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军围攻河南府（河南府是河南布政使司下辖的郡府之一，治所在洛阳），洛阳的福王招募敢死队奋力抵抗，战斗中取得不少战果。期间，总兵王绍禹麾下的士兵在城墙上与城下的贼军相互呼应，甚至有一部分士兵在城墙上抓住了副使王充昌。王绍禹立刻策马前往解救。然而，部分士兵开始质疑：“贼人在城下，总兵又能奈我们何？”他们砍杀了几名守城士兵，导致城墙防御崩溃，贼兵趁机攀爬而上，城内的贼军接应，使得贼军攻入城内。福王及其世子惊恐万分，于是缒城逃走，城内士民遭受屠戮数十万人。贼军焚烧了福王府，并抓获了副使王充昌等官员，但并未杀害他们。其中只有一位典史坚决不降，最终壮烈牺牲。
李自成在王府及豪门中搜刮了数万石粮食和数千万金钱，用于赈济饥民。丁酉日，李自成追踪到了福王行踪并将他擒获，同时抓获了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吕维祺对福王说：“名义重于泰山，切勿自取其辱。”宦官崔升只有十三岁，却英勇地劝告福王宁愿死也不可屈服，并紧紧抱住福王不愿离去。贼军随后杀害了福王，并杀害了吕维祺。由于福王身体肥胖，重达三百多斤，贼军竟举办宴会，将其尸体剁碎混入鹿肉中食用，称其为“福禄酒”。福王名叫朱常洵，是神宗的儿子，世子名为朱由崧，即后来的弘光帝，他在城墙倒塌时得以逃脱，逃往怀庆，而贼军又攻破永宁，杀害了万安王。
这些变故传到朝廷后，皇帝极为震怒，下令将总兵王绍禹处以磔刑，并抄没其家产。兵科官员张缙彦上奏称颂福王为守护国家社稷而捐躯，其坚守国家大义之举犹如日月争辉，光芒四射，请求厚葬福王并予以隆重祭祀，得到了批准。吏科官员章正宸则上奏指出闯贼是从四川来的，而兵部尚书陈新甲紧急奏报贼军实际上来自秦地而非四川，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杨嗣昌刚刚奏报说了在四川遏制住贼军，若说贼军从四川来，则责任将落在嗣昌身上。
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是河南府新安县人，他母亲生他时有怀抱月亮的吉祥梦境。在万历壬子、癸丑（公元1612年、1613年）年间连续考中乡试和会试，最初被任命为兖州都司。当李氏造反爆发时，他成功保全了兖州城，鲁地百姓因此为他塑像祭祀。己未年（公元1619年）他因其政绩卓越被征召入京，担任吏部侍郎，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辞官回乡，潜心研究理学，与冯从吾关系甚好，冯从吾常常称赞他是程颢（号明道）之后的一位杰出学者。恰逢阉党魏忠贤建立生祠，强迫地方士绅协助工程，吕维祺表示：“此举败坏了士人的风气”，最终拒绝参与。阉党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御史诋毁吕维祺讲学，并企图以严刑峻法陷害他，幸而熹宗驾崩中断了这一阴谋。
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言官们纷纷推荐吕维祺复出，先后担任尚宝卿、太常寺正卿，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他曾提出恢复纸币制度的好处，认为可以富国强兵，但未能得到采纳，世人对此深感惋惜。己亥年（公元1639年），贼军自汝宁而来，攻占凤阳，侵犯皇陵，转向西进，攻陷巢县、庐江等地，同时一支队伍向北挺进，攻克颍川。吕维祺派遣都督赵世臣率三百士兵防守关山，但防线崩溃，士兵逃至乌衣。南京为之震动，廷议大多指责吕维祺，因此在考核中被罢免官职，回到家中。直至此时，贼军攻陷洛阳，吕维祺被捕后大骂贼军，英勇就义。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荫庇一名子孙入国子监读书。弘光朝时期，追谥为“忠节”。
在南京铸造钱币的过程中，以往存在“夹铸”的舞弊现象，每炉铸钱时都会额外加入数十斤私铜，官府与工匠共同瓜分利益。吕维祺认为加快铸钱速度，利益就会偏向官府，铸钱慢则夹铸增多，利益流向工匠。过去每三十日铸一次钱，他特别改为每十五日铸一次，并在铸钱间隔期发放盐米补贴，两月内共计铸钱三次，停炉休息的日子一定让所有工匠放假，这样既提高了铸钱速度，又减少了私铸现象。
二月，李自成继续搜刮富豪之家的财物和埋藏物，捆绑好财物、女子满载而归，进入山区，并任命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负责留守河南府。巡抚李仙风探知贼军已离开，率兵来到河南府城下。邵时昌闭城拒守，不久却又开城投降迎接官军。李仙风收押邵时昌将其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