青年旅社，用第二本护照登记了“王建平”的名字，身份是港岛纺织品商人。
翌日一早，乘火车经布拉格到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飞回港岛。
机舱里烟雾缭绕，他被夹在两个德国商人中间，呛得发闷，却全程没有摘下墨镜。候机时他仔细扫过四周，没发现尾巴。
但心里清楚：若韩凯丽真是那个泄密者，她背后的组织绝不会只盯他一个人，安德森、赵哥，恐怕都在名单上。
飞机降在启德机场时，港岛上空飘着细密的雨。
黄罗拔拎着旅行袋走出到达大厅，一眼看见妻子站在接机人群里，穿浅灰色风衣，头发盘在脑后，神色从容。
女儿婉婷站在她身旁，十三岁，个子快赶上母亲，正踮脚朝出口张望。
他走过去，婉婷先看见他，脆生生喊了声“爸”。
他搂了搂女儿肩膀，冲妻子点点头，轻声说：“走吧，回家再说。”
出租车驶离机场，空气里混着海风和叉烧的甜腻，熟悉的味道让他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一瞬，也仅是一瞬。
他让司机绕了一圈，确认无人尾随，才拐进那条街。
进了家门，妻子支开女儿去写作业，给他倒了杯热茶，坐在对面等他开口。
他呷了一口，把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略去货品细节，只说“替公司跑了一趟欧洲，现在要回内地躲一躲”。
妻子没有追问，只问了句：“婉婷下周有钢琴考级，能推迟吗？”
他说：“推迟。后天就走，坐火车到花城，转车去潮州，老家祠堂已安排好了。”
妻子点头，起身去收拾行李。
潮州，其实不是黄罗拔的老家，而是她妻子的老家。
他坐在沙发上，收音机里播着《明天会更好》，旋律中夹着电流的滋滋声。
这一刻像偷来的安宁，但他知道，头顶始终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刀。
第二天他独自去中环，从银行保险柜取出三本备用护照和一小袋美金，搭地铁、换出租车，反复确认无人跟踪才返家。
可当晚，赵振国通过周振邦的人捎来口信：
“韩凯丽已确认，她从欧洲消失了。你在港岛的时间缩短，明天就走。不要经花城，改走水路，从南丫岛坐渔船到汕头，有人接。”
黄罗拔眉头一紧，水路时间长，渔船风险大，但赵振国这么安排必有原因，多半是花城方向已经不稳。
他连夜调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