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挽是在康复医院的走廊尽头醒来的。
走廊很长，灯是惨白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尿碱的混味。她躺在轮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薄毯上印着医院的名字。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记不得自己叫什么，记不得家在哪里，记不得今天是哪年哪月，更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条走廊的尽头。
推轮椅的护工说，她是被救护车送来的。送来的时候浑身是血，衣服碎得像破布，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泡了水，泡得模糊了，只能隐约看见两个人影，一男一女，都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护工说那张照片被护士收走了，放在她那间病房的床头柜抽屉里。徐挽问了护工两个问题，她是谁，护工摇头，说不知道。她又问，送她来的那辆救护车是哪家医院的。护工还是摇头，说不知道。
她不知道自己在这条走廊上躺了多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好几天。这栋建筑没有窗户，她看不见外面的天光，分不清白天黑夜。时间在这里像一摊死水，没有流速，没有方向。
护士把她推进了病房。病房不大，三张床，靠窗的那张空着，另外两张住着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打盹。床头柜是铁皮的，漆面剥落了大半，抽屉的拉手断了一截。她拉开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照片，没有手机，没有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她问护士有没有看见一张照片。护士想了想，说没有。她不知道那张照片是真的被护士收走了，还是从来就不存在。她的记忆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碎片散了一地，她找不到任何一片能够拼凑出自己从前的模样。
徐挽在康复医院住了下来。主治医生说她有间歇性失忆的症状，伴有轻度认知障碍，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康复，康复以后要去哪里。她只是每天按时吃药，按时做康复训练。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肌肉没有萎缩，关节没有僵硬，伤口愈合得也很好，只是记忆的那片空白依然空白。她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受的伤。
每天下午两点，护士会推她去活动室。活动室在一楼，朝南，有大玻璃窗，能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桂花树很大，树冠遮天蔽日，把大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影里。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棵树，总觉得那棵树很熟悉，像在哪里见过。她问护士那棵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护士说不清楚，说她来的时候这棵树就在了。
她在活动室的角落发现了一台旧电视。大肚子，灰白色外壳，开关是旋钮的。她试着拧了一下，屏幕亮了，雪花点密密麻麻的，滋滋地响着。她拧了几下，画面从雪花变成了模糊的黑白影像。是一个人，站得很远，看不清脸。那个人朝她走过来，走得很慢，像在水里走。她盯着那个人，紧张得手心出汗，握紧了轮椅的扶手。那个人越走越近，近到她的脸几乎贴在了屏幕上。那是一个女人，圆脸，大眼睛，眉心有一颗痣。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觉得眼熟。不是认识的那种眼熟，是那种在梦里见过无数次、醒来就忘的那种眼熟。
那个女人忽然开口了。没有声音，只有嘴型，她说了一句话。徐挽盯着她的嘴唇，一遍一遍地读那三个字——“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画面消失了，满屏雪花滋滋地响着。她拧了拧旋钮，画面又出现了，还是那个女人，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笑得腼腆。她被定格在那个微笑里，眼睛微微眯着，嘴角微微翘着。那个微笑，和她每天早上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康复医院每个月的探视日只有一天。徐挽在那天没有等到任何人来看她。她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两点等到五点，走廊里空荡荡的，没有脚步声。她不认识任何人了，也没有任何人认识她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老男人拎着蛇皮袋走进了康复医院的大门。他穿着灰蓝色的旧工装，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背很驼。他没进大厅，穿过院子，径直走到了她的病房门口，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袋子里装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一个搪瓷盆，一双棉鞋，还有一张发黄的相片——就是她刚送来时手里攥着的那张。老男人告诉她，她叫徐挽。这间房是她和她丈夫结婚时的婚房，他们结婚时就在这间屋里拜了堂。床是那张床，柜子是那个柜子，只是现在全换了。窗帘也换了，以前是红色的，现在换成了淡蓝色。
徐挽问他，她和她丈夫后来怎么样了。
老男人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没说出来。他用指甲抠了抠手指上的老茧，低着头看着地上那些东西。地上的东西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小的坟，她和他丈夫的婚房，她和他丈夫的旧衣裳，她和他丈夫搪瓷盆上那朵褪了色的牡丹花。他们结婚时的家具被卖掉了，婚床被拆走了，被单被烧了。他们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留下，只有那张被水泡过的、泡得模糊的、只能勉强看清两个人影的老照片。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1985年，徐挽与徐安结婚纪念。”两个人都姓徐。
