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千头万绪、上下摆烂的大明，各方利益群体，皆存有自留地的现象，以确保既得利益稳固，崇祯皇帝所能做的，就是相互制衡，利用皇权自带的优势，去一点点的打击。
和祖大寿、吴襄他们的交谈，崇祯皇帝觉得自己掩饰的很好，并没有叫他们觉察到，自己日后要除掉辽东将门。
在这水较深的三大营，先叫祖大寿他们充当鲶鱼，以减轻国朝不必要开支，崇祯皇帝觉得很有必要。
离开神枢营右哨驻地，崇祯皇帝将随驾的王在晋留下，跟在京营任职的那帮勋戚，好好交流一番，以起到敲打作用。
“王伴伴，李如桢那边，招了没有？”
回乾清宫的途中，崇祯皇帝皱眉道：“另外李家那边，所查抄出的家财，包括隐藏起来的，都查明没有。”
作为袁案衍生出的一案，所谓抗税案，被杀的都是些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鱼，被崇祯皇帝秘密扣押起来。
就李如桢先前在辽东所牵扯的事情，在天启朝那般被轻拿轻放的冷处理，要说在这背后没什么猫腻，崇祯皇帝打死都不相信。
已故宁远伯李成梁，多次出镇辽东，那李家的底蕴就不简单。
甚至在崇祯皇帝的心里，都已经笃定，所谓辽东将门的前身，其内部话语权，都掌握在李家手里。
要不是李如柏、李如桢哥俩不争气，最后都是因为贪生怕死，在一些关键时刻，坐视建虏八旗肆虐，不出兵驰援，间接导致大明在辽东蒙受损失，最终都先后被带回京城论罪。
这样的一种情况，致使李家在辽前出现真空期。
若非是这样的话，恐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也不能扛起辽东将门的大旗吧。
毕竟祖家真正在辽前崛起，也是靠着李成梁坐镇辽东时，被提拔了相应的官位，才得以积攒起浑厚的底蕴。
“李贼招了一部分，然事态要比预想中的严重。”
王承恩微微欠身，皱眉道：“皇爷…李家可能暗通建虏，甚至与八大贼，还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
当前内厂这边，对扣押的李贼等，正在加紧进行审讯，力求在最短的时间，撬开李贼他们的嘴。
针对李家的查抄，一直都是在秘密的进行，仅时下的查抄才不及半数，记档的银子、田产、珠宝古董等，就超过四百万两银子。
至于可能存在的隐藏家产，李贼他们还没有招出，奴婢会……”
“没成想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潜藏着个家贼硕鼠啊！”
崇祯皇帝神情冷然，打断道：“方正化他们回来之前，内厂要把案子办好，当前的朝局动荡，所以没人有心思和精力，将事情放在李如桢他们身上。
不过等到朝局明朗以后，那就又不一样了，朕不想在此事上被动，王伴伴应该清楚怎么做吧？”
“皇爷放心，奴婢定办好此事。”
大明国朝的财政收入，受上下摆烂、吏治腐败的环境影响，财政赤字是累年递增，这造成一种假象行为。
大明治下极度的缺银子。
可事实上果真是这样吗？
受贸易顺差的整体影响，纵使大明多数是明令禁止下海，然东南沿海地带的各方利益群体，勋戚、权贵、官绅、地主、海商等，都是无视这些政策的，一直在偷偷的对外进行贸易，每年都有不少白银流入。
这一代，一代，又一代，仅凭瓷器、丝绸、茶叶这三类海外追捧之物，谁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银子，流入到了大明。
‘这李家都能积攒这么多家财，只怕八大晋商那边，情况就变得更不一样吧。’吩咐完差事的崇祯皇帝，神情凝重的暗道。
‘扎根山西，背靠张家口堡，以钱财开路，借大明行经济制裁便利，秘密从事走私销赃贸易。
纵使行贿要花费不少银子，就八大晋商的家底，也绝对比时下的内帑厚实的多，这大明开眼的事情，可真是不少啊。’
虽说崇祯皇帝不愿承认，大明摆烂的程度，远比自己预想的要严重，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啊。
一个个表面哭穷，可实际上却富得流油。
这到底是道德的扭曲，还是人性的堕落呢？
文武失衡的政治生态，伴随时间的推移，导致诸多弊政和毒瘤形成，这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皇权被削弱的体现。
类似明末出现的事情，若是敢搁到明初，仅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都必然会杀个血流成河，剥皮填草都是轻的。
点天灯，凌迟，车裂，腰斩……那都能变着花样使出来。
回到乾清宫这边，崇祯皇帝收拾好心情，既然摆烂已成事实，那他所能做的，就是一步步的拨正。
切忌心急。
切忌贪多。
大明现存的弊政和毒瘤，颇有盘根错节之势，将各方势力牵扯其中，似快刀斩乱麻之举，已然是不适合当前国情了。
连震慑各方势力的强军，都还没有真正的练出来，就大搞变革，大杀贪官污吏，搞的人人自危，那大明的皇帝，还是尽早换一位的好。
“皇爷，这是司礼监所收奏疏，其中周枢辅亦呈递的有。”在崇祯皇帝回到东暖阁，早就恭候多时的韩赞周，就捧着一摞奏疏，禀明给自家皇爷。
“朕就不看了，即刻移送到内阁去吧。”崇祯皇帝开口道：“叫韩爌他们，尽快拟定票拟，呈递到司礼监这边。”
“喏！”
看来周延儒已联系到朝中官员，将自己先前所定责任制，以奏疏的形式，准备展开相应的攻势了。
暂稳期所组的内阁，是以守旧派出身的大臣为主，若想赋予他们相对多的权柄，来辅佐自己处理朝政，那责任制就必须明确下来。
就大明现阶段摆烂的情况，倘若连责任制和追责制，崇祯皇帝都不能定下来，就算搞的事情再多，国营经济体发展的再好，那也架不住大明贪官的祸祸。
用责任制和追责制，来充当填充窟窿的填充物，是崇祯皇帝逆风翻盘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