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昌布号的九枚仍压在待核二字下面。马账房翻了东家的桌，又翻了昨日存底，三行都没盖采用红线，只在朱伯伦的纸上添了一月五日、东家未看。
“明日再来？”朱伯伦问。
“你若肯白走，我不拦。”
“不采用也写。”
马账房把笔尖往待核旁边一点：“没看，怎么知道用不用？我能写的是没看。”
朱伯伦收回存纸，没有替他补结论。九枚还在福昌的钱匣里，纸上多了一日。他出门转去黄记布栈，布边上的四十英码被手汗洇软，最后一个字只剩半边。
布栈柜前正围着三个人。一名买布的妇人抓住整匹洋布不松手，伙计拿木尺拍柜，说封签上写四十，四十尺裁完便该停。妇人指着匹头的洋字，说自己买的是一整匹，谁敢把余下的七十多尺吞掉，她就去叫坊里的姐妹都来看。
掌柜站在算盘后面，先护布，再护木尺：“洋人的四十跟我们这边不一样。价钱按匹，不按你嘴里七十多尺。”
“不一样多少？”
“反正不一样。”
“那你牌上写四十尺？”
伙计把墙上的旧价目翻过来，想挡住那行字。木牌沉，钉子又松，一翻便从墙上掉了下来，正砸在柜沿。背面贴着三张外文货签，三种布都写yard，中文却齐齐写成尺，数目一个没动。
朱伯伦把布边递过去：“药铺门口有人叫我来。”
掌柜看见黄记两个字，先问：“会算洋码？”
“先看你们用哪把尺。”
“尺还能有几把？”伙计将柜上的木尺举起来，“就这把。”
“洋货按什么量？”
“封签有数。”
“封签谁量？”
伙计答不上来，转头看掌柜。掌柜从柜下抽出一个长木匣，里面躺着一根窄铁尺，尺面刻着英文字与细密小线，边上还粘着平码头验货留下的纸封。
“有码尺。”掌柜说，“整匹进货才用，平日裁布还是木尺。”
朱伯伦把铁码尺放到柜面，又把本号木尺并上去。两把尺从同一端起，头一段便错开了。木尺前端包着黄铜，铜帽磨得发亮，下面露出一道更早的刻线；裁布师傅从后间出来，看一眼便把木尺翻过来。
“去年钉铜帽，吃进去半个指甲。”师傅说。
伙计脸一沉：“你天天拿它量，也没见你说。”
“我按尺数裁。客人少半个指甲，找的是柜上，又不找我。”
买布妇人立刻把匹头往自己怀里拽。掌柜压住布：“今日这匹不裁。先把数弄清。”
“平码头有通行折数吗？”朱伯伦问。
“有。”掌柜答得很快，“拿一英码折两尺八。”
“哪一家的尺？”
“平码头的尺。”
“拿来。”
掌柜看了他一会儿，手仍按着洋布：“我请你改价目，没请你查全海津的尺。”
“那就只算黄记这把。”
裁布师傅从货架底抽出一段粗白布。他把铁码尺压上去，量满一段就在布边点墨；伙计拿木尺跟着量，量到第三回时便嫌慢，想把前面的数乘出来。
“先量十码。”朱伯伦说。
“一码两尺八，十码二十八尺，算盘都不用。”
师傅把木尺末端往下一按：“你这把少了头。”
两人从头来过。铁码尺量满十次，粗布从柜台拖到地上，又绕回一截。木尺换手量了三遍，第一次二十八尺半还多一线，第二次正好落在半尺，第三次因为伙计把布抻紧，少了两线。
“写二十八。”掌柜说，“半尺算裁边。”
妇人在旁边听见，抬手拍了一下整匹洋布：“十码吞半尺，四十码吞两尺。你家裁边能裁我两件袖口？”
“你先别接话。”掌柜瞪她。
“我买布，凭什么不接？”
朱伯伦捏住粗布两端，照师傅第二次的力道重新铺平：“十英码，照这把木尺量二十八尺半。换一家，数未必一样。”
掌柜的手指敲着算盘梁：“价目挂出去，谁看见未必一样，都要问我为什么。”
“不写，先来问的是她。”
妇人哼了一声，仍没放开匹头。
朱伯伦把三张外文货签从木牌背面揭下来，逐张核对。白斜纹每匹四十英码，深蓝哔叽三十六码，另有一种窄幅布按二十码成卷。旧价目只抄了四十、三十六、二十，尺字写得一样大。价格按整匹定，柜上若把码数当尺数，客人无从比较每尺花了多少，伙计也会把一整匹剩下的布当作余货。
