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含元地宫·龙椅之谜
晨光初透，太初宫废墟笼罩在一层稀薄的秋雾中。
狄仁杰的马车停在宫门外，守门的何太监早已提着灯笼等候。与前次不同，今日的何太监换了一身干净的灰布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跛脚踩在青石板上发出的轻重足音也比前次沉稳了许多。他见到狄仁杰时没有多问，只是用一种极复杂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然后默默转身引路。
含元殿是太初宫的正殿，比偏殿更为宏大，也更为破败。殿顶的琉璃瓦已碎了大半，露出下面腐朽的椽子。殿前的汉白玉台阶被三十年的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石缝中长出的野草枯黄倒伏，在晨风中瑟瑟发抖。殿门上的铜锁比偏殿那把更为厚重，锁身上铸着“内府监制”四个字，锁孔已被铜锈堵死。
李元芳照例一刀劈断铜锁。刀锋与铜锁交击的脆响在空旷的殿宇间回荡，惊起一群栖息在殿梁上的野鸽，扑棱棱地从破碎的窗棂中飞出去，在晨光中盘旋不落。
殿门推开时，一股比偏殿更为浓重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三十年的密封让殿内的空气几乎凝滞，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咽灰尘与时间的混合物。殿内光线昏暗，只有破碎的屋顶漏下几道晨光，照在正中央那座空荡荡的龙椅上。
那是太宗皇帝的龙椅。
椅身以整块紫檀木雕成，椅背上的九龙纹饰已被灰尘填平了刻痕，只在龙目的位置还残留着两点金箔，在微光中泛着幽幽的冷芒，像两只不肯瞑目的眼睛。椅面上铺着的明黄锦缎早已褪成灰白色，边缘被虫蛀出了无数细密的孔洞，像是被时间本身啃噬过一般。
狄仁杰站在龙椅前，沉默良久。
按照宋子安的说法，先帝密旨的第七片残片就藏在龙椅正下方的地砖里。但他没有急于下令撬砖，而是让苏无名取出偏殿壁画的拓片，对照着西壁刻字的位置逐一核对。苏无名将四张拓片在龙椅前的地面上依次排开，第一张是七人名册，第二张是先帝密旨抄件，第三张是金花图，第四张是武则天留给女儿的刻字。
“宋司记说，第七片藏在龙椅正下方的地砖里。”苏无名蹲下身，用手指轻轻叩击龙椅正下方的地砖。砖面发出沉闷的实音，不像有空腔。他又叩了相邻的几块砖，声音同样沉闷。“但这块砖的声音与其他砖没有差别。砖缝的灰浆也是完整的，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三十年前先帝藏进去的时候，灰浆当然是完整的。”李元芳道。
“不是。”苏无名摇了摇头，指着砖缝中一道极细极淡的纹路，“这是糯米灰浆，三十年以上的老灰浆会呈现出这种龟裂纹。如果三十年前有人撬开过这块砖重新封上，新老灰浆之间一定会有色差。但这里的灰浆颜色完全均匀，纹路也自然连贯——这块砖三十年来从未被动过。”
狄仁杰没有立即回应。他蹲下身，用指尖沿着龙椅底座与地砖的接缝处缓缓摸索。当他的手指触到龙椅左前腿与地面的接触点时，指尖微微一停。那里有一道极其细微的刻痕，肉眼几乎不可见，但手指能感觉到——是一朵半开的金花。金花的花心处刻着一个数字：“七”。
“宋子安说第七片藏在龙椅正下方的地砖里。但她说的不是‘龙椅下面’。她说的是——”狄仁杰站起身来，双手扶住龙椅的扶手，缓缓加力，“‘龙椅正下方的地砖里’。如果龙椅本身就是一把锁呢？”
他的手指在扶手内侧摸到了一处凹陷。那凹陷的形状与大小，恰好与他手中的那枚“如朕亲临”铜符完全吻合。他将铜符嵌入凹陷，顺时针缓缓转动。龙椅内部传来一连串极细微的机括声响，像某种沉睡了几十年的古老机关正在一寸一寸地苏醒。
然后，龙椅的底座缓缓向两侧滑开。
不是地砖被撬开，而是龙椅本身就是一道暗门。暗门之下是一道斜向下方的石阶，宽不过两尺，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石阶两壁用青砖砌成，砖缝中渗出冰冷潮湿的气息，带着一种地下空间特有的霉味和铁锈味。苏无名点燃火折，率先走下石阶。李元芳按刀紧随其后。狄仁杰走在最后，手中握着那枚铜符。
石阶不长，约三十余级，尽头是一间约一丈见方的密室。密室四面石壁，无窗无门，只有头顶龙椅暗门的入口漏下一缕微光。密室中央放着一张石案，案上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只铁匣。铁匣长一尺二寸，宽四寸，高三寸，通体黝黑，没有任何纹饰，只在匣盖的正中央刻着一朵半开的金花，花心处刻着一个字——“武”。
太宗皇帝的御笔。这个“武”字的笔画走势与偏殿壁画上那朵金花花心处的“武”字完全相同，但笔意更为凌厉，每一笔都像是用刀斧劈出来的。先帝高宗的字是飞白体，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太宗皇帝的字也是飞白体，却多了几分开国之君的霸气——同样的笔画，在高宗笔下是“守成”，在太宗笔下是“开疆”。
狄仁杰将手放在铁匣上。匣盖没有锁，轻轻一掀便开了。
匣内铺着一层明黄绫锦，锦上安安静静地躺着一片残绢。残绢约巴掌大小，边缘已经发黄变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如新。那是一笔工整到近乎刻板的飞白体，与先帝密旨抄件上的笔迹一模一样，但又比抄件更为端正、更为用力——这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全身力气写下的话。
若天命在武，则第七脉自当归于武氏；若天命在李，则太平当承此业。
贞观二十三年腊月十七
太宗李世民 御笔
狄仁杰的瞳孔猛然收缩。第七片残绢上的落款不是先帝高宗，而是太宗皇帝本人。太初密约并非高宗所立，而是太宗临终前的遗命。太宗驾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而密旨的落款日期是贞观二十三年腊月十七——太宗驾崩后整整七个月。这意味着这道密旨并非太宗生前亲笔，而是高宗以父亲的口吻、以父亲的名义，在父亲死后七个月补写的。他借父亲之名，给妻子和女儿留下了一道跨越生死与朝代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