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十二年二月,晋阳。刘知远于晋阳宫正殿即了帝位,国号汉,史称后汉。
他没有拿到传国玉玺,那方象征正统的石头,如今正躺在耶律德光北归的辎重车里。但这并未妨碍刘知远的狂妄。他下诏称:“王者受命,在德不在瑞,玉玺既失,当以人心为玺。”这话听着硬气,办的事却极尽猥琐。他深知自己这个皇帝是靠兵权和投机来的,底子虚,所以登基后的第一把火,不是安抚疮痍,而是清算。
他下令:凡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任用的近臣,除已降契丹者外,凡在汴梁陷落后逃回河东者,一律以“失节”论处。这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杀人立威,顺便抄家充饷。晋阳的监狱瞬间爆满,大街上时常能看到被拖出去斩首的官员,罪名五花八门,大多是为了凑数。刘知远尤其厌恶读书人,觉得这帮人嘴皮子利索,容易蛊惑人心,常对左右说:“吾用毛锥子(笔)不如用铁锥子。”意思是笔杆子不如刀把子管用。这种赤裸裸的武夫逻辑,奠定了后汉一朝崇尚暴力、蔑视文教的底色。
登基宴设在原本就不宽敞的晋阳行宫,没有什么《春宵御背图》,只有压抑的沉默和粗劣的饮食。刘知远坐在上首,面色蜡黄,那是常年戎马和纵欲过度的征兆。他宠幸的妃子,也就是后来的李皇后,是个出了名的嫉妒且贪婪的女人。宴席上,刘知远借着酒劲,拍着桌子对杜重威在镇州的跋扈大骂,转头却对苏逢吉等人说:“杜重威虽反复,然河北无主,不得不抚。等朕坐稳了江山,这等人的皮,迟早要剥。”这话说得满座文武脊背发凉。
而在汴梁,耶律德光正体验着做中原皇帝的烦恼。他一开始还想做个好皇帝,学着汉家礼仪,安抚百姓。但他很快发现,中原不是草原,这庞大的帝国运转离不开钱粮,而他的契丹骑兵只懂抢劫,不懂治理。加之契丹大军远道而来,粮草不济,耶律德光便纵兵“打草谷”——名义上是收割敌人的粮草,实际上就是把汉人的庄稼、牲畜、财物女人、抢个精光。汴梁周边的百姓,白天要应付契丹兵的勒索,晚上要防备溃兵的劫掠,树皮都被剥光了充饥。反抗的火焰在中原大地上蔓延。
镇州的杜重威,日子也不好过。他虽然投降了契丹,被耶律德光封为魏博节度使,但契丹人对他并不放心,派了一支契丹亲军随他回镇州“协防”。这支契丹兵在镇州城内的所作所为,比土匪更甚。杜重威为了讨好新主,不得不加倍盘剥辖内百姓,甚至把自己的亲兵粮饷都挪去贿赂契丹将领。镇州的百姓本来指望换个主子能喘口气,没想到迎来的是更黑的压迫。城中开始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街上到处是无人掩埋的尸体。杜重威的府邸却夜夜笙歌,他知道自己名声已臭,索性破罐子破摔,加紧搜刮,准备一旦契丹局势不稳,就带着金银细软跑路。他给刘知远写了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信中自称“臣”,实则两头下注,心里盘算着:“刘知远想让我入朝?那是想杀我。只要我手里还有这几万兵,谁也别想动我。”
紫荆关内,楚珩的日子更是艰难到了极点。外城已毁,内城残破,一万一千多能战之兵,加上三千新兵,每天消耗的粮草是个天文数字。朝廷的粮道早就断了,刘知远不仅不补,反而下令封锁井陉,意图困死这支孤军。关内的存粮早已见底,先是杀了战马,接着是煮皮带、啃草根。伤兵营里没有麻药,没有金创药,只能用烧红的烙铁烫伤口止血,那股皮肉烧焦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关城。楚珩每日亲自巡视,看着士兵们浮肿的脸,心里跟刀绞一样。他召集将领开会,有人提议突围南下投奔刘知远,有人提议出关攻打杜重威抢夺粮草。楚珩全部否决。他指着墙上的地图,声音沙哑坚定:“刘知远是个什么货色,你们看不清吗?他去汴梁,不是为了百姓,是为了皇位。我们南下,不过是去给他当炮灰,或者是被他以‘不听号令’的名义宰了祭旗。至于杜重威,那是条喂不熟的毒蛇,打他,萧翰的辽骑就会从背后捅我们刀子。我们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守。守住这紫荆关,就是守住燕云的火种。”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楚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实行军管,彻底废除后晋的年号,打出“复燕”的旗号,不再承认任何中原政权的合法性。他下令,将关内所有还能动弹的百姓和士兵编入屯田队,哪怕是把城墙根的冻土刨开,也要种下耐寒的粟米。同时,他派出最精锐的斥候,化装成流民,潜入镇州和晋阳,不仅要刺探军情,更要绘制详细的地形图和粮仓分布图。
此时,晋阳的刘知远正因一件小事勃然大怒。原因是司天监奏报,说天上出现了“彗星犯帝座”的凶兆。刘知远迷信且多疑,他觉得这是有人在诅咒他。他下令大赦天下,却唯独不赦那些“造谣生事”的术士,一口气杀了十几个观星象的文人。这种歇斯底里的举动,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他格外害怕任何超自然力量的暗示。
而在汴梁,耶律德光也开始感到厌烦。中原的夏天湿热难耐,契丹人水土不服,疫病开始在军中流行。更让他头疼的是,各地的反抗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虽然不成气候,但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搅得他不得安宁。他开始怀念草原上上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生活。一个念头在他心底萌生:也许,中原这地方,真的不适合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