他没有把三种布都算成一串数字。纸分两栏，左边留原封签：每匹四十英码；右边写照本号柜尺实量。下面单列一行，十英码合本号柜尺二十八尺半。裁边若扣，另在成交票上写，不能先从布长里吃掉。
“照本号柜尺。”掌柜念了一遍，“像是我家的尺有毛病。”
裁布师傅把木尺翻在他面前，铜帽下那道旧线还露着。掌柜拿指甲刮了两下，没刮掉。
“明日把铜帽重钉。”他说。
“重钉以后，这张又得改。”伙计说。
“所以写日期。”朱伯伦在表头补上一月五日，“尺变，折数跟着重验。”
掌柜盯着日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让伙计把新价目夹到柜外旧牌上，叫买布妇人自己看。妇人不认英文字，只认四十和二十八尺半，先问为什么十成了二十八，伙计照方才的话说一码两尺八，十码二十八尺。
“那半尺呢？”妇人问。
伙计卡住了。
裁布师傅把铁码尺和木尺往柜面一放：“半尺在这儿。你要买整匹，等我按新尺重量；你要买四十尺，我就只裁四十尺，票上写清。”
妇人原先带了三元二角，正好是白斜纹一整匹的牌价。旧牌写四十尺，算盘一除，每尺要八分；按实量重过，一匹约合本号柜尺一百一十四尺，每尺还不到三分。两个数从同一匹布里算出来，柜前另外两名客人也挤近了，一人说黄记故意把价写贵，另一人反问若三元二角真只买四十尺，余下七十多尺又算谁的。
掌柜夺过算盘，自己拨了两遍。他没肯在价目上写每尺不到三分，只让师傅将整匹从封签处量到匹尾。洋布在柜上摊不开，一头搭到地上，妇人亲自踩住，伙计每报十码便在票上点一次。第四个点落下，封签也到了，四十英码没有短。
“整匹卖你三元二角。”掌柜对妇人说，“票上写四十英码，折本号柜尺一百一十四尺，重钉木尺以后再复量。若少，从我柜上补。”
“多呢？”
“多了你还我？”
妇人把三元二角往柜上一放：“先写少了怎么补。”
这回掌柜没让伙计开票，自己在票尾添了短少照本号新尺补足。那一行不属于外文价目，朱伯伦没有伸手替他写。
妇人这才松开匹头，转而压住价钱不放。掌柜趁她与师傅算布，拿红笔在朱伯伦的稿上划线。三种布名占三行，本号柜尺、十码折数和日期各占一行，共六行。
“换算过程不挂出去。”掌柜说，“六行，十二枚。”
“量布也用了一刻多。”
“你若不量，六行写不出来。可客人买的是六行，不买你量了几回。”
这话同代办处按采用行算钱一个路数。朱伯伦看着被压在废纸下的换算草稿，草稿上记了三次实量，一次被伙计抻紧的误数也在。掌柜要把它团掉，他先抽回来，在顶上写黄记柜尺、一月五日，只把采用的六行清稿留给店里。
十二枚铜元数到柜上，掌柜让伙计把其中一枚磨平的换掉。朱伯伦将钱收进右袋，旧信封里又多了一张六行存纸；这组二十八尺半没有抄进四张求活样稿，离开黄记的木尺，它便少了半个凭据。
钱同昨日剩下的二十一枚混在一起，共三十三枚。福昌那九枚仍只有待核，没有进袋；黄记这十二枚则有红线、日期和本号柜尺，哪一枚从哪六行来，纸上能对得回去。朱伯伦把存纸折到钱袋内侧，磨平的旧钱没有收，换来的那枚边齿还硌手。
他又摸了一遍折口，纸没从钱袋底下滑出去，这才松手。
方才伏在柜边核细线，右眼又开始把半尺的半字叠成两个。朱伯伦走到门边才敢闭眼，眼泪顺鼻侧淌下来，布栈里的木尺声仍一记一记敲在耳边。掌柜见他扶门，以为他还要加量布的钱，隔着柜台先喊：“六行已经结清。”
“我在等眼睛看清路。”
“那不算我的工钱。”
“没向你算。”
裁布师傅从地上收回粗布，顺手塞给他一小块没沾墨的边角，叫他以后再量别家的尺，别拿黄记那段脏布。朱伯伦把边角收了，却没答应替别家沿用今日的数。
他走到门外，布栈跑腿从后面追出来，手里挥着一封折了四道的函件。
“还有一件。洋文不多，柜上说你若顺路就看。”
信封正面是英文，背面盖着华通汇兑行的红戳。收款人一处写赵阿泉，另一处写赵全顺，退回缘由占了一整行：姓名不符，款留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