老男人叫徐德厚，是徐挽丈夫的父亲。她丈夫叫徐安，是这对龙凤胎里的弟弟。她叫徐挽，是姐姐。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出生时相差不到半个时辰。徐家是青溪村的大户，世代行医。徐安的父亲徐德厚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母亲在家务农。龙凤胎出生时，母亲难产死了。徐德厚没有再娶，一个人把这对龙凤胎拉扯大。徐安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往镇卫生院跑。徐挽身体好，壮得像头牛。徐德厚说，徐安的命是徐挽给的，没有徐挽，徐安早死了。
徐挽不记得这些。她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像一面被打碎又被重新拼起来的镜子，裂缝密密麻麻，怎么都拼不回原来的样子。她不知道她的龙凤胎弟弟长什么样。老男人说，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徐挽想不出来，她不知道自己的脸是什么样。
徐德厚带来的消息像一把生了锈的刀，把她的脑袋劈成了两半。徐安死了。徐安被车撞死的，在半年前，在马路口，在去给她买生日礼物的路上。那天司机喝了酒，闯了红灯，车速很快。徐安被撞出去很远，落在地上的时候还攥着那个牛皮纸袋，纸袋里是一条围巾。她不知道那条围巾是什么颜色的，徐德厚没有说。
徐挽在那间康复医院的病房里又住了半个月。她每天都会去一楼的活动室，打开那台旧电视。电视机还是那样，雪花点多，信号差，画面时有时无。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还会出现，站在那棵开满花的树下，笑得很腼腆。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她自己。她听人说，镜子和照片是不一样的，镜子里的自己左右相反，照片里的自己才是别人眼中的样子。她分不清了。
她出院的日子定在下周一。徐德厚说他那天来接她，把她带回青溪村。他没有说她以后住哪里，她也没有问。她只是把床头柜里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装进蛇皮袋。搪瓷盆、棉鞋、旧衣裳，还有那张被水泡过的、模糊的老照片。她把照片翻过来，看着背面那行铅笔字，看了一遍又一遍。那行字很淡，铅笔的笔迹已经被水洇开了，只留下浅浅的凹痕。她把那行字念了出来：“1985年，徐挽与徐安结婚纪念。”她的眼泪忽然涌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哭。徐德厚站在身后，说，你们以前的名字不叫徐挽徐安，是后来改的。你们以前叫徐双，徐生。为什么改，他没说。
出院的那天早上，徐挽把那台电视从活动室搬回了病房。不是想带走，是想拆开看看。她想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她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在那棵开满花的树下笑成那样。
她把电视机的后盖撬开了，里面布满了灰，厚厚的一层，像很多年没有清理过。她用刷子把灰刷掉，在电路板的缝隙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张很小的纸片，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折了好几折，被灰尘糊住了。她用镊子把它夹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纸片已经黄了，边角发脆。纸片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很小的时候写的，笔画的边缘像蚯蚓的痕迹。“徐挽徐安，同根同生。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纸片的背面贴着一张一寸照片，很小，黑白，是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她看不清楚，凑近了只看清了那两个婴儿的脸，一模一样的，分不出谁是谁。
她把纸片夹在笔记本里。
出院的那天，阳光很好。她跟在徐德厚身后，沿着医院那条灰白色的水泥路往外走。那棵桂花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花瓣落了一地，金黄色的，像碎金子。她停下来看了一眼，不知道这棵树是谁种的。她只是觉得，这棵树还会在这里长很多年，比她的命还长。
徐德厚在镇上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在她熟悉又陌生的青溪村。那个她曾经生活了很多年的村子，在她记忆里像一团被揉皱的纸。她慢慢在这里住下来，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只是活着，像一株被移植到陌生土壤里的植物。她的记忆像一块被晒干的旧海绵，她把它泡在水里，等它自己慢慢吸水、膨胀，把那些被压缩在细小的纤维里的旧事一点一点地撑开，撑回原来的样子。她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梦。梦里她站在那个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向天空。她推开门走进堂屋，堂屋里没有开灯。她的龙凤胎弟弟坐在那把竹椅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背对着她，低着头，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她走过去，想问他在看什么。她走过去，绕到他前面，蹲下来，看他。
他没有脸。不是没有五官，是整张脸都是模糊的，像被什么东西泡了很久，泡到皮肤都化了，五官都平了，只剩下一片光滑的、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平面。他的手还在，手里捧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脸。不是她弟弟的脸，是她自己的脸，年轻的，没有皱纹的，没有泪沟和法令纹的。她从来没有老过，她的脸停在了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停在了她弟弟死去的那一天。
