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重庆站，密室。
“这半个月，日本人至少发动了三次刺杀，一次比一次狠，”徐远举指着墙上的地图，“但都被挡下来了。美国人、江湖人、还有疑似地下党的人，把七星岗围得像铁桶。”
桌边几个军统骨干沉默着。有人开口：“站长，咱们就这么看着？贾玉振现在是块肥肉，日本人不惜代价要咬，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怎么说？”
“以贾为饵，设个局。故意露出破绽，引日本人上钩，然后一网打尽。既能消灭日谍，又能向美国表功，一举两得。”
这个提议让不少人动心。
但坐在主位的戴笠一直没说话，只是慢慢转着手里的茶杯。
良久，他开口：“想法不错。但你们想过没有，万一饵被鱼吃了呢？”
“我们布置周密……”
“再周密也有万一，”戴笠打断，“贾玉振现在是什么？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文化符号。他死在重庆，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美国人会怎么想？苏联人会怎么想？国内那些把他当英雄的老百姓会怎么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校长（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贾玉振不能死在重庆。他要死，也得死在美国，死在苏联，或者……死在日本人手里，但不能和我们有半点关系。所以，保护他，不是我们愿意，是不得不做。”
他转过身，眼神冰冷：“传令下去：加强七星岗外围监控，但不要介入内部防卫。日本人要杀，让他们杀；美国人要保，让他们保。我们就负责外围。”
而在七星岗，居民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最初几天，街坊邻居们是恐慌的。
巷口突然多了持枪的外国兵，屋顶趴着狙击手，夜里常有陌生人影晃过。大家都紧闭门户，不敢多事。
但渐渐的，看到冯四爷带着“护振队”昼夜巡逻，看到何三姐的食堂被下毒后依然每天开伙，看到贾玉振在枪声间隙里依然伏案写作，看到苏婉清每天清晨准时在院里晾晒那幅《山城灯火》……
有人开始推开窗，对巡逻的“护振队”喊：“兄弟，喝口水不？”
有人把自家做的泡菜、腊肉送到岗哨：“给兄弟们加个菜。”
有个卖字画的老先生，在巷口墙上贴了张红纸，用毛笔写了八个大字：先生，雄起！重庆，雄起！
“护贾先生，就是护咱重庆的血性！”
字写得不好看，但墨很浓，像血。
这标语一贴，仿佛打开了闸门。第二天，墙上多了十几张红纸：
“七星岗不是好欺负的！”
“鬼子敢来，老子拿菜刀劈他！”
“先生写，我们护！”
街坊们开始自发组织“邻里守望”。谁家来了生人，立刻有人报信；谁家晾的衣服颜色不对，马上有人提醒；夜里，女人们轮流烧开水、煮宵夜，送到各个岗哨。
一种粗糙而坚韧的民间保护网，在七星岗悄然成型。它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先进的武器，有的只是最朴素的共识：这个敢说真话、敢写真相的文人，不能死在咱们这片地界上。
书房里，贾玉振正在写《我和我的祖国》。
窗外时而传来口令声，时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时而——很少，但有过——传来枪声。每一次枪响，苏婉清的手都会抖一下，但贾玉振的笔没有停。
“玉振，”苏婉清终于忍不住，“要不停一停？等安全些再写？”
贾玉振抬起头，对她笑了笑：“婉清，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杀我吗？”
苏婉清咬唇。
“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他们越是想要我的命，我就越要把命写成歌，”他搁下笔，望向窗外，“《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坚守的人。写给冯四爷，写给何三姐，写给那些中毒的孩子，写给巷口贴标语的街坊，写给每一个在黑暗中点灯的人。”
他重新提笔，在稿纸上写下：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
写完这两句，他忽然哼唱起来。旋律简单，但悠扬，像长江水一样缓缓流淌。
苏婉清静静听着。窗外的喧嚣仿佛远去，只有丈夫低沉的哼唱，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这一刻，枪声、阴谋、死亡威胁，都被关在了门外。
门里，只有一首歌在生长，像石缝里的草，倔强地向着阳光。
贾玉振唱完一段，对苏婉清说：“等这首歌写完了，我要教给街坊们唱。让七星岗的每扇窗后，每个人心里，都有这首歌。这样，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歌还在。歌在，魂就在。”
苏婉清泪眼朦胧，却笑着点头：“好。我陪你写，陪你把命写成歌。”
窗外，夕阳西下。七星岗的灯火次第亮起。
那些光点很小，很微弱，在浓重的夜色中随时可能被吞没。
但它们固执地亮着，一盏，又一盏，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河。
而在这星河中央，那扇最亮的窗里，笔尖未停，歌声未歇。
长夜漫漫，但有些光，一旦亮起，就再也灭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