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继续翻那堆文件。
他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手绘的地图，标注着“坑道掩埋区域”。那几张图上用红笔画了几个不规则的圆圈，散布在矿洞深处和冶炼厂外围的不同位置。每个圆圈旁边都标了一个数字，从“第一坑”到“第四坑”，数字后面跟着估算的容量：八百，一千二，一千五，一千九。加起来，是五千多人的容量。
可档案里记录的损耗人数，远远不止五千？
他放下那几张图，仰头看了一眼头顶那条从裂缝里透进来的天光。天光灰蒙蒙的，什么温度都没有。
林墨又从文件堆里抽出另一摞。这摞文件用麻绳捆着，绳结已经松了，他一抽就散开来，纸页哗啦啦地铺了一地。他蹲下来，一张一张地捡，捡到第三张的时候，手停住了。
那是一张单独的报表，标题写着“作业事故速报”，用油印机印的，字迹虽然模糊但还能辨认。表格不大，分了几栏：日期、地点、事故类型、伤亡人数。他一行一行往下看。
昭和十七六月十七日，第三坑道东段，冒顶，死亡十一人，伤六人。
昭和十七月四日，第二坑道岔口，塌方，死亡二十三人，伤十四人。
昭和十七月二十二日，第一采掘面，瓦斯突出，死亡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
昭和十七九月九日，运输巷道，矿车脱轨，死亡七人，伤十一人。
昭和十七十月三日，第三坑道西段，冒顶，死亡十九人，伤八人。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采掘面，塌方，死亡二十八人，伤十五人。
他翻过一页。昭和十八年一月的记录更密了。一月七日，冒顶，死亡十四人；一月十九日，塌方，死亡二十二人；二月二日，瓦斯爆炸，死亡四十一人；二月十八日，冒顶，死亡九人；三月五日，塌方，死亡十七人。
每一行数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潦草的“已处理”字样，像是有人在报表上随手批注的。处理的方式大多写着“就地填埋”或者“转入废坑”。没有人被送出去。没有家属被通知。没有抚恤。伤者如果能继续干活就继续干，干不动的就变成下一张报表上的“损耗”。
他又从纸堆里抽出几张类似的报表，有些是油印的，有些是手写的，有些干脆就是铅笔草草记在一张撕下来的纸头上。日期从昭和十八年春天一直排到昭和二十年夏天，几乎每个月都有。事故的原因五花八门——冒顶、塌方、瓦斯、透水、矿车碾轧、高处坠落、机械绞伤。有的月份只有两三行，有的月份密密麻麻写满了一整页。
一张特别潦草的记录上，没有表格，只是一段手写的文字，字迹倾斜得厉害，像是在颠簸中或者极度疲惫时写下的：
“七月九日。第三坑道大冒顶，作业面完全塌死。当班四十六人，救出十一人，其余三十五人均被埋。监督官下令不再挖掘，直接封闭该段。余问是否继续搜救，答曰：塌方区太大，继续挖费时费力，不如放弃。”
三十五条命，换一车矿石。
没有落款。这段话写在了一张工程图纸的背面，纸角上还有油渍和泥点。林墨把这张纸也收进了背包里，跟那本日记放在一起。
后面还有更细的记录，是维修队的工时表，上面标注着某个坑道什么时候加固过，什么时候换过支柱。有些表格的备注栏里用红笔写着“作业面失稳，弃用”或者“透水严重，封闭”。这些被“弃用”和“封闭”的作业面里埋了多少人，报表上没有写，也许是因为救不出来了，也许是因为干脆没打算救。
有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从文件堆里掉出来，他捡起来展开一看，是一份手绘的矿洞平面图。图上用黑线画着坑道的走向，用红点标着曾经出过事故的位置。那些红点密密麻麻，像是谁在图纸上撒了一把红色的碎屑，集中在几条主要的采掘面上，几乎连成了一条线。他把那张图跟之前找到的“坑道掩埋区域”图对照着看，红点和圆圈有重叠的地方，也有分开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是事故后直接填埋的，分开的那些，是后来枪杀之后集中掩埋的。
两种死亡，两套记录。一套是“事故”，一套是“处理”。可在那些纸面上，它们只是不同类型的墨迹，不同颜色的标记。一万人也好，两万人也好，在这堆发黄的纸页里，都只是数字。
“这山底下到底埋了多少？”赵刚问。
谁都知道，具体的数字根本无从考证。
——被封死的巷道里，塌方的岩层下面。上万人，被分散埋在这座山肚子里的不同角落，有的被鼠群啃成了碎渣，有的被填进坑道深处永远封存，有的甚至连一块骨头都没留下，化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林墨重新翻开那本日记，翻到最后几页。那个日本军官在日记末尾写了一段话，语气已经近乎癫狂，字迹扭曲变形，有些地方甚至是在纸上反复描画，把纸面都戳破了：
“余今日方知，此地不洁。万人之血浸透岩层，万人之骨撑起坑道。余每夜梦游，见无数黑影立于床前，无声无言。余不敢闭眼。余不敢独处。余已不知余为何人，余已不知余在何处。余只知，余之双手，永世不得洗净。”