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司机说得轻描淡写，几句话便轻飘飘道尽了一个顶尖工程师的命运转折。
在当时，这可不是瓦列里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当年整个联盟科研界挥之不去的通病。
那位热衷于推广玉米种植的人执政后期，外行指导内行早已从农业蔓延到了各个科研领域，行政权力粗暴干预技术路线，本该靠数据说话的工程问题，屡屡被上升为立场问题。
生物领域里，李森科靠着政治支持推行伪科学理论，将正统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上千名生物学家被撤职、流放，实验室被关停，整个学科倒退数十年。
军工领域更是重灾区，苏穗宗笃信“导弹万能论”，强行砍掉大量传统装备研发项目，连远程预警雷达、反导系统这类战略工程，也任由行政官员随意修改指标。
为了迎合“快速出成果”的政治要求，压缩测试周期、削减安全冗余、强行提升功率都是家常便饭，但凡有负责人敢站出来反对，轻则项目被砍、经费被停，重则扣上帽子撤职下放。
瓦列里便是栽在了这里。
他坚持巨型雷达必须保留完整的双循环冷却系统，不肯为了政绩牺牲安全性，最终触怒了莫斯科来的专员，落得个发配西伯利亚的下场。
当然，比起苏慈祖时期的大清洗，此刻的境况终究还是好了一些。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NKVd对技术专家动辄逮捕、处决，仅军工领域就有近万名工程师因“破坏生产”“间谍罪”被枪毙，科研人员朝不保夕，早上出门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全凭运气。
到了苏穗宗时期，意识形态的审查依旧严苛，派系斗争也从未停止，但单纯的技术路线分歧，大多不会直接判死刑，顶多是撤职、下放、送劳改营，好歹能留一条命。
说是留命，可暴雪天扔在敞漏的煤水车里，不给吃不给穿，跟慢慢冻死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换了个体面点的死法罢了，不直接开枪，不代表不杀人。
木兰站在旁边想着，心里忍不住冷笑。
但也正因瓦列里只是“路线不合”的技术犯，不是定了死罪的政治犯，木兰才有可能把人从这滩浑水里捞出来。
真要是苏慈祖时期那种钦定的死刑犯，就算有十个“高官亲眷”的身份贴在脑门上，木兰也不敢轻易伸手。
火车司机磕磕绊绊地把瓦列里的身份说完，调度室里安静了那么一瞬。连留声机里的唱片都恰好在这时转到了尽头，唱针在空白的尾槽上沙沙地摩擦着。
吱……吱……吱……
单调的噪音在酒精和雪茄烟雾混合的空气里来回弹跳，像是在给这场谈话画上一个尴尬的逗号。
下一秒，一只还盛着半缸红色酒液的搪瓷缸狠狠扫过去，直接把那台老留声机撞翻在地。
从转盘上飞出去，磕在桌角又弹到地面，裂成了两半。
军官收回手，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脏话，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毛子军官有点烦。
他烦的不是那个叫瓦列里的家伙快冻死了——一个被撤职查办的技术犯，死在煤车里和死在劳改营里，对他这种边境小站的军官来说没什么区别。
大不了回头报个“暴风雪意外身亡”，内务部也不会深究。
他烦的是那位站在调度室正中央、正拿一双看不出喜怒的眼睛盯着他的女人。
大人物身边随从找上门来，到底是几个意思？
是要我放人？
那她直接开口不就行了，凭她手里那张行政令，放个把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还是说……
她想要那家伙死？
自己不开口，等着我替她动手？
这帮亚美尼亚人的心思怎么比哈萨克斯坦的暴风雪还难琢磨。
没办法，普通老毛子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木兰这种带着汉语言特有的留白意境的话术，实在是让这名驻防军官摸不着半点头脑。
他在这草原小站待了快十年，打交道的都是直来直去的大兵和牧民，哪里应付过这种话里有话的场面。越想越乱，酒意都跟着涌上来，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他抓了抓后脑勺，手放下来的时候顺便横了旁边的高个子士兵一眼。那意思很明白：你脑子转得快，你说。
高个子士兵也愣了一瞬。说实话，他也没完全摸透。
他倒不是不识趣，而是他多年跟中亚各族打交道的经历里，习惯了那种直来直去的表达方式，要什么就开口，恨谁就掏刀子。
他站在旁边，琢磨着刚才这两方人马的反应。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他是真摸不准这女人说“快冻死了”的时候，究竟是想救人的急，还是在责备他们办事不力、没把人早点弄死。
想了半天，他也不想了。
管她什么意图呢，顺着她的心意不就是了。
她说快冻死了，那就是你们冻着人家不对。把人弄出来，她要救就让她救，她要杀就让她杀，反正人交到她手里，后面出了什么事跟他们就没关系了。
他往前迈了半步，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军官的袖口，目光朝木兰的方向一带，压低嗓子说了两个字：“顺着。”
一军官扭过头，又看了木兰一眼，然后深吸一口气，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他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搁，转身时已经换上了一副殷勤赔笑的嘴脸。
“达瓦里氏，我派给你两名士兵，要做什么您开口！”
“先把人从煤水车上搬到我们宿舍去，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议！”
哦！
这是要救人啊！
你明说呗，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毛子军官满肚子牢骚，但却连声应是，转身踹了一脚还坐在椅子上发呆的司机，叫他赶紧去库房搬担架和厚毛毯。
两个士兵被军官点卯，跟着木兰去煤水车抬人。手电光柱在车厢里晃了两晃，照见瓦列里身上裹着的那件棉大衣，那是木兰刚才脱下来的，此刻已经被雪沫蒙了薄薄一层冰壳。
啧啧，没有木兰这件衣服，这名工程师多半就交代在这了。
两个士兵对视一眼，没敢多问，手脚麻利地把人裹进厚毛毯里，抬上担架，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积雪往宿舍方向送。一路上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脚底打滑摔了担架，更怕得罪了这位“委员家眷”。
那个高个子士兵边走边偷偷打量木兰的侧脸，心里一直在想：这女人到底是委员的什么人，连煤车里一个快冻死的犯人她都能点名要？想不明白，但反正在这荒原待久了，想不明白的事多了，多一桩也不算多。
军官从库房里翻出半袋黑麦面粉、一块黄油、两瓶医用酒精和一卷干净绷带，用个旧麻布袋装好，亲自拎到宿舍门口，说是给工程师补身子。嘴上说的是关心工程师，手里递东西时眼神却一个劲地往江奶奶身上飘，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诶嘿，能让委员家眷特意关照的人，说不定哪天就官复原职了，现在卖个人情，日后总有好处。就算这个工程师不值钱，这份人情也值钱！”毛子军官如是想到。
这老实人殷勤起来，还真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别看送来的东西寒碜，但木兰估摸着，这就是他们库房里仅存的还没发霉的玩意了。
黄油是半融的，纸包装上洇出一圈油渍；面粉倒是干的，但袋子角上打着一个小小的补丁，显然是缝了又缝的旧货。但在这暴风雪封路的荒原上，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算是掏家底了。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