梦里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他还是忘记他？”
她说要记住。她弟弟的脸就从镜子里浮现出来了，和她的一模一样。弯弯的眉毛，圆圆的杏眼，嘴巴微微上翘，像在笑。那个笑让她想起一个人，那个站在开满花的树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那个在电视机里笑得很腼腆的女人。都是她，都是她的脸，都是她龙凤胎弟弟的脸。她和他共用这一张脸，共用这一副躯壳，共用这具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每一根骨头、每一寸皮肤。她活着，她的龙凤胎弟弟就活在她的身体里，在她的骨头里，在她的每一次心跳中。
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天从她的身体里走出来。她只是觉得，从她在那台旧电视机里看见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她身边了。不是鬼魂，不是幻觉，是他留在这世上最后一点念想，是用她的身体作为容器，把自己从那场车祸里抢救出来的最后一截断肢。她不知道那截断肢还能在她身体里活多久。她只是觉得，从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的那行字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会离开她了。她活着，他就活着。她死了，他就死了。他们共用这一条命，共用这一张脸，共用这具还会呼吸、还会心跳、还会在每一个深夜被梦惊醒的身体。
徐挽又去了医院。不是康复医院，是镇卫生院。挂了个号，拍了ct，验了血。医生说她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她问医生，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医生愣了一下，说这可能是心理问题，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她没有去，她知道那不是心理问题，是她龙凤胎弟弟的记忆还在她脑子里，在那片灰白色的、像旧电视雪花点一样的迷雾深处，等着被她唤醒。她不知道怎么唤醒他。
她翻遍了徐德厚带来的那个蛇皮袋，在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口袋里摸到了这样东西。很小，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片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和从电视机里翻出来的那张纸片一模一样。“徐挽徐安，同根同生。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纸片背面贴着一寸照片，也是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她把这纸片和之前那张并排放在桌上，两张纸片，两行字，两张照片。
婴儿是她，也是他。徐挽，徐安。她在照片背面找到了答案。那行字比纸片上的小得多，写在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的，字迹淡得几乎看不见。她把它举到灯下辨认，唇线翕动，无声地读出了这几个字——“长得一样，谁分得清呢？分不清也好，分不清，她就永远是他的。”
这张脸是她和她龙凤胎弟弟的脸。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这张脸就同时属于两个人了。他们共用这张脸，共用这双眼睛、这个鼻子、这张嘴、这些表情，共用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皱眉、每一次哭泣时的拧巴。她活了这么大岁数，这张脸一直是她的。直到她弟弟死了，她才知道，这张脸也是他的。
她记得自己是谁。她是徐挽，是龙凤胎里的姐姐。她的龙凤胎弟弟叫徐安，比她晚出生半个时辰，比她轻半斤。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睡同一张床，用同一张桌子，同一盏台灯。他们长着同一张脸，穿同样的衣服，剪同样的发型，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村里人分不清他们，老师分不清他们，连他们的父亲徐德厚有时候也分不清。只有他们自己分得清。
徐挽知道哪个是自己。她是左边的那个。徐安是右边的那个。这张照片里，左边的婴儿是徐挽，右边的婴儿是徐安。她不知道这个秘密是在哪一天被发现的。她只是在他死后，在那张被水泡过、泡得模糊、只能勉强辨认出两个人影的老照片里，认出了自己。
她沿着照片上那棵开满花的树的记忆找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那是她很小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在后山玩。那棵老槐树还在，歪脖子，树干上刻着一个字，刻得很深，被树皮包住了大半，只露出一点。她蹲下来，用手拨开树皮，看到了那个字——“生”。不是她刻的，是弟弟徐安刻的。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刻这个字，也不知道他刻这个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她只是用手指描着那个字的笔画，横、竖、竖、横、撇、横。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她的眼泪也落了下来。她想起弟弟，想起他，想起他们在这棵树下一起做过的事。可她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他只是一张模糊的、没有五官的、灰白色的脸。
天黑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下山。那棵老槐树在暮色中孤独地立在那里，像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她把那张纸片从口袋里摸出来，纸片上写着那行字。她把那行字默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到舌头底下泛起那股铁锈腥味。
纸片的背面贴着那张一寸照片。黑白照片很小，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像两颗并排埋在土里的种子。她把那层薄膜揭开了。薄膜底下是胶，胶已经干了，和纸片粘在一起，揭不开了。她把胶水从纸片背面抠下来，指甲缝里嵌进了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
