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位失效，并不会立刻被承认。
体系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否认——不是否认问题，而是否认“问题已经严重到需要改变结构”。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之前的选择需要被重算，而重算，往往比犯错更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最初出现的，不是回撤。
而是修补。
会议变多了，文件变厚了，模型被加上更多假设，流程被插入更多校验点。每一个动作，单独看都合理，合在一起，却让整个系统变得迟缓而疲惫。
林亮是在第三次看到“延后确认”这个词被同时写进三份不同报告里时，意识到事情已经越过了某条线。
延后确认，本身不是问题。
可当它成为一种默认选项时，意味着——
没有人愿意为当下承担结果。
而系统，一旦失去这种能力，就会开始向外索取。
最先被索取的，不是权力。
而是判断。
一封措辞极其谨慎的邮件，被发到了林亮的私人邮箱。没有抬头，也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
“能否帮忙看看这个节点？”
这句话，看似随意。
却极其清晰。
它不是正式请求，也不是制度动作，而是一种越界前的试探。
林亮没有立刻回复。
他把那份材料完整看了一遍。问题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普通。可它恰好处在一个典型的位置——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提前押注方向。
这正是填位结构最不擅长的事。
他没有给建议。
只回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判断错了，谁来承担？”
对方很久没有回复。
第二天，同样的问题，以不同形式，从另一条路径出现。这一次，语气更直接了一点：
“我们内部分歧比较大，想听听你的看法。”
林亮依然没有给答案。
他只问：“你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判断错，还是没人负责？”
这一次，对方回得很快。
“后者。”
这两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回召，并不是一次会议决定的。
它是由一连串“无法继续”的时刻，慢慢堆积出来的。
第三周，真正的裂痕出现。
一次看似常规的跨系统协同，因为缺乏明确拍板，被拖延了整整四十八小时。结果并不灾难，却恰好错过了一个关键窗口。外部没有损失，内部却第一次出现了明确的懊恼。
“如果当时有人直接定了，就好了。”
这句话，在复盘会上被说出来时，没有指名道姓。
却让所有人下意识地，想起了同一个名字。
林亮是在当天晚上，接到那通电话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没有请求，也没有压力。
“最近的节奏，有点慢。”
“我们在考虑，是否需要一个临时协调角色。”
林亮听完，只问了一句：“临时，是什么意思？”
对方沉默了一下。
“不是回到原来的位置。”
“只是，在某些节点上，提供一个可依赖的判断。”
这句话，说得很克制。
却几乎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他们不敢直接说“回来”。
因为那意味着承认填位失败。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说法——
临时。
林亮没有立刻答应。
他很清楚，一旦接受“临时”，就等于默认：只要结构再次吃紧，你就会再次被召回。
这是一种没有尽头的角色。
也是他最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人。
“我可以帮你们看。”他说，“但不站位置。”
电话那头很快回应：“只要判断，不要职责。”
林亮点头。
“那就只能是一次。”
“而且，结果无论好坏，都必须被记录。”
“否则，我不会再参与。”
对方答应了。
没有讨价还价。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空间。
第一次回召，发生得极其低调。
没有会议纪要，没有对外说明，甚至没有明确的参与边界。林亮只在一个关键节点上，给出了一个判断——不是最稳妥的方案，也不是最保守的选择，而是一个明确承担风险的方向。
结果，并不完美。
但足够好。
更重要的是——
它结束了悬置。
事情重新开始往前走。
这个结果，很快被感知到了。
不是通过汇报，而是通过节奏。
流程突然变顺了，讨论突然减少了，执行端第一次明确知道：这一次，不需要再等。
第二次回召，来得更快。
第三次，几乎成了默认选项。
林亮在第四次被拉入讨论时，主动打断了对方。
“如果每一次都需要我，那说明问题不在判断。”
“而在结构。”
这句话，让会议室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都明白，他说的是事实。
可他们也同样明白——
在结构无法迅速重建之前，系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
夜深时，林亮回到家。
婉儿看着他，没有问发生了什么。
只是说：“你最近，又被拉回去了。”
林亮苦笑了一下。
“不是我回去。”他说，“是他们走不动了。”
“那你会一直这样吗？”
林亮摇头。
“不会。”
“我可以被回召，但不能被依赖。”
婉儿点头，没有再问。
因为她知道，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大让步。
回召阶段，并不是胜利。
它只是一个事实——
当填位无法承担结果时，世界会重新寻找那个曾经愿意承担的人。
但这一次，林亮心里很清楚。
如果下一步，仍然只是回召，
那他迟早会再次被消耗。
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继续回应。
而在于——
他是否能在被反复回召的过程中，逼迫结构真正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