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西山官邸，总司令办公室
窗外是1945年深秋北平高远湛蓝的天空，香山的红叶如火如荼。但办公室内的气氛，却与这明媚的秋光迥然不同。巨大的红木办公桌上，一份来自民政部的《一九四五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口普查与动态分析报告》静静地摊开着，墨印的表格和曲线图显得异常刺眼。
赵振靠在宽大的皮椅里，手里拿着的不是报告正文，而是那份附在最前面的、用加粗字体印刷的《核心数据摘要》。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第一行：
【截至1945年11月1日零时，龙国户籍登记总人口：约4.5亿（450,000,000）】
他眼前仿佛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广袤国土上无数鲜活的面孔——田间辛勤耕作的农民，工厂里忙碌的工人，军营中操练的士兵，学校里朗朗读书的孩童……这是一群创造了奇迹、也让他深感责任重大的百姓。龙国人骨子里“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结束了百年战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和日益改善的生活后，这种天性更是被充分释放。过去几年，国家稳定、粮食增产、医疗普及、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飙升。
赵振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轻响。他放下摘要，看向站在办公桌对面的民政部部长张爱民。张爱民年纪比他稍长，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务实官员，此刻脸上也带着凝重。
“张部长，”赵振开口，声音平稳，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这报告我看了。去年年底，我记得是4.2亿左右？今年一年，就净增了差不多三千万？这还只是户籍统计，实际可能更多。”
张爱民微微欠身：“总司令，数据是反复核验过的，三千万是净增数。出生率确实非常高，尤其是东北、华北、新接收的远东和部分安定较早的内陆省份。百姓日子好了，愿意生，也能养得活更多孩子了。”
“愿意生，能养活……”赵振重复了一下这几个字，嘴角似乎有一丝极淡的、难以言喻的弧度，说不清是欣慰还是忧虑，“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光景，让老百姓觉得‘能养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地大物博，资源多，而相对人口还不算太多。波斯湾的石油，北大荒的黑土，南洋的橡胶和矿产，还有从美国人那里拿到的赔款和产业……这些红利，分摊到4.5亿人头上，还能让大家觉得宽裕。”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但是，张部长，你算过账没有？按照今年这个增长趋势，不用到1950年，我们的人口可能就要增加不止一两个亿，而是逼近甚至超过五亿！到那时候，我们现有的资源、耕地、工作岗位、教育医疗资源，还够分吗？我们现在推行全民免费教育、低成本医疗、城市工人福利、农村集体保障，这些都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和实物支撑。”
赵振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龙国地图前，背对着张爱民，仿佛在对着这片辽阔的疆土陈述：“我请经济顾问团和科学院做过测算。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资源开发能力和农业生产效率，结合社会福利体系想要维持基本水准的前提，这套体制能够健康运转、不发生大规模资源短缺和社会动荡的极限人口承载量，大约是八亿。 超过八亿，系统就会绷紧，超过十亿，就可能崩溃。”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张爱民：“所以，我们不能等到逼近八亿红线再去手忙脚乱。必须提前干预，设定一个更安全、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目标。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民政部必须牵头，把全国总人口的增长势头给我压下来，长期目标，要稳定在五亿左右，绝不能无限膨胀！ 我们之前搞的‘计划生育宣传’，力度太软了，效果你也看到了，劝不住。现在，必须强硬一点。基本要求：提倡晚婚晚育，强制要求每个家庭（夫妇）生育子女数限制在两个以内，杜绝三胎及以上的情况成为普遍现象！”
张爱民听着，额头微微见汗。他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最高层面，但没想到总司令的决心如此之大，目标如此明确，手段要求也如此直接。他感到肩上的压力陡增，忍不住开口道：
