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午，京师朝堂接到了太原府城失陷的消息，有识之士一片大哗，崇祯皇帝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尽管崇祯皇帝没去过太原，甚至都没出过京师，但是太原城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去一趟才能认识到，因为无论是从舆地图上，还是从无数前朝史册上就能看到明明白白。
从太原城往北，可以威胁大同、宣府，往东可以直通真定、保定，往南可以控扼河洛与关中。
太原城一旦落入敌手，敌人一下子就至少拥有了三种战略选择。
北上，可以进攻大同、宣府，然后经居庸关，直奔京师。
东进，可以出井陉或者蒲阴陉，攻击真定，保定，再转往北，同样可以直逼京师。
或者南下，可以走滏口陉或者白陉，占领彰德府、卫辉府，然后经略北直与山东。
当然，李自成从关中统率大军进入山西，北上太原，其军事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肯定不会在占领了太原重镇之后掉头南下，或者止步不前。
所以一定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
然而，不管是他们接下来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其最终目标必定是京师。
这一次，李自成是奔着京师来了。
崇祯皇帝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早在去年他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后，曾经征求过内阁大臣们关于流贼进占关中之后果的看法。
不管是后来继任首辅的大学士陈演，还是递补为次辅的大学士李建泰，全都信誓旦旦的对他说，流贼与东虏相比，不过是疥癣之疾。
不足为虑，只要洪承畴、祖大寿或者杨振任何一支兵马入关，流贼都不可能继续做大，覆灭不过是迟早而已。
后来继任首辅的陈演，还头头是道地向他分析了流贼必然败亡的道理。
比如西北之地贫瘠，加上历经多年战乱，人民离散，田地荒芜，流贼占据西北之后，同样收不上粮饷，收不上钱粮就无法养兵，也就无法继续做大。
再比如流贼僭越立国，大肆派设伪官，到处骗诱百姓从贼，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越大，骗诱从贼的百姓越多，他们的各种开支负担就越大，最后必定不战自败，等等。
现在看，都成了笑话。
但是当时，包括崇祯皇帝本人在内的许多在京勋贵和朝廷大臣，都对此深以为然。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经历国库空虚的煎熬，一直在经历收不上钱粮却要承担大笔钱粮支出的煎熬。
陕西、三边甚至整个西北之地，在他们眼中早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钱粮黑洞了，只有无穷无尽的投入，却根本看不到应有的产出。
在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甚至还有许多朝廷大臣的内心深处，整个西北地区早就是鸡肋一样的地方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京师朝廷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巨大包袱，既放不下，又背不动。
所以当时，崇祯皇帝除了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外，并没有再深究其他人的责任。
对于信誓旦旦的认定流贼占据西北不足为虑的陈演，崇祯皇帝直接首肯他接任周延儒做了新的内阁首辅。
但是这一次，李自成统率大军出陕入晋，先占平阳府，又下太原城，却是狠狠打了京师朝堂的脸面。
其中首当其中的，自然是内阁首辅陈演。
随着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入京师，六科、都察院的弹章再次汹涌而来，不过这次弹劾的对象由蔡懋德，变成了内阁首辅陈演。
陈演又惊又惧，只得写了一道辞章递上，随后躲在自己的府中闭门不出。
陈演一请辞，内阁再次陷入停摆，一时间，崇祯皇帝连个愿意带头与他商议善后事务的人选都找不到了。
最后只能捏着鼻子否掉了陈演的辞呈，将许多弹劾陈演无能误国的弹章留中不发，同时严旨令他继续入阁办事。
与此相应的是，现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就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太原地位重要，太原失陷，封藩太原的晋王一系落入贼手，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说陈演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已经当了两年兵部尚书的张国维，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之人。
