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秦国强被押回了专案组临时驻地。
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冤。被押进审讯室的时候，他的头低垂着，肩膀塌着，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一半的骨头。
在废弃厂房里被抓获时，他正把金条一根一根地往背包里塞，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审讯室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把他那张养了七年尊处优的脸照得苍白。他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深蓝色夹克，衣领处露出被汗浸湿的衬衫领子，头发乱成一团，和那些办公室里意气风发的宣传照判若两人。
“秦国强，”江辰在审讯桌前坐下，面前放着一杯什么都没加的温水，“你知道为什么在你小舅子那里找到你吗？”
秦国强没有回答，只是机械地摇了摇头。
“因为你老婆的通讯记录暴露了你小舅子的位置。你关手机是对的，但你老婆没关。我们的技术人员用了半小时就锁定了她今天凌晨和你小舅子之间的一段通话——那段通话里，她让你小舅子‘帮他找个地方’。你小舅子在本地就一个老宅，我们能找到你，不奇怪。”
秦国强抬起眼皮看了江辰一眼，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把你知道的，从头到尾，都说了吧。”
沉默了将近五分钟之后，秦国强终于开口了。
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在讲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但讲着讲着，他的手开始抖了。那是那种克制的、极细微的抖动，像是精密仪器某个零件松脱了。
七年前，秦国强刚被调任厂长，雄心勃勃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头一年他确实也做了不少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市场开拓，厂子效益有过一个短暂的回暖期。但他发现，再怎么努力，自己的月薪加年终绩效也只有三四十万。而每次参加行业会议，那些私人企业老板们一个合同就能赚几百万几千万。
他渐渐觉得，自己管着上万人、一年经手几十亿，却只能拿这点“死工资”，太亏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太傻了，”秦国强看着自己那双曾经签过无数份采购合同的手，“别人能拿的钱，凭什么我不能拿？”
张某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此人是秦国强在行业会议上认识的，表面上是某贸易公司的老板，实际上专做“差价”生意——帮国企高价采购设备，虚高的部分和厂领导按比例分成。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合作。
后来，马文才和朱志刚先后被“拉下水”。再后来，这个四人的小圈子慢慢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操作流程——张某注册空壳公司、安排围标、供货；朱志刚负责操控招标流程；马文才负责审批签字；秦国强在幕后掌控全局。虚高的差价，按四六分成——张某拿四成，秦国强三人分六成。分到秦国强手里的，七年累计超过八千万。
“这些钱，你准备怎么花？”
“没怎么花。大部分存起来了，海外账户里有一些。给我儿子买了车和房子，给我老婆换了辆车，我自己……我自己没怎么花钱。”
江辰看着案卷里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秦国强办公室的书架，书架上整齐排列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手册》《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读本》《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每一本都是全新的，没有翻过的痕迹。
“那架子上那些书，你买来做什么的？”
秦国强垂下头，声音几乎听不清：“那是……上级要求的学习材料。每个人都要摆在办公室。”
“摆着，但不看。对吧？”
沉默。
“你的职工们，七年没涨工资了。你知道厂里有多少职工在兼职开滴滴、送外卖补贴家用吗？”
“知道……我知道。但我不敢改。一旦工资涨上去，利润就下来了，上面考核不过关。这些年厂里的利润报表能维持住，一方面靠压低成本，一方面靠……靠虚增资产价值。那些高价设备，不但能从中套钱，还能帮厂里做大固定资产数值，贷款更容易。”
江辰放下笔，看着秦国强。
“你觉得你的工资少了，于是用这种方法把它‘补上’。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多拿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工人工资、从设备更新、从技术研发这些本该用在刀刃上的钱里，硬生生剜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只比大老板们少赚了点，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赚的是自己的钱，你动的是国家的、是工人的、是老百姓的。”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挂钟的秒针走动声清晰可闻。
“我……我认罪。”秦国强终于说出了这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反而松弛了下来，像是一直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断了。
在他断断续续的口供中，专案组理清了整个窝案的全貌。
