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车离开南站不到三百米，第一盏红灯便亮了。
司机骂了一句，减压停车。红灯旁的临时检查棚原本只查返程煤车，今晚却多了两名铁路警察和一个北辰保险抄写员。对方先核车号，再让两名受伤铁路工说出姓名和伤处，最后从工具柜里取出米洛什那只不到半公斤的油布包。
最上面的击针检查图盖着北门修理班记号，内容与铁路清单附件相同。警察让一名随车修理工照图复述，对方能说出平铁片轻撞三次、顶齐后再入白色布袋，却说不出药室压力或炮闩尺寸。抄写员翻遍油布包，只找到普通检查方法和三张已经记入值班册的故障单。
“图是真的，车也是真的。”一名警察说，“那为什么今晚一定要走？”
司机指着第十二发炸断的水管，让他自己去问北侧水塔明早要不要水。铁路警察没有被一句话说服，继续查轴承、铜线和载重；每查对一项，他越难以用伪造货票的名义扣车，也越确定真正想找的东西可能不在这只包里。
十一点四十七分，南站检查桌也完成第一轮核验。北辰代理确认三页保单都在责任期内，货损窗口的椭圆印有正确堵墨横纹，空药箱九点四公斤的称重记录也能与旧关税回执对上。他打电话询问检修车，得到的答案同样是“有效”。
第三个电话来自北侧涵洞。霍夫曼没有提前出车，只让一名医务兵拿军队转运单去确认换岗是否按时。两名新来的边境宪兵检查主堡章、军籍号和德维尔签字，发现左侧缺口、修改痕迹与三号堡电话记录都是真的。他们要求补全最终接收地，医务兵按文件上的原话回答：下一接收点续填。
三处都没有交出完整路线，也没有一处能被先判为假。
代理网络只能排序。塞福涅本人连接保险、商会和跨境人脉，优先控制的价值最高；铁路文件可能掩护军械技术，必须扣留车辆继续查；军队转运单看上去最接近普通伤员，却带着主堡真章和多名可核验者，完全放过也可能漏掉名单。旧关税维修所一共只能立即调出六个人，南站已经用了三名，红灯检查棚两名，北侧涵洞只剩一人可以增援。
他们没有因为三份文件都真便停止行动，只是不能在几分钟里把全部人压到同一处。
南站货损窗口内，塞福涅听见北辰代理要求把铁路清单的编号念来。她隔着玻璃纠正其中一位数字，对方转头看她：“你说哪一份才是原件？”
“您问的是哪一笔账？”她把三张新抄的保单摊开，“军邮库屋顶是真的，空药箱也是真的，水塔今晚确实在漏。您可以一份一份拒赔，别指望找出一张假纸就下班。”
代理人拿起薄木账箱里的货运簿，试图把南站车号与铁路检修车连成同一路。两册账却只记录过去十日进出洛林的货物，其中一辆车已经炸毁，一辆停在南区，今晚的检修车只出现过一次轴承领用。保险账能证明军火与损失有关，货运簿能证明车辆来过，二者合在一起仍找不到那七页伤亡对照。
那七页在十一点五十二分进入北侧涵洞。
邮务兵推着装有十七份遗物的帆布袋，走在医务兵后面。他不知道皮埃尔排在第几份，只拿着一张总重量和封口数；边境宪兵刚刚花了五分钟核验军队转运单，又接到红灯检查棚要求增援的电话。帆布袋没有军械图，没有商会账箱，也没有塞福涅的姓名，检查者只让邮务兵报出袋数，摸了摸封口便叫他靠墙等待下一班车。
霍夫曼并不知道这一步是否已经通过。他只收到医务兵返回的口信：军队转运单未被扣，宪兵要求补接收地，涵洞延误六分钟。于是他把担架车窗口后移六分钟，没有因为绿色保单出现便把伤员改去南坡。朱伯伦在主堡接口页上同样只写“北侧延六”，不知道七页纸此刻靠在哪一面墙边。
红灯检查棚最终允许检修车继续向水塔开。铁路警察扣下一张故障单抄件，给油布包重新系绳，要求车辆返程时再次检查。那包公开方法离开第一道封锁，米洛什的结构资料和杀伤参数却仍走在另外两条无人能完整指出的路上。
南站这边，北辰代理仍不准备放塞福涅走。他拿到旧关税维修所补送的临时扣留令，姓名栏正确，事由却写“涉嫌携带伪造保险文件”。塞福涅把刚刚核验通过的三张保单编号写在扣留令背面，让南站军警选择是否以“已经确认为真”的文件逮捕她。军警不愿替保险代理处承担这个措辞，要求重新开令；代理人不得不回到电话旁。
塞福涅没有等第二张。货损值班员打开存放旧账的矮门，让两名装卸工抬一只空箱出去，她夹在他们后面进入煤场通道。灰白手套看见时只慢了几秒，仍带人追来；她没有回旧关税路，也没取走薄木账箱，真实去向连南站值班员都不知道。
午夜零点零三分，贝克把宪兵证物室的封袋送到西段医务点。封袋里是一件肩部被剪开、血迹已经发黑的铁冠军服，一本薄军饷簿和奥托失踪时留下的两枚铜子。证物清单没有北线货运证，因为那张纸从未进过宪兵的袋子。
阿贝尔拆开奥托腿上的旧夹板时，从最内层布带下取出一张被汗水浸软又重新晾干的货运证。折痕仍在，北线仓栈的蓝印也没有掉。奥托先核对军饷簿里的寄款存根，再摸了摸旧军服胸前那颗铁冠纽扣。
他没有立刻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