于是，兵部尚书张国维很快就被罢免。
与洪承畴交情不错、一直在朝中为洪承畴充当口舌的张缙彦，进入崇祯皇帝视野，并得到火速提拔，直接从一个正七品的兵科都给事中，一步迈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
张缙彦四十来岁，在下层蹉跎多年，如今骤得高位，相对那些暮气沉沉的内阁大臣和其他各部尚书来说，显得锐气十足。
当他奉诏入对的时候，崇祯皇帝征求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们应对时局之法，其他大臣皆推诿卸责，不肯出头，有的甚至于讷讷不能言，而他则排众而出，上来就抛出了数条对策。
崇祯皇帝闻之大喜，一时尽皆采纳。
其一，命晋人出身的内阁次辅、大学士李建泰出京，赴保定、真定、山东督师，总制保定总督王永吉、总兵张存仁、新任山西巡抚郭景昌、山东巡抚黄希贤、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分兵布防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娘子关一线。
其二，命已经进兵汴、洛一线的洪承畴，总领其本部以及山西、河南、山东、徐州所有兵马，从汴洛等处北渡黄河，走白陉、轵关陉进入山西南部，追击流贼大军，收复山西等处失地。
其三，命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守宁武关，堵住流贼北上大同、宣府的道路。
其四，命镇朔将军宣府总兵杨国柱率军赶赴大同，统率宣府、大同、朔州等等地官军协防宁武关。
还有最后一条，也是令所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的，就是张缙彦请求崇祯皇帝尽快明发诏书，紧急调集关宁侯祖大寿、镇东侯杨振各率大军入卫京师。
诏书不是手谕，更不是口谕。
手谕或者口谕，有讨价还价或者见机行事的余地。
但是由皇帝批准、翰林院起草、内阁联署的诏书，则是非常严肃正式的正式圣旨，如不遵照执行，那就是大逆或者叛乱，必然招致天下人的唾骂。
对此，不管是一直称病的祖大寿，还是出征在外的杨振，都不敢在面对这样明发天下的诏书时推诿拖延。
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京师朝堂的大臣们都意识到了山西失陷的严重性，居然十分难得的通力合作了一把，迅速完成了所需手续。
包括被强令出京督师的内阁次辅李建泰，也强压下心中不满，硬着头皮带着一堆家仆从人，在二月十四日上午匆匆离京，赶往保定去了。
与他同时离京的，当然还有携带诏书奔赴各方传旨的一批批内臣和锦衣卫缇骑人马。
张缙彦能想到的这些对策，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对策，其他人之所以不愿意提，主要是因为在崇祯皇帝这里，通常是谁提议朝廷该做什么事，那么这个事情有九成要落到提议之人的头上。
正常情况下，做就做吧，做的事情越多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
可是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冬天和崇祯十七年的春天，明眼人都知道形势不一样了，国库空虚已久，昔日的粮赋重地湖广地区，因为去岁屡遭流贼蹂躏，粮赋根本征收不到。
就连朝廷唯一能够仰赖的江南地区，也因为去年崇祯皇帝让侯恂、马士英等人就地支取粮饷，以平定窜入湖广等地的流贼而迅速耗空。
当然，江南钱粮是否真的耗空了，崇祯皇帝和新任京师户部堂官倪元璐暂时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真的派人去调查取证。
总之，朝廷派侯恂、马士英、左良玉、方国安等人统率大军，奔赴湖广平乱，给了南都户部一个维护江南士绅利益、拒绝京师朝廷加派的完美理由。
如此一来，不管是他们主观是不愿意，还是他们客观上无能力，总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经过漕运送往京师的钱粮，就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南都那边一这么做，京师户部这边直接玩完。
毕竟，皇帝不差饿兵，国库内没有一分钱的钱粮饷银，接下来还怎么玩呢？
这一点，也正是这段时间以来，京师朝堂面对各种乱局却始终拿不出一个有效举措的根本原因。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吗？
并不是。
而是他们知道办不成，所以干脆就推诿卸责不去办。
因为办不成，是要担责任的。