这起横跨七年的贪腐窝案，涉及虚高采购合同一百零三份，侵吞国有资产三点二亿元。除了秦国强、马文才、朱志刚和张某这四人核心圈之外，厂里还有十余名干部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利益输送——财务科科长帮忙做假账，技术科科长出具虚假的验收报告，仓库管理员在根本没有到货的验收单上签字……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配合一下”，只是在流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拿了一点“辛苦费”。但当江辰把这十几个人的涉案金额加在一起时，那个数字让在座的所有专案组成员都沉默了——四千七百六十万。
仅仅是这些“配合一下”的“辛苦费”，就将近半个亿。
清晨时分，张某在他的别墅里被抓获。法警从他家天花板的夹层里搜出了超过两千万元的现金和大量金条，还有一个加密硬盘，里面存放着七年里所有围标分账的详细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像一本贪腐的流水账。他比秦国强更会“记账”，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搜查张某别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法警在拆天花板夹层的时候，张某的老母亲突然从卧室里冲出来，拿着一把扫帚打法警，嘴里喊着“你们不能拿我儿子的钱”。
张某在隔壁房间里低着头，不敢看这一幕。被带走时，他母亲还追到门口喊：“儿子，你别怕，妈帮你存的钱都是干净的！”
江辰在张某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今天上午和某个号码的通话记录。通话时间恰好是专案组出发后不久。
张某给这个号码发了一条信息：“今天有人来查，把东西拿走。”
这个号码的主人，经过核查，是驻渝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专案组的人，而是驻渝办的后勤人员，负责车辆调度。
他在几个月前被张某以“帮忙介绍业务”的名义拉拢，此后一直在为张某通风报信。
江辰当即通知钱志强对这名内鬼实施控制。至此，这个窝案从核心到外围，从贪腐者到通风报信者，全部落网。
专案组收网的消息传到厂里的时候，正是上午交接班的时间。
上万名职工聚集在厂区广场上，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自发地从车间里走出来，站在晨光中，看着厂门口那几辆闪着警灯的黑色轿车。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号，只是一片沉默的人群，和偶尔响起的几声被压低到几乎听不到的抽泣。
那位给江辰写信的老高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一顶已经磨得发白的蓝色安全帽，眼睛红了。
他旁边一个年轻工友轻声问他：“高师傅，以后咱们厂会好吗？”
老高没有回答，只是把那顶安全帽戴在头上，用力地正了正帽檐。
秦国强被带离厂区的时候，从车窗里看到了那片沉默的人群。他低下了头，再也没有抬起来。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追回的资金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下，分批退入了这家国企的账户。三点二亿——这个数字比专案组最初估算的还要多。
这些钱，一部分被用于补发工人被拖欠的绩效工资，一部分被用于更新厂里那些已经老化的生产设备，还有一部分被纳入了职工的补充公积金和年金账户。
三个月后，中纪委会同国资委对该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整改重组。新的领导班子由全体职工参与选举产生——这是这家国企建厂几十年来，第一次由工人投票选厂长。
投票那天，江辰收到了老高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厂区广场上摆着一排红色投票箱，工人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把手里的选票投进箱子里。
有人投完票之后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才转身离开。有一位老工人，投完票之后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投票箱前，用手轻轻拍了拍箱子，轻声说了一句：“这辈子第一次选厂长。”
新厂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秦国强办公室里那套真皮沙发搬走，换成了普通的布艺沙发。
第二件事，是把工资表重新核算了一遍，全厂职工平均涨薪百分之十五。
第三件事，是恢复了那个老会计的退休金——五年前因举报秦国强被开除的那个老会计。
新厂长亲自把补发的退休金支票送到他家里，七十岁的老人接过支票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
所有这些消息，江辰都是通过手机知道的。老高每周都会给他发一条短信，告诉他厂里的最新变化。有时是食堂新增了菜品种类，有时是某个车间的设备终于换了新的，有时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厂里给发了奖学金。
最后一条短信只有一行字。
“江辰同志，今年，我们涨工资了。车间里的兄弟们说，今年过年，每家能多买十斤猪肉。”
江辰把这条信息看了好几遍。他没有回复。只是打开手机备忘录，在已经列得满满当当的案件清单最下方，写下了四个字。
“不止于此。”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拿起桌上那份新的案卷。那是刚从中纪委信访室转来的另一份群众来信，寄自某县的一所山村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