“总司令，您的远见和担忧，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事儿，太难了。百姓的观念，不是一纸命令就能扭转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想法在老百姓心里，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啊！我们之前的宣传队下乡，嘴皮子磨破了，效果也有限。很多老百姓当面答应，背后该怎么生还怎么生。更关键的是，我们基层的干部，也很难下狠手去管啊！” 张爱民苦笑一下，语气充满了现实的无奈，“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让他去盯着人家媳妇的肚子，去阻止人家生孩子，这……这工作怎么做？乡亲们骂起来，话可难听了。干部自己也有亲戚朋友，抹不开面子，下不了狠心。强制推行，我怕……会出乱子，影响稳定，也寒了基层干部的心。”
赵振静静地听完张爱民的诉苦，脸上没有流露出意外的神色。他走回办公桌后，重新坐下，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划过，似乎在勾勒什么。片刻后，他抬起头，目光锐利而冷静，显然早已有所考虑：
“爱民同志，你说得对，光靠嘴说和干部的情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尤其是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好，既然思想工作效果有限，那我们就从利益上引导，用规矩来约束。”
他语速平缓，却字字清晰，开始勾勒政策框架：
“这样，我先定个调子，你们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农业部、工业部、商业部，尽快拿出具体细则。”
“第一，农村。 现在全国农村大部分实现了合作化或集体农场制，年终有分红。就以这个为抓手。规定：从下一个分配年度开始，每户农民家庭，生育超过两个子女的，从第三个孩子开始，每多一个，该家庭当年集体分红总额扣除百分之五。如果超过五个孩子，分红直接扣除一半！ 多生，就直接影响全家一年的现钱收入。这笔账，农民会算。”
“第二，城市，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 他们的福利、晋升、评价体系在我们手里。规定：凡是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取消其当年及之后所有年度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等评优评先资格。已有的相关奖金、津贴，一律停发。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中，也将‘计划生育执行情况’作为重要参考指标，超生者原则上不予考虑。”
“第三，城市，私营工商业者及个体户。 他们靠市场和利润生活。规定：对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私营店主、工厂主、个体经营者，在其原有税费基础上，加征一成‘社会调节税’。 店铺招牌、营业执照年检时，予以醒目标注（考虑中）。让他们清楚，多生孩子，意味着更高的经营成本。”
赵振说完，身体微微前倾，看着张爱民：“这些是大的方向和初步的杠杆。具体的起算时间（是否追溯已出生的）、豁免情况（如双胞胎、孩子夭折再育等）、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执行、基层干部的考核与保护措施、配套的避孕节育技术支持和宣传……所有这些细节，都需要你们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制定一个周密、完善、可操作、同时尽量减少直接冲突的方案。”
他最后强调道：“记住，这不是要逼死谁，也不是不近人情。这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几亿人乃至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不得不做的、痛苦但必要的选择。我们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把人口增长的野马，套上理性的缰绳。这件事，必须办成，也一定要办好。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汇报，但方向，不容动摇。”
张爱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腰板。他知道，一场远比军事斗争更复杂、更持久、也更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战役”，已经拉开了序幕。他立正，沉声答道：“是，总司令！民政部坚决执行命令，尽快拿出详细方案！”
办公室里再次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那份写着4.5亿人口的报告，仿佛变得更重了。赵振的目光重新落回地图，那上面江山如画，但他看到的，却是未来数十年间，无数家庭将因此改变的命运，以及一个古老民族在迈向现代化强国途中，必须面对的、关于自身繁衍的深刻变革。
赵振定下的“两孩限令”和配套经济惩罚措施，经过民政部等部门的细化，以最高统帅部和国务院联合命令的形式，迅速下发全国。文件里冷静的政策语言和精确的百分比，一旦落入龙国广袤的乡村、嘈杂的工厂和烟火气十足的街巷，立刻像滚烫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轰”的一声，全国上下瞬间就炸了！
最先炸开的是消息相对闭塞、但宗族观念和“多子”传统最根深蒂固的广大农村。
华北某县，向阳村，村口大槐树下。
