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坤甸港的晨雾中，一艘悬挂着中立国旗帜的客轮缓缓靠岸。甲板与码头之间搭起的跳板，仿佛一道连接着两个世界的脆弱桥梁。
历时近四个月的冗长谈判，在双方精疲力竭又各有盘算的妥协中，终于画上了句号。
经过无数轮争吵、试探、威逼利诱与“最后让步”后，最终达成的赎金价格被分为四档：
普通士兵及平民：每人 500 荷兰金盾。
低级士官、技术工匠、普通文员：每人800 荷兰金盾。
尉级至校级军官、中级官员、核心技术人员：每人4000 荷兰金盾。
将校级高级军官、殖民地高级官员（范·海姆斯凯尔克、范·德·维尔德、范戴克等）：每人8000 荷兰金盾。
作为对“显着降价”的让步回报，荷兰方面同意以黄金进行结算，折算标准按照当前国际金价与荷兰金盾含金量（1荷兰金盾≈0.604克纯金）执行。
交接地点定在新建的坤甸港二号码头，方式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分批进行，由双方武装人员共同监督，确保“安全与秩序”。
刘志俊站在总长府临港的露台上，手持单筒望远镜，静静注视着码头上的忙碌景象。在他身后，刘石根低声汇报着最终统计的数字。
“总长，所有俘虏清点完毕，符合赎回条件的荷兰及欧洲籍人员共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土着仆从军和雇佣兵按约定不在此列，仍关押于劳改营。根据最终档位计算，总计需支付黄金……”刘石根顿了顿，报出一个数字，“约六百零三公斤纯金。”
刘志俊微微颔首，脸上看不出太多喜悦。这笔黄金，相当于他起家时黄金储备的七成多，无疑是一笔巨款，能极大缓解未来战争的经济压力，支撑更长时间的军工生产和物资采购。
但比起黄金，他更看重这几个月拖延出来的时间。
码头方向，在双方士兵警惕的注视下，一箱箱贴着封条、沉重无比的金条和金锭，被荷兰水手从客轮上卸下，经由兰芳方面人员的仔细清点、称重、检验成色后。
最后被复国军士兵抬上马车，在军队护送下运往加固后的新成立的南洋共和国中央银行金库。
另一边，一队队形容憔悴、穿着不甚整齐的荷兰俘虏，在核对完身份后，被引导着走向客轮。
他们中许多人低着头，脚步虚浮，目光躲闪，不敢与周围那些沉默注视着的兰芳士兵和华人百姓对视。
几个月的高压关押、自身前途未卜的恐惧，以及战败被俘的耻辱，早已磨去了他们作为殖民者的骄横。
尤其当范·海姆斯凯尔克少将、范·德·维尔德上校和原郡长范戴克等高级官员被押送出现时，码头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这几位曾经统治西婆罗洲的荷兰统治者最高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今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华丽的军服或官服早已不见，与普通俘虏并无二致。
范·海姆斯凯尔克在登上跳板前，似乎心有所感，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目光越过人群，恰好与极远处露台上刘志俊的望远镜镜头遥遥相对。
刹那间，少将似乎知道刘志俊在那个方向，他的眼中爆发出最后一丝不甘与怨毒，但很快便被深深的疲惫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淹没。
他嘴唇翕动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说，转过头，略显佝偻地走上了客轮。
刘志俊放下望远镜，轻轻呼出一口气。那最后的目光交锋，他读懂了。那不是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残酷竞赛的开始。
“传令，”刘志俊的声音平静，对身边的刘石根、刘忠黎以及匆匆赶来的李福祥、王德荣等人说道，“赎金交割完毕，荷兰船离港之日，便是我们进行战争准备最后的冲刺时间。战争，预计不会超过三个月了。”
刘志俊的目光扫过露台上的众人：“各部门，按第之前商议的紧急预案，执行最终阶段部署。”
随后兵工厂的轻机枪生产线进入全速状态。杜邦带领技术团队日夜值守，在初步磨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流程，将月产能稳定在30挺 ，并向着50挺的目标冲击。