轻则背个罪名，罢官去职，重则下狱或者被处死，然后家产充公。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既然明知道皇帝要他们办的事情办不成，那么谁还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事呢？
张缙彦也知道这一点。
但是崇祯皇帝把他一个七品兵科都给事中，一举提拔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上，他必须有所表示。
得罪人是肯定的，但是他有洪承畴这个外援，所以并不怎么害怕得罪京师权贵。
再者说了，他这几条对策，归根结底也就是得罪了李建泰一个人而已。
而他本人本就与李建泰不睦，也就无所谓了。
至于其他的，比如大军调动、战守等等所需要的钱粮从何而来，他压根就没提。
他解决不了，干脆就不解决。
反正崇祯皇帝要他拿出对策，他拿出来了。
对他来说，最后采纳他对策的，是崇祯皇帝，而执行他对策的也是别人，他也管不了最终的结果会如何了。
与此相应的是，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调兵遣将却不提各路人马所需钱粮的事情，其他人也都装作没看见。
从崇祯皇帝到内阁大臣，谁也不提这个茬儿，就当没有这回事儿一样。
但是他们嘴上不说，各自的心里却都有数。
对崇祯皇帝来说，只要杨振带着人马入卫京师，到时候钱粮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因为，他对京师的这些臣子们已经失望透顶了。
过去杨振曾经向他提出的那条快速获取钱粮充当军队饷银的路子，最近这段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南北两京之中，有相当多的臣子，包括那些勋贵和内臣，他们家资巨富，平时的生活异常奢靡，比起他这个皇帝可富有多了。
若是按照大明朝的俸禄发放标准计算，这些臣子们绝对不可能这么有钱，那么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
尽管崇祯皇帝没有多少实际生活经验，但是他也看过不少史书，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下面许多人的财富来路不正，甚至包括他最信任的身边人。
而这些人，一边借助朝廷给的高位敛财，一边却在他的面前装穷哭穷，一分银子也不愿拿出来捐资助饷为国分忧。
时至今日，他自觉已经没有必要给这些人留什么体面了。
所以，等到杨振真正率军入卫京师之后，他会将这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们、为富不仁的富商巨贾们统统拿下，利用他们的家资填补各路入京勤王人马的欠饷和军需。
正是因为存了这样的心思和打算，崇祯皇帝干脆就没有提及各路人马调动和作战所需的粮草军需和欠饷事宜。
至于内阁诸位大学士和新任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所存的心思就更值得玩味了。
倪元璐从关外传旨归来之后，算是大致了解了关外的情况，尤其是对金海镇的军屯民屯情况很是推崇。
回来之后，几次上书言事，说的都是参照金海、登莱二镇做法，放开移民垦荒，大兴军屯民屯之类的事情。
这些折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认可与赏识，使得倪元璐在几个月前从兵部侍郎调任到了户部尚书的位置。
与此相应的是，这些折子也让杨振在金海镇、登莱镇等处的军屯民屯之法，包括大兴军屯民屯所取得的一些成效，在京师广为人知。
京师缺粮，但是貌似金海镇并不缺粮，虽然都是粗粮，可好歹也是能充饥的粮食。
只要杨振本人来了京师，入了京城，到时候以朝廷的名义让他从金海镇调集一批粗粮供应入卫京师的兵马，想必他也不敢拒绝。
到时候是圆是扁，还不是任由他们这些人拿捏吗？
所以他们也干脆闭口不提，只等将来杨振入了京以后再说。
对此，不管是陈演也好，还是李建泰出京后递补为次辅的魏藻道，包括其他在场的内阁大臣，都没觉得算计一下杨振有什么错。
毕竟现在的杨振，在坐拥大军的同时，还能做到粮饷自给自足，这一点已经犯了历朝历代的忌讳。
在他们看来，早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辽东平定之后，杨振擅自北伐，已经耽误了朝廷大事，将来令其输粮至京师，是在给他一个将功赎罪自证清白的机会。
反正杨振麾下的金海镇据说屯垦有成，不缺粮食。
若其不从，随随便便一顶桀骜不驯、藐视朝廷甚至抗旨不遵的大帽子扣过去，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死不了也得脱层皮。
就在这些人在心里算计杨振的同一时间，被他们算计的正主杨振本人，正率领入朝主力，犹如李自成入山西一样，横扫半岛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