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18年，十一月十二日，阴雨。
街上很热闹，鞭炮声响个不停，穿着红衣、挥着红色小旗的百姓们将每一条街都塞满，每个人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我在广州居住了几个月的时间，只有除夕过年的时候有过这般盛景。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大熙帝国的国庆之日，也是大熙帝国第三任皇帝登基的日子，前任的太宗皇帝在去年我抵达广州的四天后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大熙帝国的皇太子接过了皇帝的位子，但按照大熙帝国的《大熙总宪》的规定，新皇帝只能在第二年的国庆之日登基，今日这位新皇帝才算正式登上皇位。
是的，大熙帝国有一份成文的宪法用以约束皇帝的行为，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是在君主立宪的英格兰，也只是用一系列法规和协议达成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妥协，而非像大熙帝国这样，将全民的宪法置于皇权之上。
我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对于大熙帝国并没有多少了解，皇室的消息，也大多来自于公开的报纸和友人的转述，太宗皇帝作为大熙帝国开国皇帝的长子，似乎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在政务上更多的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大多数的政策基本是沿袭了其父亲的策略。
但在他的统治期间，却是大熙帝国的封建守旧势力和新兴贵族工商势力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最典型的就是议会中出台的各种法案，颁布几个刺激工商的法案，就会有几个相对的保护地主和旧贵族田地的法案，这些法案之间相互矛盾，足见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和纠缠。
正如前文所言，太宗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有多少主见的人物，或者他并不想卷入这两股势力的争端之中，而更倾向于成为仲裁者以维护自身的地位，无论如何，他的态度导致两方都无法依赖于皇权去压倒对方，在朝中达成了一个均势。
这种均势对于新兴贵族和工商从业者来说反倒是个优势，他们如同朝阳新升，势力集中在富裕的东南沿海和海外殖民地，对于大熙帝国大部分省份的影响并不算深入，深居内陆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更是毫无影响力，皇室两不相帮的平衡态度，让他们不至于立刻就面临守旧势力的大规模反扑，直接被掐死在摇篮中。
我对大熙帝国上层的政治斗争并没有什么兴趣，但这些斗争不可避免的会波及到我们这些旅居大熙的外邦人，守旧势力希望断绝海外大庄园的粮食和廉价原料的输入、遏制愈演愈烈的田土和粮食贬值，为此正在议会中推动《谷物法案》，希望以高昂的关税来遏制海外粮食的进口。
但他们显然并不仅仅想要抵制海外粮食的输入，他们想要的是闭关锁国、维护中土正在崩解的自耕自销的小农经济形态，若真要闭关锁国，我们这些外邦人必然是要被驱赶出大熙帝国的。
坦诚的说，我已经在渐渐习惯在广州的生活，穿着长袍、束着头发，和当地人一起在茶楼里吃着早茶，用着毛笔和宣纸、住着木制的中式小楼和花园，广州大学堂里教授的薪水，足够我过上体面的生活，更别说我改编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这段时间正在广州梨园里热映，每月都有可观的分红和稿费。
只是当地人对这种西式戏剧似乎并不感兴趣，大多还是旅居广州的西方人成群结队的去观看，好在广州作为大熙帝国最早开港的城市，生活着将近十万的外邦人，占据了广州人口的十分之一，让我的第一部戏剧拥有充足的观众。
当然，这部以法国王室为背景创造的戏剧最火爆的地方还是在欧洲，年初卡普顿船长回到广州时给我带来了消息，欧洲已经有不少剧院在演出我的戏剧，法国王室对此很是恼火，有贵族声称“哪怕远渡重洋也要将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中”。
他们现在还以为伏尔泰这个笔名是一个人，但终归会查到我的头上来的，若是大熙帝国将我们这些外邦人驱逐回国，我恐怕是免不了去巴士底狱中住上一段时间了。
虽然我的戏剧又一次给我在法国带来了麻烦，但在大熙帝国，却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我因此而结识了几位大熙帝国的学者和官员，或者说大熙帝国的官员本身也是富有学识的学者，他们的官员大多要通过考试选拔，即便是贵族和皇室成员也不例外，而不像欧洲，只有贵族能够充当官吏。
李先高，希望我没有用法语写错他的名字，他是长沙大学堂的祭酒，来广州大学堂交流时看了我的戏剧，与我交换了礼物，至今还有书信往来，他是大熙帝国经世学派的传人，经世学派中细分了很多派别，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位李先高先生，传承的是王夫之一脉的船山学派。
另一位则是广东省的节度府主事，一位颇有才干的事务官僚，名叫骆章，他所传承的，是在大熙帝国的平民百姓和事务官中颇为流行的卢学派，我粗略的阅读过卢学派的着作，这一派甚至激进的要求废除贵族制度，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一个拥有大量贵族的国家生存下来的，也许只能归结于大熙帝国的开放和包容吧。
骆先生和李先生是忘年交，实际上，据我了解，经世学派和卢学派不少学者都是挚友，两派发展至今，有逐渐融合的趋势。
骆先生给我解释过，经世学派大多代表着工商业和资本家的势力，而卢学派则是替底层的工农发声，这两股势力都没有单独对抗守旧封建势力的能力，因此融合合作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影响思想理论的发展。
我对此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我至今还没有完全理清大熙帝国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但我可以肯定，若是在欧洲、在法国，我所结识的这些学者，恐怕大部分都只能在巴士底狱中见面了。
无论如何，与这些学者的交流，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要游历大熙帝国的各个省份、观察他们的制度和风俗，还有科学院中的科学成果，为欧洲和我的祖国写下一本启蒙书籍，名字便暂时定为《哲学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