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是部队的一个老科长，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二哥电话，说父亲病危速回，我回去的第4天父亲病逝，火化那天，部队几位领导赶到家乡医院送别老人，那一刻我一身重孝跪地谢迎战友。
现在已是12月份，望着窗外呼啸的寒风，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
父亲肺癌晚期，病毒已转移到了全身，疼痛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入眠，到了12月17号的时候，二哥他们便把他送进了市医院。
医生用药后，父亲的疼痛缓解了些，但药物的双刃剑，也同时抑制了早已退化的肺部功能，医生说老人时日不多了。
接到二哥的电话后，我连忙请假赶回80公里外的老家医院。
我长期在部队，父亲病重以来，一直是哥弟他们在家照顾，我返回后，就让兄弟们回去暂时休息，我在医院全天陪护。
入夜，止痛药力消退后，父亲又痛得直喊叫，我把父亲扶起来坐在床上，前面用被子围护好，我坐在父亲的后面，用脊背当靠垫，想让他靠得舒服点。
不曾想，我咬牙坚持坐了一会儿，却实在坐不住了。
原本，父亲那骨瘦如柴的脊背，硌得我后背疼痛难耐，我转身抚摩着瘦骨嶙峋的父亲，眼泪止不住地滚下。
在我的记忆里，走路快的父亲，一直是风风火火的。他长期在外工作，周末才能骑20公里的自行车赶回家，多少次，他都是裹着一团风雪进家门。
那一刻，父亲不瘦。
后来，我上了高中，就离开农村跟着他到市里的高中读书，周末我们一起回老家，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后座上，听着他的呼吸，看着地面上他不停踩车的影子。
那一刻，父亲不瘦。
1983年10月，在枫叶泛红的时候，我应征入伍，父亲和亲人们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向着整齐列队进站的我们挥着手，那一刻许多新战友都哭了，而我却没有。
那一刻，父亲不瘦。
然而，这才过去多少年啊，我们从青年到了中年，而父亲从中年到老年，更有甚者，癌症竟找上了抚养了5个儿子的他。老慢支又被癌症缠上，药物不断，咳嗽声声，他的身体从此走了下坡路，一直消瘦下来。
然而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说他的病情……
我泪眼朦胧，安顿父亲重新躺好，借口咳嗽走出病房，站在走廊上，望着窗户来来往往的行人，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夏去冬来，树叶已经凋零，73岁的父亲，难道就这样走到他人生落幕的时候？
天空阴云沉沉，丝毫看不到翻转和转晴的迹象。
我回到了病房，父亲闭着眼睛，艰难地呼吸着，不时夹杂着压抑着的哎呀声。望着父亲，我不知该用什么办法才能缓解他的疼痛。
此后几天里，父亲被病痛折磨得日夜不能安息，呻吟声不断，有时肺部的浓痰把他憋得脸呈紫色，不得已让护士用抽痰机抽走他肺部浓稠的液体，
然而，每当护士从喉咙里拔出管子时，他的身体便是一阵悸动，管子上还带血丝。
病痛，让这位曾经坚强的老人，几乎没了平日里的威严，他一向大男子主义，何曾在儿子们面前哭过、喊过疼痛，可如今，父亲已被癌痛折磨得弱不禁风了。
我找过医生，医生说病人目前的状态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止痛药已基本不起作用，癌细胞对老人的进攻也到了最疯狂的时候。
如果再打上一个他之前用过的那种镇静药，会抑制病痛，同样会抑制老人的呼吸，但是，这时候对呼吸的抑制，将是致命的、不可逆的，换句话说，用药后老人恐怕再也醒不来了。
我明白医生话的意思，在决定父亲生死的问题上，我这个长期在外的儿子，是不能独断的。
当即，我把父亲的疼痛情况和医生的话说给了两个哥哥和弟弟，最后商议该打还是打吧，能减少父亲的疼痛就行。
我把我们商量的结果告知了医生，医生随即让护士给父亲注射了一针。
没想到父亲知道自己病的状态，也知道护士给他打的什么针，就在护士进针的那一刻，父亲看了看我，没再说话。
针打完后，父亲静静地睡下，再也没醒来，而我和弟兄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我更难受。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的建议结束了他的病痛，也结束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地位和象征，老人没了呼吸，也不再知道疼痛，我坐在父亲的床头，静静地流着泪。
父子一场，父亲有恩于我，生养自不必说，部队的大门，当初还是父亲帮我打开的，我这一走，而就是三十多年。
我对他尽孝太少，有限的几次休假回家，也大多没有在家好好呆着，即便在家，父亲也整天行色匆匆，忙着各种事情，然而，这一切，于今天都结束了。
父亲火化那天，听说消息后政治部几位领导和同事，专程赶到医院为我父亲送行，战友们快到的时候，我一身重孝，跪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跪迎战友来为一位老人送上最后一程。
我和大哥含着眼睛起草了悼念父亲文章，大哥在追悼会上，追忆了父亲73年的人生，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父亲火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送回20公里外的老家农村，父亲和前些年去病逝的大伯一起，静静地躺在爷爷奶奶的脚头。
前世今生，生生死死，我的前辈们、他们这群至亲的人，又在了一起。
而我们这些后辈，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心里时常问候远去的父亲，但愿天堂里不再有病痛！
父爱无痕，思念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