她不知道那些粉末是什么，也许是纸片老化的碎屑，也许是那层胶水干了以后的碎末。她把它放在手心里，那东西凉飕飕的，轻得像灰。她把它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气味。她用舌尖舔了一点，咸的，腥的，像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只是觉得这味道熟悉，好像在哪里尝过，在弟弟摔破膝盖的时候，在她自己摔破嘴唇的时候，在那些她以为早就忘了的日子里。她的身体还替她记着，记着那场车祸，记着弟弟的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来。
她忽然想起来了。弟弟不是被车撞死的，是他替她死的。那辆闯红灯的货车本来的目标是她，弟弟推开了她，自己倒在了车轮下。她倒在路边，头磕在马路牙子上，血流了很多，她的脸上全是弟弟的血。那血是温的，黏稠的，淌进她的眼睛里，淌进她的嘴里，淌进她的记忆深处。她把那些血咽下去了，把他的命也咽下去了。她活了，他死了。她的身体里有他的血，有他的骨，有他的那截断肢。他从车轮下飞出去的时候，把那截断肢留给了她。那截断肢在她的肺叶里，在她的心脏里，在她的每一次呼吸里。她活着，就是替他活着。
徐挽买了两只蛋挞，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吃。第一口是甜的。第二口也是甜的。第三口她咬到了蛋挞皮底下的那层硬壳。壳碎了，碎屑硌着她的牙，她吐出来，手心里是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觉得那味道熟悉。和她从那纸片背面抠下来的粉末的味道一模一样。和她弟弟的血的味道一模一样。
她把这枚蛋挞壳里的粉末放进嘴里咽了下去。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只是觉得她弟弟在等她，等她把那截断肢还给他。
风吹过来，把蛋挞的香气吹散了。她低头看着自己左手虎口处那道弯弯曲曲的红色印痕，那道印痕从她记事起就有了，她以为是胎记。她现在知道了，那不是胎记，是弟弟替她挡车祸时身体被撕裂开的印记。他的身体被撕裂了，她的身体替他记住了那个裂口。那个裂口在她手心里，在那些细密的纹路里，在她每一次握紧拳头时掌心传来的刺痛里。
她把纸片插在树根的泥土里，用树枝拨了拨，泥土把纸片盖住了。明年这个时候，纸片会被雨水泡烂，会被虫子啃噬，会和泥土融为一体。那行字会消失，那张照片会消失。那些关于徐挽和徐安的秘密，会随着这张纸片的腐烂一起被埋进土里。
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喝过那口井的水。她只记得那天在后山，弟弟从那棵老槐树上摔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她帮弟弟擦血，用手指蘸了井水冲洗伤口。井水很凉，凉得她手指都僵了。弟弟的伤口在井水下泛着白，血被冲走了，露出底下嫩红色的肉。那片肉在井水里微微颤动，像一颗刚刚被剥了壳的荔枝。弟弟说他不疼，她不信。
弟弟死后的那个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弟弟坐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杈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捧着一本发黄的相册，低着头翻着。她站在树下喊他，他没有理她。她爬上树，坐在他旁边，看他手里的相册。相册里贴满了一寸照片，黑白的，两个婴儿挤在一起，一模一样，分不出谁是谁。她问他为什么要看这些照片。他没有回答，只是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的男孩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笑得很腼腆。她认出了他，他是她自己，是在弟弟的梦里永远不会老去的他自己。她问他能不能记得她。他没有回答，只是把相册合上，放在她的手里。相册是凉的，可她觉得相册的封皮是温热的，是弟弟残留在上面的体温。她把相册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弟弟从树杈上跳了下去，没有回头。她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应。她低头看着怀里的相册，相册的封皮上写着两个名字——“徐挽，徐安。”她把相册翻开，里面的照片全空了，只剩下一页一页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空纸。那空白的纸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像很多只半闭半睁的眼睛。那些眼睛在看她，她也在看它们。她的眼睛和那些眼睛在黑暗中彼此对望，用那层薄薄的、透明的、像眼泪一样的东西交换着只有她们才能读懂的信息。
她不知道那些眼睛是不是弟弟的眼睛，她只知道，从弟弟从老槐树上跳下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去了一个她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她抱着那本空白的相册在老槐树下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相册在她怀里变成了一摊灰白色的粉末。她用那件白色的衬衫把粉末包好，埋在了老槐树的根底下。
她后来每年清明都会回去看那棵老槐树。树还是那棵树，歪脖子，树干上刻着一个“生”字，被树皮包住了大半，只露出一点。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个字，字是凹下去的，嵌在树皮里。她的手指顺着笔画的轨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摸到那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树皮底下动了。很轻，很短，像心跳。她不知道那是谁的心跳，也许是老槐树的，也许是弟弟的。她把手缩回来，在那棵树前坐了一会儿。
她不知道弟弟会不会从树里走出来。她只是觉得，从他跳下去的那一刻起，他就住在这棵树里了。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的树根底下，在那层灰白色的粉末中，在那行被她一遍遍抚摸的笔画的凹槽里，等着她每年清明回来，把那件白色的衬衫从泥土里挖出来，抖掉上面的土，穿在身上，替他活完这辈子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