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正德年间，河套为鞑靼一代雄主达延汗所有。
弘治十一年（1498）、十四年（1501）。
明军曾于十一年、十三年两次出击河套，均无成效。
两次合计斩敌不足五十级，却遭到了达延汗的疯狂报复，屡屡以大军寇边，明朝损失惨重。
正德年间，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杨一清曾主张恢复东胜卫。
以黄河为天险，东接大同，西接宁夏，收复河套之后，可以屯田数百万亩。
如果这个方案不能通过，那至少也得修筑边墙来抵御敌人。
但此议为刘瑾所驳，并以其浪费边疆费用为由将其下狱，经过李东阳等人的营救方才出狱。
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毕竟不多。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骑兵，明朝采取了历史上防御游牧骑兵最常规的做法：大规模修筑边墙。
整个边墙防御由墙、台、墩、堡组成，体系严密而花费巨大。
早在正统末年东胜卫撤废，蒙古游骑陆续进入河套之时。
明朝边将王骥、王祯等在陕北沿边一带建筑了一批营堡、墩台，陆续设置二十四所。
每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屯戍守，又在绥德以北增筑榆林城作为边防枢纽。
接替王锐担任延绥巡抚一职的余子俊。
在边疆的修筑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借红盐池之战胜利后鞑靼远遁之机；
在数年间筑起了一道长达一千七百余里的边墙。
延绥镇治所也从绥德城北迁到边墙上的榆林，向前推进了二百五十余里。
由于余子俊所修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故而有许多屯田被隔在边外白白浪费，损失巨大。
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再修了一道边墙，这道边墙被称为“大边”。
余子俊所修的边墙则被称为“二边”。
嘉靖年间，鞑靼的侵掠更加严重。
朝廷关于修筑边墙和复套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绝，而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曾铣。
曾铣大放异彩是在辽东平定广宁、辽阳、抚顺三城叛乱，不久即调往山东任巡抚。
他主持了运河上的重镇临清新城的修筑，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提督雁门关等处，并兼巡抚山西。
由于他在山西的两年时间里，蒙古并没有入寇。
嘉靖帝对于宣大、山西的官员进行封赏。
曾铣得到封赏，再兼兵部侍郎，不久又调任陕西三边总督。
陕西三边总督，原称为山西三边总制。
弘治年间，鞑靼部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
势力扩张，屡屡南下为患。
各边镇各自为战已经不足以应付。
所以在弘治十年遣重臣，总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在嘉靖十五年之时，由总制更名为总督。
三边总督，管辖三个边镇：甘肃、延绥、宁夏，以及一个省：陕西，合计四镇的军务。
其身上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
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到陕西任职。
七月，俺答汗即以十万大军南下，掠庆阳、环县等处。
明军纷纷固城自守，而百姓则纷纷逃入山林之中，任由蒙古大军劫掠。
曾铣自率数千人马驻塞门，也不敢与蒙古骑兵作战。
他另辟蹊径，派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去到蒙古军的后方，在马梁山后斩首百余级而还。
百余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战功了。
所以事后虽然有御史弹劾陕西文官武将均不敢战，任由蒙古军饱掠半个月与而去。
但嘉靖帝并没有处罚曾铣。
但如何遏制蒙古南下是一个大问题。
曾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终于给出了两个方案，也就是明朝已经讨论过无数次的修筑边墙和收复河套。
在嘉靖二十五年，曾铣联合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一起上奏修筑边墙。
延绥镇与蒙古为邻，都御史余子俊修筑的边墙余址尚存。
嘉靖九年，总督尚书王琼修花马池边墙，自宁夏横城接筑至定边营，约三百余里。
但定边营至黄甫川一带，尚无边墙，所以蒙古南下，都是由此道而来。
曾铣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修筑此段边墙所当亟为修缮。
由于工程太过浩大，所以计划分段逐次修筑。
西起自定边营而东至龙州堡，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西段。
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
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
三段合计约为一千五百二十里，每年修一段，计划三年完工。
如此大的计划，嘉靖帝让朝臣们商议。
就在此期间的第二个方案，曾铣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方案：收复河套。
曾铣的方案是：练兵六万，再从山东调山东枪手两千，在每年春夏，携带五十日军粮，水陆并进，进攻河套。
每年皆如此，敌人必然不能支而北逃。
然后以黄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
派遣士卒，修城筑墩，屯田戍守，
又以全陕之力以保障后勤。
朝臣们对于曾铣提出的这两个话题并不陌生。
兵部会同各部商议之后，认为修边墙和收复河套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
但两者相比较，修边墙相对是更妥当的选择。
但即便是修边墙，想要三年修一千五百里也是有困难的，即便修好了，守卫更困难。
筑边、复套，两俱不易。
二者相较，复套尤难。
夫欲率数万之众，赍五十日之粮。
深入险远必争之穴，以驱数十年盘据之虏，谈何可易。
故不若修墙浚堑为计，完而成功，可期也。
第延绥一带地势延漫，土杂沙鹻，民居隔远，最为荒凉。
若欲以千五百余里之地而责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筑。
纵使能成，亦难为守。
兵部的回复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困难是肉眼可见的。
从士卒方面来讲。
试想嘉靖三年修五堡、嘉靖十二年挖个四十里的壕沟都能惹出两次大同兵变。
现在要收复河套，修一千五百里的边墙，如何让六万两千士卒愿意去作战，愿意去守卫河套？
另外一个方面，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
就连士卒们的粮饷都开始拖欠。
此时再去搞如此大工程，而且还是两个，要花多少钱？
粮饷从何处来？
根据后来严嵩的奏疏，可知当时计的是每年一百五十万两。
须知当时户部太仓每年的收入两百万两，且已经入不敷出，又怎么可能每年拿出一百五十万两来收复河套呢！
宣大总督翁万达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计划。
宣大总督和陕西三边总督是当时明朝西北边防的负责人。
没有翁万达的支持，曾铣的计划很难实施。
翁万达就说：我们提大军深入，地形不熟悉，出塞三日就已经疲乏，敌人骑兵一呼即至。
到那个时候，我数万大军，缓行则敌军有了准备，疾行则辎重怎么办？
即使获得一些小利，回师也很艰难。
敌人可以佯装退却，寻找机会对我发起攻击，壁垒相持，到时候我们是战是退？
数万大军出塞，又要用数万人来支援作战。
还要用骁勇之将来保障粮道，这些都是至难之事，明军之中尚无人可担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