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持续了8天。
志司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尽管中国军队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意志十分强大，但由于国力极度贫弱，无法充分发挥。卓越的指挥才能，在美国强大的物质实力面前，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志愿军的各位将领在胜利面前，依然保持着对局势的清醒判断。作为其中一位代表，长期在前线奔波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他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源于敌军对我方虚实不明、轻敌冒进的弱点。然而，当敌军开始变得谨慎，甚至高估志愿军的实力时，志愿军绝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或头脑发热。
前线上的韩先楚，亲眼目睹了美军强大的火力，和充足的物资供应，令他感到极大的冲击与震撼。对面的美军直升机频频飞来，不仅运来弹药、食物、睡袋和药品，还能迅速撤走伤员。而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却饥肠辘辘，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在冰天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追击，在冻得坚硬如铁的堑壕中苦苦的坚守，战斗的时候，也只能在雪地上铺一条毯子，趴在上面射击……
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的一条长长的米袋子，维持日常的供给，而美军一个五公斤的铁盒打开，营养搭配得当，盒子里甚至还准备了香烟、火柴，甚至手纸。
韩先楚称这是美军的“整体国家实力”。
每一位曾经踏上朝鲜战场的中国军人，都深深感受到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这种“整体国家实力”带来的巨大冲击。正因为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归国后的将领们无不成为推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豪言壮语再难让他们失去理智，朝鲜战场让他们对物资与精神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入骨髓的感悟。
言归正传，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三个攻势战役。
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都是以攻势对抗攻势的反攻行动；
第三次战役则是针对已经做好防御准备的敌人展开的进攻，战役的主要行动形式是攻坚突破并向纵深推进。
这场以疲惫之师对抗惊恐之敌的进攻战役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战役西线的主要战斗行动刚刚结束，志愿军总部便开始规划下一个战役的进攻方向和目标。
12月8日13时，志司向西线的6个军发布了开进部署命令：
“为挫败美伪军固守三八线的企图，首要任务是消灭伪一师、伪六师、美廿四师和美骑一师，要求在十六日拂晓前抵达战役攻击的准备位置，计划十七日展开战役进攻。”当时确定的攻击目标，直指平壤以南的中和、祥原、遂安一带的敌军。
同日18时，志司向中央军委作出报告：
“下一次战役预计可在十八九日展开，预计月底前结束。如果能按计划完成歼敌目标，则会越过三八线，伺机攻占汉城；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则将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处停止作战，待明年再战。”
志司焦急地在君子里司令部等待中央的回电。
12月13日，中央的回电终于到了，明确指出：从国际局势来看，必须粉碎美英利用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战的阴谋，必须越过三八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志司将领们内心却充满矛盾：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争不宜打，但从政治层面而言却不得不打。在收到指示要越过三八线的电报后，首先表示赞同，随后大家讨论如何越过三八线。
并提出第三次战役中的“稳进方针”——专门打南朝鲜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志司认为：“我们一定要慎重，做到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之后采取‘稳进’方针。突破即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太深，否则会有很多困难，对我们不利。歼敌，能歼多少算多少，歼多了更好，歼少了也无妨。总之，突破三八线后，根据情况适可而止。”
12月19日深夜，志司一方面坚定了作战的决心，积极展开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再一次向中央提出建议。这个进谏不仅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
在我看来，朝鲜战争依然将是一场相当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敌军已从进攻态势转为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战场范围缩小，增加了纵深优势，这对他们的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
要避免过度消耗部队的战斗力，尽管目前形势还未达到极限，但我军已经两个月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整，物资补给也未能及时到位，再加上气候寒冷，这些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在8日的电报中建议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收到你13日的复电后，现已遵照指示越线作战。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失败的可能性不大，但攻击受阻、胜利成果不显着的风险依然存在……
计划先集中四个军歼灭伪军第一师，然后伺机歼灭伪军第六师。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再攻击春川的伪三军团；若形势不利，则适时收兵。
12月21日，中央复电，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这个作战思路，指出当前美英军队集中在汉城一带，进攻条件不佳，我军应以伪军为主要打击目标。
从总体战略来看，只要能够消灭全部或大部分伪军，美军将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在朝鲜长期驻留。如果能够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将更容易解决。关于此次战役，如果战局顺利并能找到足够的粮食，春川、加平、洪川一带可能会有机会歼灭更多的伪军。
并指出，这次战役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方手中，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展开战斗，避免让部队过度疲惫。对于适时收兵、适可而止的建议，表示认可，并强调：“如果战斗进展不顺利，就应当及时撤退，转移到合适的地点整顿休息，再伺机作战。这一意见也是正确的。”
二人在战略和战役两个层面达成了对作战方针的共识。
随后，志愿军领导人进行了商讨，并征求各部队的意见，最终敲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方案。与此同时，韩先楚受命前往前线指挥作战，他在对敌情和战场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19日中午12时，他致电志司，提出以春川为中心建立基本战役布局的建议，核心在于尽可能多地歼灭布防在一线的韩军。对于集中在汉城方向的美英军主力，他的建议是先在其侧翼制造威胁，之后视情况再进行侧后方的攻击。
李奇微当时认为，中国军队有可能将其最强的力量集中在第8集团军防线中心的西侧，而在东侧则可能进行次要攻击。
韩先楚提出以春川为主要打击目标，这显然超出了李奇微的预期。
稍后，志司正式发布了作战部署令：西线志愿军将6个军编组为2个突击集团，分别称为左纵队和右纵队。
其中，右纵队由第38、第39、第40、第50军组成，配备了6个炮兵团，负责主攻任务。右纵队由韩先楚统一指挥，计划在永平以西30公里宽的战线进行突破，向议政府方向展开进攻。
左纵队作为辅攻力量，由第42军和第66军组成，并配属了一个炮兵团。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周彪共同指挥，他们将在永平以东36公里的正面发起突破，进而向加平和春川方向展开进攻。
志愿军六个军共23万人，以及人民军三个军团共7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南方进发。
与此同时，在大后方，为了确保数十万大军的补给，全中国上下都已全面动员，号召大家务必完成炒面煮肉的生产任务。炒面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便食品，由小麦、大豆、高粱米或玉米按照一定比例炒熟、磨碎并加盐制成。
在打仗的时候，志愿军战士随身挎一根炒面袋，饿了就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就上几口雪，便能继续战斗。这是当时中国军队能够获得的最佳野战食品。这种食用便捷的炒面伴随着战士们取得了无数胜利，大家感激的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然而，炒面作为军队长期的主食是行不通的。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回忆道，炒面的含水量很低，长期吃很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因此患上口角炎，甚至出现肚胀的情况。另外，炒面营养成分单一，也缺乏维生素，许多战士因为长期吃，甚至患上了夜盲症。
面对这些问题，洪学智不得不集思广益，绞尽脑汁寻求解决方案。最终的办法虽然简单有效，却令人心酸：一是煮松树叶子喝；二是闭着眼喝活蹦乱跳的蝌蚪。
由于国力的孱弱，虽然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堪称举世无双，却依然遭受了诸多艰难困苦。
一直想上前线的洪学智，没有得到批准，被命令把后勤的重任给承担起来。
接连两次战役，都因为后勤问题而遭遇重创，部队中怨声载道。
韩先楚所反映的部队困境更让洪学智寝食难安。他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改善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让前线的将士吃饱穿暖，打败美国人……”
洪学智几乎被逼到了绝境，意识到若要打赢现代化战争，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小米加步枪、仓库设在前方”的传统后勤模式，在他的脑海中，已开始酝酿一场关于中国军队后勤系统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