几个刚吃了晌午饭、穿着崭新蓝布褂子（这是前两年村里通了供销社后才普遍穿得起的）的老太太，正倚着磨盘，一边嗑着自家炒的南瓜子，一边晒着秋日最后的暖阳。不知谁提了一嘴刚从公社听来的“新鲜事儿”，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听说了没？上头又下新令了！说不让多生孩子了！超过俩就要扣工分、分红了！” 一个豁牙老太太吐着瓜子皮，满脸的不可思议。
“啥？还有这王法？！” 另一个胖老太太嗓门立刻拔高了八度，她把手里的瓜子往笸箩里一摔，情绪激动起来。
“就是！俺家老三媳妇刚怀上，这算第三个了？那可咋整？扣钱？凭啥啊！俺们自己生的娃，吃自己种的粮，碍着谁了？” 旁边的小脚老太太也急得直拍大腿。
“都在这里嚼什么蛆！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吧？！”
一声带着火气的呵斥打断了老太太们的“声讨大会”。村长王老根阴沉着脸，背着手从村部方向大步走过来。他刚从县里开完紧急会议回来，一肚子火还没消，就听见这群老娘们在村口编排政策，火气更是噌噌往上冒。
老太太们被村长的气势唬得一愣，但那个最刁蛮的胖老太太仗着年纪大，辈分高，脖子一梗：“王老根！你吼啥吼？俺们说错了吗？国家咋能这样呢？你可是国家干部，你得给俺们说道说道！”
“说道？我跟你说道个屁！” 王老根眼睛一瞪，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对方脸上了，“李婆子，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安生点！才吃了几年饱饭？身上才穿了几天不打补丁的新衣裳？啊？就开始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人都干编排了？”
他指着这群老太太，手指因为激动有些发抖：“没有总司令，没有北方军打跑鬼子、赶走毛熊、赢了美国佬，你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啊？早他妈饿死在山沟里，或者被鬼子抓去当劳工折磨死了！还能像现在这样，每天白面馍馍管饱，身上穿暖，兜里有点零花钱，闲得蛋疼跑到村口来嗑瓜子、骂大街？！”
王老根越说越气，他是经历过苦日子的，家里饿死过亲人，也亲眼见过北方军来了之后，分田地、建农场、修水利、开学堂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他对赵振和北方军的感情，是带着近乎迷信的崇拜和感恩的。
他喘了口气，想起县长在会上拍着桌子，唾沫横飞训话的样子，学着县长的口气和神态，声音提高了八度：
“县长原话：‘计划生育都宣传推行多少年了？啊？一个个的耳朵塞驴毛了是吧？就是不听！好言好语劝着不听，非得上手段是吧？是不是觉得现在日子太好过了，非得把你们逼回以前那副鬼样子，一天饿得说话都费劲，才能老实？’”
王老根学着县长背着手，在老太太们面前来回踱了两步，眼神凶狠：
“‘老子把话放这儿！你们回去，跟那些还想着生三胎、四胎、当猪下崽一样没完没了的刺头说清楚！谁要是还敢不听令，硬要生！行！可以！老子就批条子，把他全家从集体农场、从生产队里赶出去！爱去哪生去哪生！自己开荒自己过去！集体分的粮、年底的分红、孩子的学费、看病的补助，统统没你的份！你们以为我没这个权力？老子有！县里给我撑腰！谁要是不听话，直接说，老子给批条子，赶紧滚蛋。’”
王老根学得惟妙惟肖，那股子基层官员执行强硬政策时的狠劲和不容置疑展现得淋漓尽致。县长的话虽然糙，但道理和威胁都摆在了明面上：服从集体规则，享受集体红利；挑战规则，就被剔除出受益体系。
老太太们被村长这连珠炮似的骂声和学来的“县长训话”给镇住了。她们或许听不懂太多大道理，但“赶出集体”、“不分粮”、“没分红”这些词，像刀子一样扎在她们最在乎的地方。刚刚吃饱饭没几年，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和恐惧记忆还没完全消退。胖老太太张了张嘴，还想反驳什么，但看着王老根那双因为激动而发红的眼睛，最终也只是嗫嚅了两句，没敢再大声吵嚷。
“都散了散了！该干啥干啥去！再让我听见谁在背后嚼舌根子，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下次扣的就不光是分红了！” 王老根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老太太们悻悻然地散了，嘴里还嘟嘟囔囔，但气焰明显被打压了下去。她们抱着笸箩，一步三回头地往家走，心里肯定还在犯嘀咕，不服气，想着各种对策，比如瞒报，或者找关系。
王老根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刚才的凶狠劲儿褪去，只剩下满脸的疲惫和无奈。他知道，光靠骂一顿，吓唬一下，估计还是没什么大用。几千年的观念，哪是几句话就能扭转的？李婆子家老三媳妇的肚子已经显怀了，到时候真生了，难道真去扣她家分红？都是乡里乡亲，几十年的老街坊，这恶人怎么当？可不当又不行，县里盯着呢，完不成任务，自己这村长也别想干了。
他摸出皱巴巴的烟卷点上，狠狠吸了一口。政策就像这深秋的风，已经不容抗拒地刮起来了，刮得人心里发凉，脸上生疼。而他，还有全国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基层干部，就成了站在风口上，既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又要迎着下面怨气的那堵墙。这堵墙，不好当啊。真正的考验和更复杂的冲突，恐怕还在后头。村口的骂街只是序幕，接下来，才是政策与人性、集体与家庭、长远与眼前激烈碰撞的正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