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断腿的战兵叫赵栓柱，黑风岭整编时入的伍，打仗勇猛，训练也拼命。这回是在山地演练时踩空滚下坡，右腿胫骨断了，军医王郎中接骨后直摇头：“接是接上了，但以后走路会瘸，重活干不了。”
赵栓柱躺在伤病营的草垫上，脸色灰白。他才二十二岁，家里老娘还在绥德州等着他“闯出名堂”。
孙寡妇来看他时，他憋了半天，问：“孙营正，俺……俺还能当兵吗？”
孙寡妇没忍心直接说，只道：“先养伤，别的再说。”
从伤病营出来，孙寡妇直接踹开了军政司的门：“抚恤条例必须立！现在就立！”
李根柱正在和王五、陈元商量这事儿。桌上摊着几张纸，写满了字又划掉，墨迹斑驳。
“最难的是定等，”王五指着草案，“轻伤、重伤、残疾、全废……怎么分？谁说了算？”
“军医说了算。”孙寡妇坐下，“王郎中在边军干过，懂这个。”
“但光军医说了算，容易舞弊。”陈元顾虑，“得有个复核的。”
正争着，李根柱忽然问：“边军的抚恤是怎么定的？”
王五苦笑：“边军？战死给抚恤银十两，实际上层层克扣，到手二三两。伤残……看长官心情，给几两银子打发回家，就算仁至义尽了。”
屋里沉默。
“所以咱们得改。”李根柱提起笔，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公开、公正、公评。
抚恤条例的草案，讨论了整整七天。
争议最大的有三点：
第一，伤残等级怎么分？最后定了五等： 一等伤残：完全丧失劳力，需专人照料（如全身瘫痪、双目失明）。 二等伤残：丧失大部劳力，只能从事极轻微劳动（如失一肢、严重内伤）。 三等伤残：丧失部分劳力，可从事轻体力劳动（如瘸腿、单手残疾）。 四等伤残：轻度残疾，仍可从事多数劳动，但不宜再战（如手指残缺、轻度耳聋）。 五等轻伤：已愈但留有后遗症，可转后勤或归田。
第二，抚恤标准怎么定？ 最后决定：按月发“抚恤饷”，与军饷平行。 一等月饷一石粮，二等八斗，三等六斗，四等四斗，五等二斗。此外，一次性发给安家费：一等二十两银，二等十五两，依此类推。
第三，谁来判断？ 成立了“抚恤评定司”，三人组成：军医王郎中、民政司代表一人、战兵队代表一人。评定结果公示三天，无异议则生效。有异议可申请复评——复评团由李根柱、孙寡妇、王五随机抽两人，再加两名非当事队老兵组成。
“太复杂了。”刘大锤听完直挠头。
“复杂才公平。”李根柱说，“简单了，就有人钻空子。”
条例草案公示那天，山谷里又围满了人。
赵栓柱被同伴抬着来到山壁前，听人一条条念。听到“三等伤残月饷六斗粮，安家费十两银”时，他嘴唇哆嗦起来。
六斗粮，省着吃够两个人活一个月。十两银，在山外能买两亩薄田，或者做点小买卖。
“栓柱，你这腿……值了！”旁边有人羡慕。
“值个屁！”赵栓柱突然吼起来，眼泪却下来了，“俺宁愿要腿！”
众人沉默。
是啊，再多的粮，再多的银，换不回一条好腿，换不回上山下河的利落身子。
七天后，赵栓柱的评定开始了。
评定司设在讲武堂。王郎中检查伤腿，民政司派的是陈元，战兵队代表是马向前——他和赵栓柱同过队。
检查很仔细。王郎中按了几个位置，问疼不疼；让赵栓柱试着站，试着走；最后量了腿骨的歪斜角度。
“胫骨断裂，接合后短了三分，行走明显跛足，不能奔跑，不能负重。”王郎中记录，“建议评三等伤残。”
陈元看了看：“可从事何种劳动？”
“坐着的活儿，比如编筐、搓绳、看仓库。”
马向前问得最直接：“栓柱，你自己觉得呢？”
赵栓柱低着头：“俺……俺还能拉弓。左手没问题，可以当弓手。”
王郎中摇头：“弓手要站要躲，你腿脚不行，上了战场就是靶子。”
最终评定：三等伤残。
结果公示三天，无人异议。
发抚恤那天，李根柱亲自去了。
十两银子用红布包着，沉甸甸的。第一个月的六斗粮，也用新布袋装好。一起递过去的，还有一块小木牌——上面刻着“三等抚恤”字样和编号，以后凭牌领粮。
赵栓柱接过，没看银子和粮，先摸了摸那块木牌。牌子边缘光滑，字迹清晰。
“司正，”他忽然问，“死了的弟兄……有抚恤吗？”
李根柱怔了怔。
“有。”他郑重回答，“正在拟。战死者的家眷，月供口粮；子女由公仓供养至成年；父母养老送终。”
赵栓柱点点头，把木牌紧紧攥在手里。
从那天起，伤病营里的气氛不一样了。
以前伤兵们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成了废人。现在知道有条例管着，有粮饷领着，心里踏实了些。甚至有人开始琢磨，瘸了腿能干啥，少了手能干啥。
王郎中发现，伤员们的恢复速度都快了些——心里有盼头，身体就好得快。
但李根柱知道，这只是开始。
伤残的有了着落，战死的呢？那些埋在北坡的坟，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弟兄，他们的家人可能还在山外等着，等着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
几天后，他在军政司会议上说：“该立个祠了。不是庙，不是观，是个让活着的人能去祭拜、能记住的地方。”
孙寡妇第一个赞成：“早就该立！死了的弟兄不能白死。”
王五问：“叫什么名？”
李根柱想了想：“叫‘烈士祠’。烈，刚烈；士，战士。为国为民战死者，为烈士。”
众人点头。
而此刻的北坡，春草已深。风吹过那些无名的坟茔，草叶摇曳，像在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