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慧敏看了我一眼：“局长，您是不是在想……”
“我先想想。”我摆了摆手。
她没再多说，转身出去了，把门轻轻带上。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微微叹了口气。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根源在哪，我心里也清楚。其实不光教育系统，各基层单位都是如此。如果不是把他们折腾急了，也不会向上面反映问题。
下面基层单位叫苦叫得厉害，但是往上追，追到市一级的职能部门，每个部门好像都有理由——上级有考核、有排名、有通报，不搞点动作怎么证明自己干了活？
于是各种各样的任务、指标、台账、留痕像雪片一样往下飘，飘到最后，全压在教育系统头上。为什么是教育系统？因为教育系统人员占比庞大，除了老师，还有学生和家长，体量多惊人啊！
凡是涉及宣传，投票，统计之类的任务，无疑压给学校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教育系统是最软弱的职能部门了，学校好欺负啊，老师听话啊，家长更听话啊。
这些问题，其实我之前在教育局任职的时候，就有思考过，只不过当时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罢了。
下午五点多下班，回到家时，陈婷已经在了，围裙系在腰上，正在厨房切菜。乐乐在房间里写作业，门虚掩着，隐约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我换了鞋，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她切菜。手法很熟练，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
“今天回来的挺早啊！”她头也没抬，随口跟我说。
“哎！烦死了，今天家长群里任务就没断，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儿呢？”我掏出手机递过去，“你看看。”
她擦了擦手，接过手机，翻了一下群消息，脸色慢慢沉下来。
“这么多任务？”她也有些吃惊。
“我大体算了一下，乐乐班里五十二个孩子，五十二个家长，每个人都要拍照、打卡、填表、截图。我算了一下，光完成今天这些任务，每个家长至少得花一个半小时。”
“你算得没错。”陈婷把手机还给我，继续切菜，但节奏明显快了，“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仅这个暑假期间，市教育局接到的非业务性文件就有一百多份，涉及二十三个市直部门。
政法委、文明办、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消防支队、交警支队、妇联、团委……谁来都能给我们派活儿。
安全教育、禁毒宣传、反邪教、垃圾分类、防溺水、心理健康、普法教育、近视防控、口腔健康、脊柱侧弯筛查……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每一项都要学校组织、老师落实、家长配合。
开学的时候做一次亲子问卷调查，中间还不定期地要拍照打卡、截图上报。”
“你们局长怎么说？”
“局长？”陈婷切菜的刀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些，“他能怎么说？他去找过分管副市长刘建明，刘市长也很无奈，说这些工作省里有考核、有排名，市里的部门压力也大，不往下推怎么办？让局长多理解理解。”
我沉默了。
“张宇。”陈婷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叹了一口气。“我在教科所还好一点，你不知道现在基层学校有多难。我前几天去江海一小调研，校长跟我倒苦水，说上学期光是迎接各种检查、评比、验收就用了四十多天。
四十多天啊，一个学期才多少天？老师们的精力全花在做台账、补材料、应付检查上了，备课的时间都得加班挤。
有个年轻女老师跟我说，她上班三年，光各种系统账号就注册了二十多个，每个都要填表、上传、截图，她有时候半夜做梦都在填表。”
她说到这里，重重的把菜刀拍在了案板上。
我耸了耸肩，对于她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有所了解，基层老师的工作最为琐碎，不好干啊！
她沉默了几秒，继续吐槽道：“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吗？那些往教育系统摊派任务的部门，他们根本不在乎学校有没有真的做了这些事。他们只在乎你有没有拍照片，有没有填表格，有没有发公众号。假的也行，补的也行，只要留了痕，就算干了。”
“我知道，都有苦衷。”我说。
“你不知道。什么苦衷啊！”她有些气愤，盯着我语气冷冷道：“你张宇是搞监察的，你见的都是大案子大贪官，这种小问题你根本看不上眼。”
“我看得上。”
她愣了一下。
“陈婷，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因为我看上了。”我看着她的眼睛，“省厅转下来一批信访件，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在想怎么入手。”
她愣了一下：“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转身继续切菜，这回节奏缓了下来，嘴角带着一点笑模样。切了两下又回过头：“你别光说不动，形式主义这个东西根子深得很，你一个监察局副局长，能翻出多大浪？”
“我试试看吧！其实形式主义这个问题不光存在于教育系统，其他基层单位都有这些问题，而且很严重，不整治，真的不行了。”
两天后，我带队下乡巡查，目的地是西陵县的柳河镇。
柳河镇是一个偏远乡镇，离市区开车要两个多小时，比我老家还要远。同行的有苏慧敏和监察一室的几个年轻干部。
苏慧敏今天穿了一身深色的职业套装，头发盘起来，显得特别干练。车上，她翻着举报材料跟我汇报：“柳河镇的线索不多，主要是几个人去楼空的问题，还有一个扶贫车间涉嫌套取补贴的举报。不过这次下基层，邱市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多听听基层干部的声音，不光是查案子。”
到了柳河镇，我们分了两组。我带一组去看那个扶贫车间，苏慧敏带一组去走访几个村的群众。
扶贫车间在镇子东头，原是个闲置的村小，后来改成了做来料加工的厂房。车间的牌子很新，“柳河镇就业帮扶车间”几个大字在阳光下亮得晃眼。但车间里只有七八个工人在干活，机器有一半没开。
车间主任姓周，四十多岁，满脸堆笑地迎出来：“张局长，您辛苦了辛苦了，快里面请。”
“周主任，车间现在有多少工人？”我边往里走边问。
“一百二十多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占了六十多个！”周主任声音很大。
我身后的年轻干部小赵拿出本子开始记。
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墙上的管理制度、考勤表、工资发放表。表很全，贴在墙上的工资表显示大多数工人的月收入在三千以上。但我在车间里看到的七八个人，干的活儿都很简单，根本不像是有三十多人同时在生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