新下线的“南洋一式”轻机枪，不再仅仅装备精锐，开始以每个步兵连 12-16挺的速度，向三个主力旅全面铺开配发，并组织起覆盖全军的机枪手强化培训。
手榴弹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得益于硝化棉产量的提升和周老栓车间对引信可靠性的最后攻关，月产量突破一万枚。
库存急剧增加，并开始向班排一级大量配发，并且要保证每个士兵携带五枚的保有量。顺便组织实弹投掷训练，要求每名步兵必须掌握基本使用技巧。
子弹生产实行 “三班倒机制，停人不停机” 。子弹生产线全力运转，将库存的发射药和铜壳转化为实弹。
同时加紧将早期生产的黑火药弹拆解，重新装填硝化棉发射药。
目标是赶在大战前，将统一规格的7.92mm步枪弹储备提升至五百万发以上，并建立前线弹药补给点。
鉴于刘志俊刻意将坤甸工业区暴露在荷兰谈判者面前，坤甸很可能是荷兰军队主要的攻击方向和预设的决战战场之一。
刘志俊下令，一方面将后续从新加坡及闽粤地区抵达的移民船，引导至相对偏远的 山口洋北部新建码头或三发河上游临时泊位 上岸。
另一方面，对上次的壕沟区进行重新加固，作为第二道防线。并且在更外围的敌军必经之路修建防御工事，继续在这个没有坦克飞机的年代，把对面拖入堑壕战。
新移民不再大规模送入坤甸，而是直接填充北部的山口洋、三发及周边新开辟的垦殖区。
内政部抽调人手北上，协助安置，并加快通往北部的道路修建，确保这些地区即便在坤甸被暂时隔绝或围困时，也能维持基本运转和兵员、物资的内部调剂。
此举既避免了坤甸人口过度拥挤可能带来的混乱和物资压力，又将新来的劳动力直接用于巩固和开发战略纵深，将北疆真正建设成稳固的大后方。
然后在“半脱产，给补贴”的原则下，各市镇、矿区和主要垦殖点的民兵训练强度加倍。
训练内容也从简单的队列纪律训练和射击训练，扩展到基础战术协同、土木作业、战场救护以及配合正规军作战的要领。
经过选拔和整合，共计约两千五百名表现突出的华人民兵通过了训练，被编成三个补充团。
三个补充团现在不列入常备军的序列，但装备了新生产的毛瑟步枪和自产弹药，装备方面只缺轻机枪，由退役军官或资深士官担任骨干，进行集中驻训。
刘志俊明确指出，这三个补充团的任务不是第一时间投入正面战场，而是在主力部队出现较大伤亡时，作为建制补充力量。
经短暂适应性训练后填入有伤亡的部队，确保主力旅的骨架不散，持续作战能力不减。这也是南洋共和国最初的预备役建设。
李福祥的“哗闰公司”在新加坡的活动进入高度紧张状态。除继续采购必要的工业原料和机器零件外，动用大部分流动资金和部分黄金。
并且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 奎宁（抗疟疾）、医用酒精、纱布、绷带、外科器械等战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物资。
这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合成消炎药。磺胺要到1908年才会在实验室出现，而青霉素甚至要等到二战时期。
磺胺合成需要化工产业，比如解决焦煤厂，比生产硝化棉还要更高一级，纯度更高的双酸（硫酸和硝酸）氨水，最后一步就是将三者结合起来的提纯。
相比起来，磺胺刘志俊未来可以试一试，但是更难的青霉素，不仅需要化工工业，甚至还需要生物工业。
况且这个时代，连最强的工业国也无法搭建无菌生产与质量检测体系。所以青霉素更是奢望，哪怕他带来的利润是无法估量的。
话说回来，刘志俊为解决基础消炎问题，共准备了三个方案，第一就是柳树皮提取物（含水杨酸前体，阿司匹林的原料）缓解炎症疼痛。
第二则是使用金鸡纳树皮、姜黄等本土植物处理外伤炎症。
第三就是酒精，石炭酸（苯酚）等对伤口和器械消毒，通过减少细菌感染来降低炎症发生率，另外，奎宁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于是奎宁、酒精、石炭酸、纱布这些物资被伪装成普通货物，由“兰芳一号”、“兰芳二号”及另外租用的两艘快船，避开主要航道，分散、多批次运回坤甸和山口洋。
南洋共和国卫生部门开始紧急培训更多战场救护员，并筹建更多的野战医院。两种植物的树皮也被大量搜集，各种战争物资开始建立仓库，分别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